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7年，施保次乌上校——维吉尼亚的前任州长，当时的邮政总局局长，因不满意费城邮务代办在处理账册方面的疏忽失职，而革了他的职，之后提议我继任。我欣然接受。后来我发现这个职位对我大有裨益，虽然它的薪水很少，但是它为我与他人的通信提供了便宜，进而间接地提升了我所办报纸的质量，因而使得报纸的发行量增加，吸引了更多的广告。基于这一连锁反应，使得这一职位大大地增加了我的收入。与此同时，作为我多年劲敌的那家报馆却相应地衰败了，记得当年他在担任邮务代办期间曾禁止骑师给我递送报纸。当我任职时，对他这曾经的行为并没有进行报复，因为这一职位所带来的收益已使我心满意足了。会计在生活中是相当有用的，过去的费城邮务代办没有对会计给予相当的重视，而给自己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年轻人应该谨记这个教训，我们将来如果替别人办事，就该把财务理得一清二楚，规规矩矩地上缴款额。做到这一点，他的品德就是他最有力的推荐书，可以为他谋到更好的职位，招来更多的生意。

我开始把精力稍稍转移到公共性质的事物上了。我先从小事入手。费城的巡逻制度是我认为急需加以整顿的事项之一。巡逻原由各区的警官轮流负责，警官预先通知若干户主在夜里跟他一起巡逻，那些不愿巡逻的人每年必须出6先令，才可以免去这一差事。这些钱原本应该用于雇用替代人来巡逻，但实际上却没有被用于此，这就使得警官这一职位成为一个肥缺。警官们常常收罗一些乞丐无赖，给他们喝点酒，叫他们一起去巡逻，但有一定地位的户主却不愿与他们为伍。巡逻制度也常常被忽略了，那些巡逻的人大多数的夜晚是在喝酒中度过的。为此我写了一篇论文，准备在社团内宣读，指出这些不正常的情况，特别强调警察征税的问题，他们征税的时候不问纳税人的经济情况，一律征收6先令，这样有失公允，因为对于一个穷苦的寡妇而言，她需要保护的全部财产加起来恐怕也超不出50镑，而她所付的巡逻税却和一个万贯家财的富商是一样的。

总的来说，我提出的巡逻是较为有效可行的，即雇用适当的人稳定地从事巡逻工作；对费用问题我也提出了较为公平的解决办法，即按照财产的比例课税。经过社团内部会员同意后，这一观点下传给了各分社团，暂作为各分社中的倡议。虽然这一计划并未立刻实行，但在变革人们的思想观点上起到了准备作用，也为日后相关法律的通过铺平了道路。那条法律通过后，我们社会员的地位日渐重要了。

大概就在这时候我写了一篇论文（先在社团内部宣读，后来发表了），论及酿成火灾的各种疏忽和防火须知，并劝人们小心火烛，大家都认为这是一篇好文章。因此，为了迅速扑灭大火以及在发生危险时相互协助搬运和保管货物，我酝酿了组织消防队的计划。有13个人愿意参加这一组织。根据我们的协议，每一队员必须长期备有一定数量的皮水桶、结实的袋子和筐子（以便装货物）；一有火灾就必须立刻把它们运到现场。我们还决定每月开一次讨论会，讨论和交换我们所想出的有关防火的意见和想法，这些对我们在救灾时或许有用。

消防队的作用不久就显而易见了。愿意加入的人大大地超过了我们预想的每队适当人数。因此，我们建议那些有志于此的人另组织一个消防队，他们照办了。这样，新的消防队一个接一个地组织了起来，许多有房产的居民也加入了进来，真有如雨后春笋一般！截止到我写本文的这个时候，这个叫做“联合消防队”的组织已经存在50多年了，即使第一批队员大部分都已过世，只剩下我和另外年纪较我长一岁的人还健在，但这个组织至今仍然很活跃。队员因不出席每月例会而交纳的小额罚金都用来购置救火车、消防梯和其他对消防队员有用的器械。我猜想世界上不会有其他比费城扑灭火灾更为迅速的城市了。事实上，自从组织了这些消防队后，费城就再没有发生过烧毁一两间住房以上的大火灾，通常在起火的房屋烧掉一半以前，火焰就被扑灭了。

1739年，怀特菲尔德牧师从爱尔兰来到我们这里，他是那儿的著名的巡回传教士。一开始他还被允许在这里的某些教堂传教，但是牧师们相当讨厌他，不久就禁止他在我们这里讲道了，所以他不得不在露天场合传教。千千万万不同教派的人都去听他传道，我也是其中之一。他的演说对听众具有非常巨大的影响，尽管他常常辱骂他们，说他们天生是一半畜生一半魔鬼，但他们还是赞美和尊敬他。对这点我百思不得其解。他的传教对我们当地风俗习惯的变化起了极大的作用，真令人惊叹！原来当地人认为宗教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现在完全转变了，好像人人都成为宗教迷了；每当夕阳西下，如果此时你到城里各处走一遭，就会听到每条街上、每个家庭都在唱赞美诗。

露天集会常受天气的影响，这很不方便，所以就有人提出了建造教堂的主张，这主张一提出，确定了筹款人之后，马上就筹到了购买地皮修建教堂的足够款项。教堂预计长100英尺，宽70英尺，面积大约与威斯敏斯忒教堂相当。这项工程做得热火朝天，进展神速，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完工了。全部房产一概归教堂董事会管理，并且明文规定，不管是信仰何种宗教的教士，只要是对费城人民传教时，就都可以使用该教堂，因为该教堂的修建原不是为了某一教派的方便而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所以假使君士坦丁堡的伊斯兰教要派一个传教士向我们宣扬伊斯兰教，他也可以使用这个教堂。

怀特菲尔德先生离开我们以后沿路布道，经过各个殖民地直到佐治亚，佐治亚的殖民地刚建立不久，那里的移民大多不是吃苦耐劳的庄稼汉，而是唯一不得不忍受垦殖艰苦的那些破产的商人以及他们的家属，还有其他的破产的债务人。其余的便是一些好吃懒做的或者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人，这些人迁徙到荒郊野地后，因为不善垦殖，不能忍受开荒的艰苦生活，大批地死亡了，留下了一大群孤苦无依的儿童。看到这种悲惨的情况，怀特菲尔德先生仁慈的心大受震动，便想在那里开办一个孤儿院来抚养和教育这些孩子。因此他北上宣传这一慈善事业并且募捐，收到他仁慈的心和天才的演讲的震撼，听众除了心悦诚服地慷慨解囊别无他法，我就是其中一个。他募集到大量的捐款。

我并不反对他这个计划，但是因为佐治亚在那时缺乏建筑材料和工人，有人提议花钱把材料和工人从费城运过去。我想假如把孤儿院建在这里，把孩子们接过来不是更好吗？于是我就向他提出这个建议，但是很遗憾，他不听我的劝告，还是坚持原先的计划。因此我拒绝捐款。不久后，有一次我偶尔听到他为筹款进行的布道，布道前我下决心，一个小钱也不给，那时我口袋中有少量的铜币，三四块银圆和五块金币。当他讲的时候，我开始动摇了，决定把铜币给他；接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又使我感到惭愧，觉得铜币太少了，就决心把银币给他；当布道结束时，我把口袋里的钱如数倒入捐盘中，包括金币和其他的一切。同时听道的还有我们社团的一个会员，他也像我一样，不赞成在佐治亚修建孤儿院，他料想到在听布道时也许会因被感动而捐款，所以他从家里出来之前把口袋里的钱全倒出来了。不过在传道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特别想捐点钱，于是就请站在旁边的一个邻居借了点钱给他。但不幸的是他的邻居就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完全不为怀特菲尔德先生的演讲所感动，并且说：“在任何时候，霍布金逊兄，您要借多少，我都借给你，但是现在不行，因为您好像中了蛊惑了！”

怀特菲尔德先生的某些对头故意宣称他是想把这些捐款占为己有，但是我和怀特菲尔德先生很熟（他常叫我替他印刷讲道文、日记等），我从不怀疑他诚实廉洁的品质，直到今天，我仍坚信他的所作所为是诚实的。我想有我为他作证，人们应当更加相信，因为我和他不属于同一教派。虽然他也曾经为使我改变信仰而祈祷过，但是这祈祷好像从来没有奏效过，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关系仅仅是一种世俗的友谊关系，双方都诚恳相待，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为止。

接下来的事例或许可以说明我和他之间的关系仅仅是世俗的友谊。有一次，他从英国到了波士顿，写信给我说不久要到费城来，但是不知道在费城的逗留期间可以在什么地方落脚，因为他听说从前招待他的老朋友——贝内舍先生已经搬到日尔曼镇去了。我在回信上说：“你知道我的住址，假如你不嫌简陋的话，欢迎光临！”他回信说：“假如你是看在基督的面上愿意竭诚招待我，上帝一定会祝福酬劳你。”我回答他说：“不要错解我的意思，我不是看在基督的面子上，而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们的一个熟人知道后开玩笑说：“按圣徒们的习惯，他们受了别人的恩惠的时候，总把人情记在天上，不愿说他们自己领了情，而你呢，却偏把它记在地上”。

上次在伦敦遇见了怀特菲尔德先生时候，他跟我谈起了孤儿院房屋的问题，他说他打算把这些建筑用来开办一所大学。

他讲话时声音很洪亮，每个字句的发音都十分清晰，即使站得老远也可以听得清楚他的话，尤其是无论他的听众有多少，人们都会鸦雀无声地听他说话。一天晚上，他站在法院台阶上传道，法院位于市场街中段和第二街西段，这两条街成直角。当时两条街上远远近近地站满了人。我站在市场街的末端，我想知道他的声音究竟可以传得多远，我一直向河边——向反方向走，我发现他的声音一直到离前街不远的地方还可以听得清楚，当我跑到前街时，街上的嘈杂声才把它盖住了。当时我想，假如以我和他的距离作一个半圆，当中站满听众，假定每人占地两平方英尺，粗略了一下，至少有3万人可以听到他的讲话。这时我才相信报纸的报道，说他曾经在旷野里对2.5万人传道。古代历史中也曾记载着将军们向全军作动员演说的事件，过去我对此将信将疑，此时终于相信了。

因为经常听他讲道，所以我能很好地分清哪些是他刚写好的说教，哪些是他在旅行中已经讲过多次的稿子。因为讲过多次，所以如果用后一类稿子传教的话，讲演的效果就会很好。每个词的重音和每一句的重音能够把握得非常恰当，声调抑扬顿挫，十分优美，即使是对他演讲的内容不感兴趣的人，也会承认他的语调令人身心舒畅。这种舒畅恰如优美的音乐带给我们的感觉一样。这是云游牧师比住家牧师有利的地方，因为后者不能反复使用同一篇稿子说教，借此来改进他演讲时的声调和姿态。

他偶尔发表的一些文章大大地助长了他的反对者的气焰。假如在演讲时不小心说错了或者甚至提出了错误的观点，以后还可以解释，或是因上下文的关系而对它的意义加以限制，或是直接加以否认，但是文字的证据是很难磨灭的。他的对手猛烈地攻击他的文章，他们的批评似乎也很有道理，长此以往，他的信徒数量不再增长，甚至逐渐减少了。因此我认为假如他不曾发表什么文章，他的信徒一定会多得多，他建立的教派一定会更重要，同时他的声誉即使在他死后也许还会不断增加。因为没有文章就没有什么证据，也无从加以谴责和毁谤，他的信徒们就可以任意想象他具有无数的优秀品质，因为他们热烈地崇拜他，当然希望他具有这些高贵品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