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众表达能力的重要性

表达是人类的存在方式，人类的任何行为都离不开表达，学习、劳动、恋爱、结婚、生子、寻医、问药、娱乐、休闲……都在直接或间接地进行着表达与接受表达。人类通过表达寻找朋友、打击敌人、提出诉求、了解彼此，并形成共同体，人类社会是一个表达的共同体，它是通过表达建构起来的共同体。

表达不仅是一种需要，还是一种能力。表达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人类一出生，没有生产能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没有生活能力（不会吃饭，只能喂奶），但他首先获得了表达的能力，那就是最基本、最原始的表达——哭。婴儿用哭，传达他的饥渴冷热，宣示他的吃喝拉撒，提出需要，提醒服务。

只要是能力，就有大小之分，就有强弱之别，就需要培养，就需要教育。人类的表达能力，特别是人类的公众表达能力，是教育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与人类的生产能力、生存能力、生活能力、学习能力、研究能力、创造能力、审美能力等，一起构成人类教育体系的基础内容。

演讲能力就是人类公众表达能力中最重要的一环。成功的演讲，可以激发斗志，可以抚慰创伤，可以拯救国家，可以改变历史。人类的日常生活也离不开演讲，婚礼讲话、葬礼悼词，有公开的场合，就有演讲。演讲能力，是人类公众表达能力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又是培养人类公众表达能力最重要的手段。公众表达能力则是公民的核心竞争能力之一，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国民整体的演讲能力，是评价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标准之一。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人普遍不太善于说话，特别是不擅长在公众场合说话，我们的商界精英也普遍缺乏演讲训练，口才好的普通人更是凤毛麟角。我们中的很多人，包括名人明星，都常常吃不会说话的亏，更何况是不大需要公开讲话的普通民众！

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技能，公众表达能力不能先天获得，它是教育的产物。这个教育可以来自家庭、社会，但公认的最好形式是学校。遗憾的是，中国的教育系统普遍忽视了对公众表达能力的培养，在中国的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里，系统化、制度化的演讲教育几近空白，宏观上没有立法要求，微观上缺乏课程体系。目前大学的专业设置中，既没有专门针对演讲的专业设置，也没有与演讲相关的学位。

二、中国高校演讲教育的现状

我们从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两个维度来考察中国演讲教育的现状。

作为专业教育的演讲教育在中国问题较多。中国的大学没有全球通行的演讲专业院系，与其能沾上边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播音主持专业（有意思的是，与中国遍地开花的播音主持专业相对比，美国没有播音主持专业）。但这些以培养“职业说话人”为目标的专业院系，其演讲教育处在不尴不尬的境地。人们普遍诟病的是中国的播音主持人，不需说话只需背稿，需要即兴说话的时候，只有在娱乐节目中负责逗乐的时候。一些优秀的主持人则往往非科班出身，他们的成功，来源于自学成才或社会和家庭的教育，最便捷的学校专业教育却付之阙如。更荒唐的是，播音主持院系的毕业生中，仅有极少数人能进入电台、电视台从事播音主持职业，大量的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生，却无法专业对口，他们受到的播音主持训练，没有用武之地，而社会更需要的公众表达能力，却又不在他们的课程体系中，他们成为这种教育模式的牺牲品。即便如此，开设播音主持专业的院校仍然只增不减，形成恶性循环。

再看演讲教育的通识教育领域，情况也不容乐观。引领中国传播学领域的著名院系，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其本、硕、博培养方案中几乎没有和演讲有关的基础必修课甚至选修课，这和国际顶级新闻传播学院的课程设置形成巨大的落差。有些高校则克服重重困难，开设了演讲课。以广州市为例，八所开设中文类院系的高校中，有三所高校将演讲课程定为学院的选修课，其他学校则均把演讲列为学校公选课。遗憾的是，教学中理论占大部分，以碎片化的经验介绍与主观感受为主，轻视方法，忽略体系，讲空道理，轻视实务操作，应用性不强，无法真正根据中文类院系学生的特点设计相关的训练，难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自主性。这些演讲教育简单依赖于多读多看的积累，依赖于学生的灵感与悟性，始终没有建立在科学的、系统的训练体系上。[4]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认识到演讲教育改革重要性的高校，开始创新试验演讲教育。比如南京医科大学开设了“成功演讲技巧”的选修课，设计了命题演讲、即兴演讲和自我介绍等几种演讲形式，吸收全球知名的“国际演讲会（Toastmaster International）”[5]的培训特色，引入时间观念，要求每项活动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每个学生一学期平均有四到五次演讲机会，演讲形式中包括演讲评价，这要求学生以所学到的知识，带着专业的眼光去评价同学的演讲。此外，还在课堂模拟面试情景，分自我介绍和问题回答两部分。[6]其教学相较传统的中国演讲教育确实有相当大的进步，实践的比重大大加重，尤其是引入演讲评价对于调动学生课堂参与度和培养学生判断力有积极意义，但这种简单的培训模式套用，存在片面性弊端，既没有把演讲教育置于深广的学科知识图谱中，在应用场景与社会适应中，也显得单一，与国际化演讲教育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综上，中国高校的演讲教育无论在专业教育，还是通识教育方面，都处在空白或起步阶段，在整个教育体系中，一直属于弱势群体中的弱势，边缘板块中的边缘。近年来，中国高校演讲教育出现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演讲教育的认识偏差。这是中国高校演讲教育不发达的根本原因，轻视、误解，导致对演讲教育的投入不足。

（2）演讲教育没有“身份证”。这是中国高校演讲教育的关键问题。在当代中国，演讲既没有进入教育管理部门官方的专业目录，也没有相应的学位。在中国特色的教育模式下，没有得到官方的认证，就容易被边缘化。

（3）演讲教育没有理论支撑。中国的演讲教育缺乏一套科学的理论体系，缺少标准、规范的权威教材。官方的学科目录中，无论是演讲学，还是演讲教育学，没有任何一个关于演讲的学科，这也导致CSSCI等期刊目录没有收入研究演讲的专门期刊。发表核心期刊论文，是高校老师评职称的必由之路，刊物的缺失极大地挫伤了高校教师的积极性，无法形成演讲教育的学术共同体。

（4）没有完善的师资配备。由于没有学科设置，没有相应的职称评价体系，没有独立的教研室，也没有规范的师资培训。师资力量相对薄弱，教师编制不足甚至空白，教师教学和科研热情不足。

（5）没有科学的课程体系。课程设计自由性大，主观性强，一旦内容空泛，就会与生活场景和实际应用脱节。

（6）没有标准化的评估体系。缺乏一套对公众表达能力做出评价的评价标准，从而做到因材施教。

（7）学生观念出现偏差。要么轻视对公众表达能力的培养，要么将演讲误读为一种出风头的行为。即使有小部分学生重视，也认为演讲能力可以自学成才，可以通过学校社团进行提高，不需要建立在科学的训练体系上。

三、中国基础教育中的演讲教育现状

演讲教育应该从小抓起，但是不少中国人把口头表达能力看成是艺术的能力，而中国的艺术教育中音乐教育和美术教育长期独大。尽管近年来提倡“素质教育”，但还是培养了一大批只会读书应考，最多能弹琴、会画画的所谓人才，这些人才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不善于表达。中国演讲教育的这种困境表面上出在对艺术教育的理解偏差上，骨子里却是对公共教育的理解偏见。

令人欣喜的是，演讲教育在一些中学的语文课堂中开始焕发生机，比如浙江省嘉兴市嘉善一中，为我们展示了中学语文课堂上丰富多彩的演讲教育形式[7]：

朗读教育，包括人称互换法、板块式朗读法、想象朗读法，旨在唤醒学生的情感。

辩论课，通过紧扣热点的课堂辩论，帮助学生明辨是非，不仅融洽师生关系，还活跃课堂气氛。

课前五分钟演讲，演讲主题包括新旧课之间巩固与衔接、推荐优秀文章、名家作品等，演讲框架包括篇名、作者、内容概括、精彩片段及赏析、推荐原因等，旨在拓宽学生阅读视野，提高文学修养。

复述式演讲，比如运用第一人称复述《桃花源记》，旨在提高学生阅读理解能力与写作水平。

扩展式演讲，比如扩展《陋室铭》内容并复述，旨在提高学生语段赏析能力。

描述式演讲，比如用第一人称改写《春望》，联系生活实际，表达思想情感，旨在发散学生的联想，提高学生的想象力。

解说式演讲，即对一件艺术品进行现场解说，演讲者注意到了用语的准确性，如“约”“似乎”等词的运用，且在这段话中运用了列数字的说明方法，将事物清晰地呈现在听者脑海里，旨在提高学生对说明对象的理解力。

如此的教学试验，让学生通过积极筹备每周的演讲，提高了学习主动性；在一次次训练中，学生逐渐形成自己的演讲风格，自我意识增强；一些处于语文“休眠状态”，即缺少语文学习兴趣的学生在课堂上开始活跃起来。在正确的演讲理论指引下，学生听说读写方面的能力得到提升，他们持之以恒地进行顽强刻苦的实践和锻炼，树立起挑战精神，即敢于向名家挑战、向困难挑战、向生活挑战的精神，还形成阶段性的总结与反思，提高了学生的品质与修养。

遗憾的是，这样的演讲教育在中学语文课堂的创新试验仅仅是牛刀小试，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及，我国的中小学演讲教育始终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

演讲教育要在语文教育中才能生存，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治本的方法是让中国的演讲教育走出被归类为“艺术教育”的尴尬，成为和艺术（包括音乐、美术、戏剧）教育平行的基础教育课程。

四、美国演讲教育的概况

搞好中国的演讲教育，借鉴是最好的方式之一。我们必须了解世界上最好的演讲教育在哪里、是什么，然后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采取拿来主义。这样一来，美国的演讲教育便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

美国有着发达的演讲教育体系，美国演讲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从未间断，在托儿所就开始培养学生课堂表述和辩论的能力，给孩子们很多当众表达的机会，让他们针对某个问题各抒己见，谈谈自己的经历，或者跟别人辩论。[8]截至2015年，美国有45个州立法将传播课程列入12年义务教育（K-12）。[9]自1970年起，美国每隔五至十年进行一次全国基础传播课程普查，报告显示，自1970年到2016年（1974年除外），公众表达是最受欢迎的大学入门课程类型，其中，最新的第九次普查（2016）中60.8%的高校将公众表达作为入门课程；第二受欢迎的是混合型课程，该课程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公众表达。[10]与此同时，将公众表达作为通识教育入门必修课的大学比例也在稳步递增，分别为2006年的50.2%、2010年的60.5%和2016年的79.4%。[11]

演讲涉及非常多的学科：戏剧、表演、文学、修辞、传播、医学，演讲教育在这些学科间游离，既做了专业教育，又做了通识教育。演讲教育一直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通识教育的科目，它在当代美国高校占有不可撼动的地位。[12]作为专业教育，在美国也有先进的教育模式。为培养以说话为职业的专门人才，美国高校的演讲教育游走于戏剧教育和传播教育之间，特别是得益于发源自美国的人类表演学的推动，无论是戏剧艺术教育，还是传播教育，它都走在时代的前列。演讲教育为适应时代需要，在跨学科中汲取营养，最终又促进了演讲教育的自我发展和社会影响。

美国不仅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上重视演讲教育，其校外辅导课程、演讲机构、培训班、工作坊、大师班在演讲教育领域也日臻完善，形成了学界、业界遍地开花的景象，即便是公众表达的发音发声训练，也有相关教师的资格认证班。

五、小结

以上讨论，概括起来就是几句话：公众表达能力的培养很重要，中国的演讲教育很薄弱，美国的演讲教育很发达，中国要提高公众表达能力的培养，值得向美国演讲教育借鉴。

要借鉴别人的经验，首先就要了解别人，研究别人。

所以，本书的研究对象聚焦于美国的演讲教育，研究任务就是寻找培养公众表达能力的解决方案。

本研究可以表述为一种参照系的研究，就是把美国的演讲教育，作为中国演讲教育的一个参照系来研究。

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借鉴，但如何借鉴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这里要避免两个问题，一个是避免不能准确地认识美国的演讲教育，二是避免虽然认识正确，却不能有效地为我所用。前者要避免的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盲人摸象，捡到篮子里就是菜。后者要避免的是水土不服，食洋不化，照葫芦画瓢，邯郸学步，特别要注意的是，演讲教育绝不只是简单地上几堂演讲示范课，开几个学术研讨会，和几个业内同行交流，看几个视频就能学会的，演讲培训是一整套有严密逻辑关系的公众表达的具体训练方法。作为一项技能的培养，表达能力，尤其是口头表达能力，应该摒弃“得其道而不得其术”的虚空，重视方法及其体系。具体到本研究，对美国的演讲教育的借鉴，如果仅仅是引进几个概念、一些观念，那是不够用，甚至不管用的。

电视台节目模式的运作实践给了本研究一个启示。一个国家的电视机构如果原创出一个好的节目，就会有专家论证这个节目是否可以复制到其他的国家，不仅第三世界的国家购买节目模式，发达国家如美国也购买节目模式。节目模式都是在成功的电视节目基础上生成的，没有不成功的节目模式，因为只有成功，才能成为节目模式。引进节目模式，对于引进国家来说，减少了试错的成本，减少了水土不服的概率。引进节目模式，并非购买成片，而是购买一档节目的版权，然后制作自己国家/地区的版本播出。核心在于一档节目的创意，而不是这档节目本身（不是制作完成后的节目），节目模式提供完整的节目制作指导蓝本。“电视节目模式通常意义上指将成功的电视节目的叙事方式（如故事表达、人物设置、流程推进、后期效果）和运营运作等进行归纳总结，从而固定下来的一种可供推广的模板。”[13]节目模式，不是几个新概念、一些新观念、一组新方法或者一种新思维，就可以称之为节目模式。一个节目的诞生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点子到完整的创意方案，这个阶段是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是想象和创意化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创意方案到一套规范的操作方法和制作流程，这个阶段是把创意工业化，是实现和规模化的阶段，在西方，这一阶段的操作文本称为“节目模式圣经（TV Format Bible）”。这个“圣经”包括一套完整详细的节目制作手册，其中有内容要求，如节目脚本、版块、流程、对节目参与人的要求等，有技术配备，如视音频、灯光、摄影棚、舞美和音乐设计、后期特技等，有节目制作进度、财务预算，以及法律甚至保险等方面的文本。

节目模式给本研究最大的启发，就是既然美国的演讲教育非常成功，我们就可以参照电视节目模式的方法，研究美国演讲教育的模式。因此，本研究不是简单地研究美国演讲教育的现象或者历史，而是要把它成功的教育模式总结出来，这个模式是由知识图谱、框架结构、流程规范与操作手册组成的。它既要反映美国演讲教育的灵魂，又要是可以拿来的实务借鉴。

综上所述，以培养公众表达能力为研究目标，以美国高校演讲教育为研究对象，以美国高校演讲教育的模式为研究重点，这就是各种缘起给本研究指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