民国十五年秋，先师讲学清华，会万国考古学会会长瑞典皇太子东来，万国考古学会开会欢迎之。先师在欢迎席上，讲演此题，当时用英文发表，此篇则其中文底稿也。事前先师口述，传儒笔记，又经先师亲手校改，今手泽犹新，而先师之墓木拱矣，悲夫！

民国二十年三月廿日，周传儒补志。

我不是考古学的专门学者，实在不配讲这个题目，但是因为万国考古学会会长、瑞典皇太子殿下，光临敝国，同人为表敬意起见，嘱我把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稍为讲讲，表示欢迎之意。我勉强把我所知道的，略说几句，恐怕有许多错误的地方，还望各位原谅，并请各位指教。

考古学在中国成为一种专门学问，起自北宋时代，约当西历十、十一两世纪。那个时候，中国的印刷术，已经发明了，而且很进步。中国还有一种专门技术，塌本，把纸蒙在古器物上头，能够把上面的文字花纹，及其他的模形，都摹印出来。这是宋朝已前，早经发明的。一般学者，对于古器物的研究，便利了许多。而且这种知识，可以普及。所以在那个时代，有几部很有名的著述，到现今还存在。

一，当时大政治家兼大文学家欧阳修的《集古录》（《四库总目》称嘉祐六年成书，即一○六一年）。是书搜罗许多铜器刻文，石器刻文。有些是他自己所收藏的，有些是他自己所亲见的，通通摹写上去，还加了许多考证。

二，赵明诚及其夫人李清照 （中国女子会填词的第一个女文学家）合著的《金石录》（《四库总目》称绍兴中一一三一 —一一六一表上于朝）。是书体例，与欧书大致相同，不过搜罗更较完备得多。

三，薛尚功的《钟鼎彝器款识》（据曾宏父《石刻铺叙》，以绍兴十四年即西历一一四四年镌置公库）。是书专限于钟鼎文，与欧赵两书不一样。欧赵两书石刻多，钟鼎少，是书石刻少，钟鼎多。而且钟鼎原器的款识，照原样摹写出来，是这书特色。

四，王象之的《舆地记胜》 （自序作于嘉定辛巳，即西历一○四一年）。这是一部地理书。一地方之后，附录舆地碑目，对于石刻所在的地方，载得很详细，为后来分地研究古物的先导。

五，聂崇义的《三礼图》（《四库总目》称太祖时诏颁行，九六 ○ —九七五）。是书专画古代器物的图形，自祭祀的器物，常用的器物，以至衣服宫室，应有尽有。虽然不能说全都依照原物摹画，但每样都是用过一番很细密的工夫去考证，然后才描出来的。

六，李诫的《营造法式》（《自序》称哲宗元符三年作竣，即西历一一○○年）。是当时一种建筑术，不过对于古代的宫室考据得很详。

七，吕大临的《考古图》（《四库总目》称书成于元佑壬申，即西历一○九二年）。是书系将古代钟鼎彝器，按其状况，令良工绘画，不失毫发。纵有文字脱落的器物，仍将式样绘出保存。收藏人的姓名，皆载在图说的头上，或标目的下方。铭识古字凡有异同的，都加以训释考证，有不识得的，都附在卷末以示存疑。

八，王黼的《宣和博古图》（《四库总目》称书作于大观初，即西历一一○七年）。是书搜集历代自钟鼎至弩机等共七百十七件，鉴一百一十三件，共八百三十件。所收皆天府藏器，由皇帝及精通籀学之士，共同讨论训释。考证虽非尽善，形模一点不差。音释间或有错误的地方，字画完全仍旧。后代的人，可以根据他的图画，考知古代鼎彝的状况及文字。所以是书在考古学上，很有价值。是书从前极难得，现在才印出来。我打算送瑞典王太子殿下一部。

从上面八种书看来，可知在北宋时代，这门学问，极其发达。假使能够继续发达下去，到现在不知道进步到什么程度了。可惜南宋中叶约当十二、十三两世纪 （一一一七 —一二七五）以后，降至元明两代，学风丕变，学者趋重玄谈方面，讲哲学的人很多，对于这种事业，不大注意，所以衰微下去。到清初又重新恢复起来，乾隆中叶，西历一七六五年前后，渐渐有人注意了，还不很盛。我们看《四库全书总目》，关于金石书籍，不过五十八种，金石目三十六种，存目二十二种。

由乾隆中叶以后，直至现在，一百五十年间，这种学问有很猛烈的进步，而且分科研究一天比一天精密下去。著名的学者，已故的如阮元、翁方纲、王昶、孙星衍、钱大昕、瞿中容、李宗瀚、吴荣光、鲍康、陆耀遹、黄易、陈介祺、吴式芬、刘心源、吴大澂、王懿荣、端方、吴云、潘祖荫、武亿、严可均、张廷济、李遇孙、刘喜海、徐渭仁、杨守敬、毕沅，现在的如罗振玉、王国维、马衡，这些都是很著名的考古学家。此外还很多，不必细举了。

这一百五十年来，关于考古学的著作，数目的增加，实在可惊。据我所看见过，认为很有价值，已经成书的，不下四百种。此外散在文集里的单篇，关于一部分的考据那种文章，更不计其数。这类著作，大都依着欧、赵、薛诸人的规模，不过编制较为精审，分科亦很细密。或将器物的文字，全数录出；或将器物的原形，照样摹写；或划分种类，专编目录，在目录中，记年代，记地方，记何时出土，何地发现，或已失去，或尚保存，诸如此类，记载得很为详细。有许多著述，专记一个时代，如像《两汉金石记》之类，不止两汉，历代都有。有许多著述，专记一个地方，如《两浙金石录》之类。地方的分类，有分到极细，专记一县的。还有许多著述专记一种金石，或专记所刻书籍，或专记钟鼎，或专记古钱，或专记古印章，分门别类，样样都有。所以近百五十年来，这种进步，实在猛烈，回看北宋时代的著述，反觉得很幼稚了。

我把他们所研究的对象，用来作分类的标准，大概可分四大类。

甲.石类。

乙.金类。

丙.陶类。

丁.骨甲及其他。

以下分四类物，略加说明。

甲.石类。在中国考古学中，以这类为最大部分，资料极其丰富。现今所存的石刻最古的，要算周宣王 （西元前八二七至七八八年）的石鼓了。鼓共十个，有一个毁去半边，现陈列在北京孔庙的大门内。其次要算秦始皇时候 （西元前二四六至二一○年）的六个纪功碑，分摆在直隶、山东、浙江等处地方，可惜现在六个碑都已佚了。只有山东泰山那块碑，还剩下十个大字，存放在泰山一个古庙中。西汉前一世纪的石刻，留传得很少，现存的不满十种。东汉 （后一、二世纪）以后，渐渐多起来，降至六朝隋唐 （三、四、五、六世纪）那就多极了。近代的石刻，现今研究这派学问的人以为价值甚小，没有多大注意，研究的集中点，还是在唐朝以前那个时代。这种石刻，主要的部分，可以分为下列数种：

一，石经。汉熹平，魏正始，唐开成，五代时的蜀国，宋嘉佑，南宋高宗，清乾隆，都有石经。汉、魏、蜀石经都已亡佚了，不过留下些断片。现存的石经，在陕西西安府学有唐朝开成时代 （西历八三六 —八四○年）所刻十二经，在北京国子监内有清朝乾隆 （一七五○年后）所刻十三经，这都是儒家经典。此外，佛家石经在山东、河南等处磨石而刻的很不少。现存最大部的是离北京西北七十里，有个大房山，里边有七个洞，把五千卷的佛经，用二千三百余块大石头刻起来。始于北齐迄于辽，前后费了四百年的工作，然后刻成。

二，纪功纪事碑。或记载某时代、某种功德，或记载某种大建筑，或记载某人的事业。有的是起一个亭盖上他，有的是放在大建筑的院子里或其他地方。

三，墓志铭。这种东西，都是行葬礼的时候用的，埋在地下。墓志铭上面，记载墓中人一生的事业，一生的经营。

四，造象。此类作品，以六朝隋唐间 （三、四、五、六世纪 ）最多，因为那时佛教很盛，所以刻佛像的风气很盛行，到现在留传下来不少。

五，石画。或者画在大建筑内，或者画在坟墓中，或者画在桥梁下，大概一种故事，有的刻旁的花纹，表一种象征的意思。

上述五种，不过略举梗概，其他刻石的东西尚不少，或在井上，或在桥上，常常有许多刻石，留传下来。不过讲石刻的大宗，仍要算前面那五种，尤以墓志铭及造象为最多。因为墓志铭埋在地下，所以陆续出土，每年出土多少，现在虽无统计，但迟一年，就多一年。又因造像刻在悬崖上很高的地方，比较不容易损坏，借此保全下来的很多。这些石刻我们都用特别的塌本技术摹塌下来。一个学者，尽管坐在屋内，仍可搜罗完备，所以研究这门学问，很为方便。

他们研究的成绩，有下列几项 ：

一，因为这种石刻，历代都有，所以要研究历代文字的变化，可以看得很清楚。而且中国人，以写字当成一种美术看待，许多有名的字，都可保全下来，所以要研究一时代一时代的书风，亦可以看得很清楚。

二，许多古书，传下来的文字，有错误或异同的地方，在各时代的所刻的石经，或石碑及墓志铭所引经典，都可以用来作为校勘的材料。

三，许多过去的历史事迹，有遗漏的加以补充，有错误的加以改正。关于历史上事迹的考证，这种工作，为这派学者最用力的地方，材料亦很丰富，成绩亦很优良。

四，很古代的画，没有法子找寻，但汉代以后的石画，还可以略窥端倪。因为有这种石画，可以看出汉朝以后的画风。而且在他们所画的东西上，可以看出当时的器物及衣服。又在他们所画的故事上，可以看出神话的心理。

五，还有一种造象，可以看出一时代一时代雕刻的变迁。他们所造的象，又因时代而不同，历代信仰的变迁，亦可以由此看出来。

六，还有许多特别的石刻，可以因之看出外来宗教之派别，就是已经衰微的宗教，亦可追寻出来。如景教流行中国碑，具载基督教的一支流行中国的原委，下段附有叙里亚文，尤为全世界所罕见。又如开封挑筋教所立寺，有明正德六年 （西一五一一年 ）佚碑，可证犹太教入中国之久。

七，还有许多边界刻石，如东部的丸都纪功刻石 （魏正始间 ），新罗真兴王定界碑 （陈光大二年 ），平百济碑 （唐显庆三年 ），西部的裴岑纪功刻石 （汉永和二年 ），姜行本纪功碑 （唐贞观十四年 ），北部的苾伽可汗碑 （唐开元二十三年 ），南部的爨宝子碑 （晋大亨四年 ）等等，可以看出外族与中国交涉之事迹，有助于考史最大。

八，前述的景教流行中国碑，载基督教传入中国的事迹，而九姓回鹘纪功碑 （中、突厥、粟特三体 ），又载摩尼教所以由中国输入回纥的原故，可以说明东西文化的关系。其余，唐蕃会盟碑 （中回两体 ），关特勤碑 （中突两体 ），可以看出西域为东西媒介在中国文化之重要。

九，许多已经死去的文字，靠这种石刻，我们可以再读。如居庸关城门洞内，刻了许多画，还带着六种文字，近人考订一为汉文，二为西夏文，三为蒙古国书拔合思巴体，四为畏兀吾文，五为梵文，六为藏文。他如莫高窟造象记，其字迹及年代，亦与居庸关刻石大致相同。西夏文字、蒙古国书等文字，因为与梵文、汉字并列，可以复活认明出来。

十，有许多很奇怪的刻石，记载契约条文。在内地各省，这种买卖田地的契约，现在发现者很多，可以看出古代民法实在情形。如长庆会盟碑用中藏两国文字，刻出双方所订条约的原文，可以看出当时国际交涉的法律。又此种碑刻，有当时官名人名的音译，可以看出唐时的古音。

上面所举十宗，不过简略的表明，做这种工作，对于历史上及文化上裨益很大。同石刻相类的东西，还有一宗，现在已经成为专门的研究，就是玉。因为中国用玉用得很古，而且所刻花纹很多，可以用玉的式样及花纹，来定他的时代，亦于考古上有关系，这是要附带说明的。

乙.金类。金类的东西，包括铜铁两项，而以铜为主体。因为铁器容易坏，所以存者不多；铜器比较坚牢，能够耐久，所以留传者极多。最古的铜器，有三代时候的东西，下至秦、汉、魏、晋、隋、唐，无代没有。以前的人，不肯十分注意，所以出土的东西，散佚者甚多。近来对于古物的兴趣增加，鉴别的能力，塌印的本事，亦远非前人所能及，散佚的，就比较少了。这类器物，主要的部分，又可以分为下列数项 ：

一，钟鼎文。在夏殷的时候铸造钟鼎之风盛行，所以这类器物很多，最主要的，就是祭品。有作祭礼用的，亦有作陪嫁用的，古代很看重这种东西，所以说，“君子虽贫，不鬻祭器。”我们看春秋时代，许多战争同媾和，都以这种东西作条件。所谓“迁其重器”这类事实，异常之多。古代的钟鼎，陆续出土，陆续丧失去了。我们把宋代欧、赵、薛三书所载，合算起来，有六百四十三件 （根据罗振玉雪堂丛刻所列 ）。其中存留者极少。但后代陆续出土的为数很多，清代著录所存，共有二千六百三十五件 （根据雪堂丛刻 ），这些都在民间。宫庭中所藏，尚不在此数，想来还要多些。武英殿、文华殿及故宫博物院各有一部分，目录还未编好，此刻尚不能尽举其数。这种东西，十之八九，在孔子以前，文字很难读，现因学者努力的结果，几乎全部可通了。关于研究古代文字的变迁，研究中国文字的源流，这是极重要的资料。其中文字，比较简单者多，约占十之八九；长篇者少，约占十之一二。我们因为能读这种文字，对于孔子以前的历史可以校正许多，对于历史上的大事，可以补充许多。还有一般社会上的经济状况，或民法方面的契约，很可以在里边看出一部分来。所以近六七十年，研究金文的功作，比研究石刻更努力，而且研究金文的效果，比研究石刻更多。

二，古钱。古钱的研究，在考古学中，由附带的研究，变为独立的专科了。现在搜罗古钱最丰富的人，不同样的钱，在七千种以外。据说最古的，有五千年以前的东西。这话我虽不相信，但减少一点说，三千年或者二千五百年的钱，当然是有的。我们看那种古货币，即中国古代交易的媒介物，可以推想到那时的经济状况。中世近世以后，一时代有一时代的钱，每一皇帝即位，另铸新钱。所以看这种钱，质之美恶，量之大小，工作之精粗，各时代的经济状况，都可由此看出。还有他们收罗古钱的人，对于外国输入的货币，亦很注意，不特可以看出本国的经济状况，并且可以看出四围外族同我国的贸易状况。

三，度量衡。现今所存的古度量衡，有秦权秦量、汉建初尺、新莽始建国尺、晋前尺、汉量、汉钟、汉钫、汉斛，中间除权是金石并用外，其余都是金属。我们可以看出历代度量衡的变迁，最重要的是尺，因为汉尺、晋尺，可以推算周尺是怎样，所以研究古器物、古模型，可以得精确的标准。譬如研究古乐器，一面得着晋前尺，一面又得晋的笛谱，我们可以根据尺，依着谱，做晋朝的笛子，与晋人所作一样。

四，古印。古印有官印、私印两种。现今收藏古印，亦成为专门学问了。收藏最多的人，种类在一万以上。对于这种，可以看出古代官名，史书上不载者，印里边得着很多。地方名字有更改者，亦可由古印中考出。这些都是主要的用处。还有一种附带的用处，就是中国人把刻印看为美术的一种，刻图章的人，因为古印的发现，有所观摩，艺术因而有大大的进步了。

五，镜。中国古代无玻璃，都用铜镜，直至唐宋铜镜还是很盛行，元明以后，渐渐消灭了。现在搜罗铜镜的人，种类不同者很多，因为没有统计，一时举不出数目来。我们研究铜镜，看它的花纹，一时代与一时代不同，镜上所刻动植物，亦不一样，可以看出雕刻风的转移，亦可看出中国同外族往来的状况。因为受外族的影响，技术上有很大的变迁。

这五样为铜器的大宗，此外零碎的东西很不少。如兵符，秦有虎符，唐宋有鱼符。从前调兵两地分符，一半放在地方上或将军身边，一半放在皇帝那里，要调兵时，把这一半拿去合那一半去。符的制度和形状，一时代与一时代不同，拿来研究，很有趣味。又如殷周的雕戈及矢镞，或有文字，或无文字。将各种兵器，作时代的比较，很可以看出一部分战争的情形。后代兵器用铁，铁难保存，所以毁坏了的很多，然铜的戈矛箭镞，尚有一部保存，再如魏汉晋间的弩机，其构造又与前代迥异，亦为考究古代战争情形的好资料。

丙.陶类。陶器可以分为两大时代，就是近代的磁器与古代的陶器。近代磁器，另外是一种专门学问，属于美术方面的研究，此处可以不讲。古代陶器，又可分为古陶、砖瓦、模范、明器数种。在考古学上，以前两种关系最大，后两种关系较轻。

一，古陶。磁器以前的古陶，近来陆续出土的很多。山东方面从前齐鲁的地方及直隶易州，新出土一种陶器，多属钟类乐器镫类 （祭器 ）及壶类 （酒器 ），大都破碎，完整者甚少。上面刻有文字，不与普通钟鼎文字相同，近人考订为战国时文字。有地名，如某某里，及工人名，如某某人，惟不能认识的字还很多。这类陶片，正在研究中，将来能够完全认出来，一定于考古上帮助很大。此外秦时的度量衡，亦有用陶器做成的，上面有文字者，尚可识别。

二，砖瓦。最古的瓦，可以上溯到秦朝。战国时候的秦人所用的瓦，现今尚可觅得。西汉时代瓦最多，其上间或印有年代，所以一望而知。至于砖，那更普通了。历代大建筑所用的砖，都是文字，并标明年代。现代搜罗这种古砖，已渐渐成为小小的专门学问了。

三，模范。古代铸器物所用的模范，现今尚有一部保存，最主要的，就是货币的范。汉代的范，间或可以寻得到，后代的范，则很普通。还有最初制造活字版的范，留传的亦很多。最古的，可以上溯至五代。范的搜集，与砖瓦一样，亦成为专门研究了。

四，明器。明器，是死者殉葬所用，如俑之类，近来出土的很多。我们看俑的样子，及所穿衣服，里边很有研究的余地。近代出土的明器，以六朝及唐为最多。服妆有点与西洋人相仿佛，面貌亦深目高鼻，不似汉人模样，可以看出古代中西交通的痕迹，可以看服妆上所受影响。其他的器物，奇怪者颇多，为研究古代社会风俗的绝好资料。

丁.骨甲及其他。自汉以来，一般学者对于三代知识，率皆模糊，不甚了解，各种纬书又多怪诞不经的学说，难以凭信。自有骨甲出土，然后殷朝事迹渐有一部明了。又西域方面，向来认为无甚文化可言，自有竹简发现，然后西域对于中国的关系，逐渐认为重要。以下分为两段，略加解释。

一，骨甲。考古学界，最近有一种很大的兴奋，就是光绪二四、二五两年 （西历一八九八 —一八九九），在河南安阳县治西五里，即殷墟，出土一大批的骨甲。现在流到欧洲去的很多。中国方面，则罗振玉、刘铁云搜罗亦不少。这种东西，初出土的时候，大家不知道作什么用，文字亦难识别。后来经几个大学者努力研究的结果，总算认得大半。于是中国小学界 —即文字学，起一大革命。从前臆断许多造字的原意，臆断错了的，都可以得相当的改正。还有许多历史上重大事实，古书上记载大略，令我们看不懂的，或者认为很荒唐的，都可以得相当的补充及证明。这种东西，孔子所不曾见的，我们居然看见了；孔子所不知，我们知之；孔子说错了，我们校正。此外则古代的社会风俗、制度、心理，亦可推想许多出来。关于这种文字的研究，现尚在进行中。我们希望再加努力，果能全部认出，所得当不只此。

二，竹简。自从英人斯坦因 （ Stein）往西域考查古物，于新疆及中亚细亚一带发现许多竹简，就是所谓“流沙坠简”。这种竹简，大概都运往欧洲，欧洲人倒是很有研究。我们看竹简上的记载，与中国有关系的地方很多。最古起两汉，最近到六朝。综合研究，一面可以多了解西域情形，一面可以多了解当时的制度风俗。

石类、金类、陶类、骨甲及其他，这四大类，不过举其重要的部分，据我感想所到，略说几端。其他还很多很多，我不是专门家，用不着多讲。总计近百五十年来，因为努力研究的结果，进步很快，虽然所用方法，不过是中国旧有的老法子，在学问上的贡献，已经不少了。中国考古学界，过去的情形，大致如此。

不过据我看来，考古学还是很幼稚，前途可以发展之处正多，应当努力之处亦不少。从今后，应当本着两个方向，往前工作去。

第一个方向是发掘。从前这种古器物的出土，都是碰机会，偶然发现出来，宝贝已经很多了。往后要进一步，作有意识的发掘。这类工作，中国完全没有。近来欧美学者，到中国来作有意识的采掘，成绩很佳，于是中国学者，亦感觉有自动采掘的必要。假使中国真有采掘学者，真心要想采掘，下列几个地方很可以值得注意 ：

一，新疆。近来欧美学者，在新疆方面很用功，已经有很好的成绩了。不过据我看来，蕴藏尚富，可以采掘的地方，还很多。因为那边是沙漠，变迁剧烈，一个古城，极容易被风沙湮没下去。《汉书·西域传》与《唐书 ·西域传》不同，《唐书 ·西域传》又与今日的西域不同，其中的原故，可想而知。假使有具体的计划，大规模的用功，将来所得的古物，一定比今日还多几十百倍。

二，黄河上游。黄河上游一带，古代人多穴居，直到现在，此类穴居的人，还是不少。那边土质又疏松，容易奔裂，我们想像这带地方湮没下去的城市、庐舍、人畜定不少，所以可发掘的地方，一定异常之多。

三，黄河下游。因为历代的黄河，常有溃决的祸患，所以沿河两岸，湮没的地方不少。最大的证据，即如民国八年，（西一九一九 ），在钜鹿地方，发现一所古城，位于今城下面约数丈，里边有宋朝徽宗大观二年 （西一一〇八年 ）的石刻，可知是大观以后湮没的。我们得了这所古城，好像意大利得着潘沛依 （ pompii）一样，古代的风俗制度的状况，以及其器物技艺的变迁，都可以看出来。黄河下流，被湮没的城，决不止这一个。将来作有意识的发掘，一定还可以发现很多。

四，古代坟墓。极古的坟墓，还有许多的的确确知道在什么地方，不过中国以发坟为不道德，养成风气，难以骤改。将来慢慢改变过来，则有名的坟墓，都可以次第发掘了。民国五年 （西一九一六年 ），在广东发现南越王赵胡的坟，其中有各种古物，可惜都四处散失了。最有发掘价值的，莫如曲阜孔陵，因为中国人尊孔，保全得极好。不惟孔子，连孔子的子孙，历代都葬在这个地方，一点没有搬动。如把孔子及孔子子孙的坟，通通打开，历代情形，可以了如指掌。那简直是一个极好的博物院，数千年的历史，全在里边了。

此外古代的大城名都，或经兵燹废为故墟，若用人力，稍为采掘深一点，可以得出很多古物来。不过这种事业，很不容易举办。因为经过的地方很广，乡下农民，又多迷信，阻力一定异常之大。一面要等到教育普及，一面要等到政治修明，才能往下做去。现在只能培养人才，预备工具，以后碰着机会，立刻可以举行。

第二个方向是方法进步。以前考古学所用的方法，全是中国式。自从欧、赵以后，遗传下来，不过时时有所改良而已。此种方法，好处甚多，然亦不算完全。我们希望将来，全国高等教育机关，要设考古专科，把欧人所用方法，尽量采纳。

一，旧方法的改良。例如从前利用器物上的花纹文字，以断定他的年代。这种方法，当然十分精确，不过遇着器物上没有花纹文字，那就没有办法了。今后应当在他的质料、形状、色泽上寻出标准，纵然没有文字花纹，亦可以推定他的年代。

二，新方法的引用。例如有地质学的知识，可以用崖层状况，以判定时代的早晚。有人类学的知识，可以考出头颅骨骼的派别。这类科学，于考古方面，直接间接，裨益甚大。我们一面要得前人所未得的资料，一面要用前人所未用的方法，从荒榛断梗中，辟出一块田园来。

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作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极高的位置。现今青年学者，很有许多人在这方面做工作。正好全世界考古学泰斗瑞典皇太子殿下到中国来，我们希望给我们以很好的指导，给我们以充分的帮助，必能为考古学界开一新纪元。这就是同人这一点欢迎的意思。

1926年 10月 26日《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