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面子”这个词，但真正思考这个问题的人并不多。鲁迅先生在《说“面子”》一文中这样写道：“面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不想还好，一想可就觉得糊涂。它像是有好几种，每一种身价，就有一种“面子”，也就是所谓“脸”。这“脸”有一条界线，如果落到这线的下面去了，即失了面子，也叫作“丢脸”。不怕“丢脸”，便是“不要脸”。但倘使做了超出这线以上的事，就有“面子”，或曰“露脸”。

古代有个叫四大人的绅士，有钱有势，人们都以能够和他攀谈为荣。有一个专爱夸耀的小乞丐，一天高兴地告诉别人道：“四大人和我讲过话了！”人问他：“说什么呢？”他答道：“我站在他门口，四大人出来了，对我说：滚开去！”

这是笑话，是形容小乞丐的“不要脸”，但在小乞丐本人看来是自己获得了不一般的“面子”。中国也有句俗语：“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可谓是对好面子者形容得淋漓尽致。有些人甚至把面子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当然人不能不要面子，做人就应该讲面子。但问题是，我们最容易把面子与尊严混淆。面子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它只是一种感觉，一种心理虚荣、狭隘的表露。它不完全同于尊严。尊严则是一种内在的修炼，它是靠一个人的行为、实力和道德品质来赢得的。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会因别人没有答应你某些事，或是所谓不给台阶下而伤及到你的面子了。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方面，讲究“面子”有助于在社会上形成互相尊敬的风气，也有助于人们自身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讲究“面子”，如果讲究不当，则会阻碍着我们前进的步伐。

晚清时候，曾有一个美国的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在熟悉了中国人的行为习惯后，他说：“中国人是按戏剧方式来思考的。在复杂的生活关系中，恰当地做出这样的戏剧行动，就叫有‘面子’。如果使他们失败，忽视他们，打断他们的表演，就叫‘丢面子’。一旦正确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面子’是一把可以打开中国人许多重要特性之锁的钥匙。”

这是西方人对中国人的“面子”问题的理解，“面子”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人的通病，事实上世界上哪个国家的人都爱听恭维的话，但古今中外的名家对中国人的讲究“面子”作过不同程度的论述，却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爱“面子”确实已成为了中国人的特性。

宋朝的王安石和司马光曾因政见不和而反目成仇。有一回，洛阳国色天香的牡丹花开，包拯邀集全体臣僚饮酒赏花。席中包拯敬酒，官员们个个善饮，自然毫不推让，只有王安石和司马光酒量极差，待酒杯举到司马光面前时，司马光眉头一皱，也就一饮而尽，轮到王安石，王执意不喝，全场哗然，酒兴顿扫。

司马光大有上当受骗，被人小看的感觉，于是喋喋不休地骂起王安石来。一个满脑子知识智慧的人，一旦动怒，开了骂戒，比一个泼妇更可怕。王安石以牙还牙，祖宗八代地痛骂司马光。自此两人结怨更深，王安石得了一个“拗相公”的称号，而司马光也没给人留下好印象，他忠厚宽容的形象大打折扣，以至于苏轼都骂他，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司马牛”。

但是到了晚年，王安石和司马光对他们早年的行为都有所后悔。大概是人到老年，与世无争，心境平和，世事洞明，可以消除一切拗性与牛脾气，而达到面子学所提倡的至高境界。

王安石曾对侄子说，以前交的许多朋友，都得罪了，其实司马光这个人是个忠厚长者。司马光也称赞王安石，夸他文章好，品德高，功劳大于过错，仿佛是又有一种约定似的，两人在同一年的五个月之内相继归天，“拗相公”和“司马牛”尽可以在天国里和和气气地做朋友，吟诗唱和了，因为那里是面子学的最佳境界，什么政治斗争、利益冲突、性格相违，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

王侯将相也难免讲究体面。故意令他人颜面扫地，只会使潜在的矛盾激化而已。所以为人处世当中，我们不应该将自己的面子看得太重，只有懂得去适当地维护别人的面子，才会赢得别人的尊重，在办事的时候有回旋的余地，游刃有余。

曾有位不太爱面子的智者说，大街上有人骂他，他连头都不回，他根本不想知道骂他的人是谁。因为人生如此短暂和宝贵，要做的事情太多，何必为这种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浪费时间呢？

这位先生的确修炼得颇有境界了，知道该要什么面子和不该要什么面子，知道什么事情为了面子应该认真，什么事情可以丢弃面子，对面子不屑一顾。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需要经过长期的修炼。如果我们明确了哪些事情可以不认真，可以敷衍了事，我们就能腾出时间和精力，全力以赴认真地去做该做的事，我们成功的机会和希望就会大大增加；与此同时，由于我们变得宽宏大量，人们都会乐于同我们交往，我们的朋友就会越来越多。社交的成功也就会带来事业的成功。

我们既然明白了面子不等于尊严的道理，就更应懂得面子是只有舍得给，才会赢得多。曾国藩曾说过：“给别人一个面子，自己也会觉得很有面子。”要真正做到不较真、能容人，也不是简单的事，需要有良好的修养，需要善解人意，需要从对方的角度设身处地地思考和处理问题，从而多一些体谅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