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与恶是迄今最未受到充分思考的题目：一个永远让人感到太危险的题目。良心，名誉，地狱，有时甚至还有警察，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与费厄泼赖不能相容；在道德面前，就像在任何权威面前，人是不许思考的，更不许议论：他在这里所能做的只有服从！只要这个世界存在一天，就不会有权威愿意自己变成批评的箭垛；将批评的刀斧加诸道德，把道德看作一个问题，看作值得怀疑的：好啊！这不就是过去所谓不道德吗？这不就是今天所谓不道德吗？——然而，道德不仅使用各种恐吓手段，使批评之手和刑具不能加诸其身：她的安全更有赖某种勾魂艺术，对这种艺术，她运用自如——她知道如何“迷人”。由于这种艺术，她通常只要秋波一转，就会使批评意志瘫痪，甚至投入她的怀抱；在某些时候，她甚至知道如何使批评者反戈一击，像蝎子一样把毒刺刺入自己的身体。道德自古以来就擅长摇唇鼓舌：没有哪个演讲者，包括我们今天的演讲者，能离开她的帮助。（看看我们的无政府主义者怎样演讲吧：为了说服别人，他们说起话来是多么道貌岸然！最后他们甚至自称起“正人君子”来了。）哪里存在着演讲和劝说，哪里道德就表现为一切艳妇娇娃中最迷人者和——这一点就我们作为哲学家来说是更重要的——哲学家的真正的喀耳刻。为什么柏拉图以来的每一位欧洲哲学建筑者都劳而无功？为什么他们郑重奉为“比青铜更久远”（aere perennius）的一切都摇摇欲坠或已经躺在废墟之中？那种直到今天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回答是多么不得要领：“因为他们全都忽略了这样一种建设的先决条件，没有考察基础，对理性进行批判。”——这就是康德的著名回答！他并没有因此使我们现代哲学家脚下的土地变得更结实一点、更可靠一点！（——而且请想一下，所谓一种工具应该批评它自己的有效性和适用性，所谓理性应该“认识”它自己的价值、能力和界限，这种要求不是颇为奇怪吗？它甚至不是有点荒唐吗？）正确的回答其实是：包括康德在内的所有哲学家都是在道德的驱使下工作的；他们表面上追求“确定性”“真理”，实际上追求的只是“宏伟的道德大厦”：再次借用康德的天真自白说，他那“不辉煌但并非无价值”的工作和劳动的目的，就是“为那宏伟的道德大厦平整和夯实地基”（《纯粹理性批判》，II，页257）。可惜，他的目的未能实现！我们今天不得不说，恰恰相反！康德如此热心向善，无非因为他是那比任何其他世纪都更盲目而热烈的世纪的儿子，以及幸而还是这个世纪的某些更有价值的方面的儿子（例如他在其知识理论中大量采用的感觉主义）。道德毒蜘蛛卢梭同样盘踞在他的心头，道德狂热主义的观念同样使他坐立不安，而这种观念的执行者、卢梭的另一个学生——即罗伯斯庇尔——对此直言不讳：“在地上建立智慧、正义和道德的王国”（de fonder sur la terre l’empire de la sagesse, de la justice et de la vertu，1774年6月7日演讲）。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心怀这样一种法兰西狂热主义，他不可能以一种比康德更少法国味、更彻底和更“德国化”——如果“德国”一词今天仍然可以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话——的方式进行工作：为了给他的“道德王国”开辟地盘，康德认为除了安置一个不可证明的世界，一个逻辑的“彼岸”之外别无选择，——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需要他的纯粹理性批判！换句话说，他本来是不需要它的，如果不是有一件事儿对他来说如此重要和刻不容缓：使他的“道德王国”成为理性攻击不到的，最好是理性把握不了的——因为在他看来，事物的道德秩序在理性攻击面前无险可守，全无屏障！面对自然和历史，面对自然和历史的全然非道德性，康德像每一个真正的德国传人一样，是悲观者；他信仰道德，不是因为自然和历史证明了道德，而是因为他决心置自然和历史的一再反驳于度外。为了理解这种“置之度外”，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另一个伟大的悲观者路德身上的某些相似之处。路德曾以他特有的大胆告诫他的朋友：“如果可以通过理性理解降下如此多苦难和灾害的上帝的仁慈和公义，我们干吗还需要信仰呢？”“因其荒谬我故信之”（credo quia absurdum est）：这种推论对每一个真正的罗马人来说都是反圣灵的罪过，但从来就没有什么比这种玩火的推论更能刺激和“打动”德国人的了。正是由于这一推论，德意志逻辑第一次进入了基督教教义史：即使一千年后的今天，我们这些德国人，我们这些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已没落了的德国人，仍然在黑格尔当年用以帮助德国精神征服欧洲的著名辩证法的背后嗅到了某种真理，某种真理的可能性：“矛盾推动世界，一切事物都自相矛盾。”——因为，即使在逻辑领域，我们也是悲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