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习俗道德。——与人类千万年来的生活方式相比，现代人生活在一个相当不道德的时代：习俗的势力惊人地衰落了，而道德感又变得如此精细和高高在上，以至于它们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随风消逝了。因此，我们这些后来者，要想获得关于道德起源的真知灼见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即使获得了，也张口结舌，说不出来：因为它们听来粗鄙！或者因为它们好像有辱道德！例如下面这主要命题：道德完全是（也就是说只是）对作为行为和评价的传统方式的任何可能习俗的服从。哪里不存在传统，哪里也就不存在道德；传统决定生活的程度越少，道德世界的范围也就越小。自由的人就是不道德的人，因为他在一切事情上都自己做主而不肯依赖传统：所有原始状态的人类都把“恶”与“个别”“自由”“任意”“非常”“不经见”“不可测”等等当作一回事。以这些初民社会的不变标尺衡量，如果一行动之发生不是传统使然，而是出于别的动机（比如对个人有用的动机），甚至哪怕是出于最初缔造了这一传统的那些动机，它就应该被称为不道德，而行动者自己也感觉它不道德：因为行动者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服从传统。何为传统？传统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权威，人们之所以听命于它，不是因为它的命令对人们有好处，而是因为它命令。——对于传统的这种感情与一般的恐惧感区别何在？它是对一种发号施令的更高智慧的恐惧，对一种不可理解的无限力量的恐惧，对一种超个人的存在的恐惧，——一种迷信的恐惧。——在古代社会，举凡教育和保健，婚姻，医疗，建筑，战争，农事，说话和沉默，人与人以及人与神的交往，全都属于道德的范围：它们要求个体服从指令而不考虑作为个体的自己。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一切皆为习俗，谁想超越习俗，他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去成为立法者、巫师和某种半神之人：也就是说，他必须自己动手创造习俗——一件可怕的、有生命危险的工作！——谁是最道德的人？首先是那些最经常服从律法的人，恰如那些婆罗门，他们随时随地不忘律法，所以总是能够找到将律法付诸实施的机会；其次是那些在最困难情况下也服从律法的人。人们认为，最道德的人即为习俗做出最大牺牲的人。但问题在于，什么才叫最大牺牲？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了几种不同的道德类型；但最经常服从道德和最难以服从道德之间的分别，仍然最重要。关于那种以对习俗的最困难实践作为道德标志的道德学说，让我们不要错认它的动机！自我克服之所以必要，不是因为它可以给个体带来有益的结果，而是因为只有这样，习俗和传统才能不顾个人的一切愿望和利益而形成支配：牺牲个人——这就是习俗伦理的无情命令。另外一班道德家，追随苏格拉底的脚步，教个人自制和禁欲，作为维护个人利益的手段和用来打开幸福之门的私人钥匙，则构成例外——如果从我们的观点看并非如此，那是因为我们正是在他们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全都走上了一条新道路，被所有习俗道德代表看作十足的恶人，——他们割断自己与群体的联系，成为不道德的人和最深刻意义上的坏人。同样，在每一个真正的、规矩的罗马人眼中，所有“汲汲于其一己之拯救”的基督徒都是恶的。——在一切存在着群体并因而存在着习俗道德的地方，都可以看到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观念，认为对于伤风败俗行为的任何惩罚，针对的都首先是有关群体：这是一种人们如此诚惶诚恐地加以探究，而其表现形式和限制条件又如此难以理解的超自然惩罚。群体可以强迫个体为其行为造成的直接伤害赔偿另一个个人或整个群体，也可以因为假定个体的行为使神的震怒降临群体而对个体进行某种报复，——但无论如何，群体都首先将个体的罪过感觉为其自身的罪过，将对个体的责罚作为对其自身的责罚承担起来。——“每个人心里都在悲叹，如果放任这种行为，习俗将不再成其为习俗。”每一种独特行为，每一种独特思考方式，都唤起了恐惧；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由于总是被别人——以及确实也被他们自己——当作坏人和害群之马，那些稀少的、杰出的、有创造力的心灵忍受的折磨是难以想象的。在习俗道德统治下，每一种创造才能都不得不背负起良心的十字架；直到现在这个时刻，最优秀的人一直生活在一片本来不应该那么暗淡的天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