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对待道德的态度。——德国人有能力成就一番大事，但他很少愿意成就一番大事；由于懒惰的天性，他总是能服从就服从。在某些时刻，当他不得不自我依靠和抛开懒惰，当他不再能像一个零一样消失在一串数字中（在这方面他比一个法国人或一个英国人要逊色得多）——他的力量油然而生：这时他变得危险、恶毒、深刻和大胆，他那一直沉睡着的力量苏醒过来，使别人（甚至也使他自己）难以置信。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德国人开始服从他自己——这是极不寻常的——他以一种与他以前服从国王和他的公职一样缓慢、死板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服从他自己，因此，正如我们所说，这时的他完全可以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儿，与他过去所假定的“性格软弱”的自我迥然不同。然而，一般来说，他害怕自我依靠，害怕发凡起例：德国人所以需要那么多官吏和墨水，原因就在此。——他与轻举妄动格格不入，对于轻举妄动来说，他是过于小心翼翼了。但是，在全新的环境使他从昏睡中惊醒之后，他几乎是轻举妄动的。新环境的陌生和新鲜感使他感到陶醉，飘飘然忘乎所以——在自我陶醉方面，他可是一位行家里手！因此，我们看到，目前这个时代的德国人在政治上几乎总是轻举妄动的，虽然即使在这里，人们通常也总是理所当然地假定，德国人仍然带有彻底性和严肃性的长处；然而，尽管他在与其他政治力量周旋时可能充分利用这些长处和假定，但使他心中充满欢乐的却是，他觉得自己终于可以纵情、任性和敢于创新，可以随意更换人物、党派和希望，仿佛他们仅仅是一些面具。——那些训练有素的德国学者，迄今被视为最具德国性的德国人，过去是并且也许现在还是优秀的德国军人的真正兄弟，同样根深蒂固地和几乎孩子气地易于服从一切外在事物，同样不得不经常独立负责，回答科学中的许多问题：只要他们能够保持他们的骄傲、单纯和耐心，只要他们能够保持他们那不受风云变幻的政治狂热影响的自由，我们就可以期待他们大有作为：像他们现在这样，或者像他们过去那样，他们乃是某些更高事物的萌芽。——德国人（甚至他们的学者也不例外）的真正长处和短处在于，他们比其他民族更爱好迷信和渴望信仰；他们的恶习一直是他们的酗酒和自杀倾向（这表明了他们的精神的沉重，这种沉重很容易促使他们自暴自弃）；他们的危险在于一切束缚理智和放纵情感的东西（例如，音乐和精神麻醉品的过量使用）：因为德国人的情感是一种对自己不利的因素，像一个醉汉的情感一样是自我毁灭的。热情本身在德国比在其他地方价值要少，因为德国人的热情是无结果的热情。若德国人做了什么伟大事业，必在艰难、牺牲中，在刻苦、紧张思考以及经常是心胸开阔的状态下。——他们确实是值得关注的，因为几乎每一个德国人都可以给予某种东西，只要我们知道如何使他发现这种东西，找回这种东西（德国人本身是乱糟糟的）。——现在，如果这样一个民族开始考虑道德，什么样的道德会使他满意？它的第一个要求必然是，在这种道德中，它对于服从的衷心愿望应该变成一种理想。“人不能没有某种他可以无条件服从的东西。”——这是一种德国情感，一种德国式推理，在德国的所有道德教导的深处，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情感和逻辑。整个古代道德留给我们的印象是多么不同！所有希腊思想家，无论作为个人是多么千差万别，作为道德家却都像一位体育教师，他对他的学生说：“来，跟着我！照我的要求做！这样，也许有一天你就会在全体希腊人面前夺冠！”个人成名，——这是古代人的道德；悄悄地或公开地顺从和追随——这是德国人的道德。——早在康德及其绝对命令很久以前，路德就基于同样的感情宣布说，必定有一种人对之可以信任的绝对存在——这就是他的上帝存在证明；与康德相比，路德更粗糙和更大众化，他要人们无条件服从一个人格，而不是一个概念。不过，康德之所以绕道道德，最终也还是为了达到对于一个人格的服从：这是典型的德国人的崇拜，在宗教崇拜越来越少的今天更是如此。希腊人和罗马人在这方面的感情是不同的，他们肯定会对这种“必定有一存在”的说法嗤之以鼻：由于他们的南方的自由情感，他们反对任何“绝对的信任”，并在内心深处保留着对一切——无论神、人还是观念——的某种最后的怀疑。他们的哲学家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以至于说“没什么是值得崇拜的”——他认为这句话包含了整个哲学。而一个德国人叔本华在相反的方向上走得这样远，以至于说：哲学就在于崇拜（admirari id est philosophari）。但是现在，如果像有时发生的那样，德国人需要再次进入能够完成伟大事业的状态，那又如何？如果不服从的非常时期突然来临，那又如何？——当叔本华说，德国人超出其他民族的唯一长处是，在他们中间有比其他地方更多的无神论者时，我并不认为他是正确的——但是我知道，当德国人能够干一番事业时，他总是使自己超于道德之上！他难道不应该这样做吗？现在有新的事情等待他去做，也就是说，等着他去命令——无论是命令他自己还是命令其他人！但是，他的德国道德并没有教过他如何去命令！德国道德已经完全忘记了如何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