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叙述在新的州长治理下，我在公共事物方面的活动之前，或许可以插叙一下此段时期内我在科学研究方面的进步。

1746年，我在波士顿时，遇见了思朋斯博士，他刚从苏格兰来不久，他做了一些电气实验给我看。但是这些实验做得并不完美，因为他的技术不是很熟练。但是因为这样的项目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所以面对它们我感到又惊又喜。回到费城不久，我们图书馆从伦敦皇家协会的一个会员柯立迅先生那里收到了一个礼物，那是一根玻璃管，且附有说明书，解释做这种实验时玻璃管的使用方法。我十分渴望抓住这样一个机会，重复我在波士顿所看到的实验，经过多次练习以后，我也能迅速熟练地做那些在英国寄来的书报中提到的实验了，同时我添加了几个新的实验。关于练习我说了很多，在一个时期内我家经常客满为患，甚至有时候，人们特意跑来看这些新鲜的玩意儿。

为了让朋友们也能够参与实验，我叫玻璃厂制造了几根类似的玻璃管。这样，他们就都有做实验的设备了，最后我们就有好几个实验表演者了。在这些人当中，最主要的是金纳斯先生，他是我的一个邻居，那时他刚好失业了，因此，我就鼓励他通过向人们表演这些实验来赚些钱，并且给他写了两篇讲稿，在讲稿里我给他排好了实验的先后次序，以及同步的实验方法和说明，以便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实验。他为此买了一套漂亮的设备，这套设备中以前由我自己制造的粗糙的小零件，都由仪器制造商做得很漂亮细腻了。他的演讲很受欢迎，给人以美的享受。后来他走遍了每个殖民地，在每个重要城镇表演他的实验，并因此赚了些钱。在西印第安群岛，做这样的实验有些难度，因为一般的情况下那里的空气都很潮湿。

我很感谢柯立迅先生给我们寄来这样的玻璃试管和其他实验器材，因此我觉得应该写封信向他表示我们的谢意，此外告诉他我们在使用这些东西时所取得的成功，于是我就写了几封关于我们实验情况的信给他。他收到后在皇家协会中宣读了它们，但是皇家协会一开始并不认为我们的东西值得注意，因此就没有在他们的刊物中发表。有一篇论述闪电和电的同一性问题的论文，是我写给金纳斯先生的，我把它寄给了米切尔博士，他是我的一个老熟人，也是皇家协会的成员。他写了一封信给我说他已经在会上宣读了我的论文，但是却受到了那些行家的嘲笑。

然而，这些论文被拿给富特吉尔博士看后，他认为这些论文很有价值，不应该被埋没，建议应把它们刊印发表出来。柯立迅先生把它们交给凯夫，交代他在他的《绅士杂志》上发表，但是凯夫却把他们印成了单独的小册子，富特吉尔博士为这本小册子写了序言。看来凯夫的生意算盘是拨对了，因为后来我寄过去的论文被陆续加在了小册子上，这本论文集变成了一本厚厚的四开本，出了五版，可是却没花他分文的稿费。

然而，在一段时期内，这些论文在英国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后来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我的一篇论文落在了布丰伯爵的手里，他是法国著名的科学家，当然也是全欧洲著名的科学家。他读后就把它推荐给了戴立波特先生，并要他翻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这一出版却让诺莱特神父大为生气，他是皇家科学的导师，是个能干的实验派科学家，他以前自创了一个电学方面的理论并且发表了，这个理论在当时甚是流行。他起初不敢相信这个理论来自美洲，且说这一定是他的论敌们为了破坏他的理论体系在巴黎编造出来的。虽然他曾一度怀疑，但后来却不得不相信在费城真的有一个叫富兰克林的家伙。后来诺莱特神父写出并印发了一系列的信件，这主要是写给我的，目的是捍卫他的理论，否认我的实验以及从我实验中得出来的确实数据的真实性。

我曾经想给他回信，而且已经写好了回信的开头，但后来转念一想，我的论文中讲述了实验的方法，任何人都可以重复检验，假如检验的结果有问题，那就用不着为自己辩护了；而我论文里的观点仅仅是作为假设提出来的，并不是武断的教条，因此我也没有必要去为它辩护。两个人之间的争辩，考虑到由于语言不同，很有可能是因为翻译的时候，出现的一个小错误而引起的相互间的误解。这位神父有一封信中的大部分言论就是因为论文中的一个误译而引起的，因此我就没有为这些论文同他争辩。因为我相信，与其花大把的时间同他做这些无谓的争辩，还不如利用这些时间多做几个新的实验。所以我从来没有给神父回过信，后来的事情证明我这样做是明智的。因为我的一个朋友，皇家科学协会会员李罗先生站出来为我辩护，驳斥了神父的观点。我的论文集被译成了意大利文、德文和拉丁文，书中的学说也逐渐地为欧洲的科学家们普遍采纳，那位神父的学说则逐渐被人们抛弃了。他死之前，几乎成为了孤家寡人，除了他的一个高足——巴黎的B先生追随他以外，剩下的就是他自己了。

使得我的书突然畅销引起人们广泛注意的是书中所说的一个实验的成功，这是由戴立巴和德罗两位先生在马莱做的，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把云端的电引到地面上来。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轰动，远近闻名。德罗先生有个实验室，他还讲授实验科学，重复他所谓的“费城实验”，在国王和王后面前表演以后，巴黎全城爱看热闹的人都蜂拥而至了。我在这里就不多说这个重要的实验以及我为之高兴的那个实验了，那是我不久以后在费城用一只风筝做的一个类似的实验，这个实验也取得了成功。这两件事在电学史上都有记载。

有一位英国医生叫莱特，他在巴黎的时候写信给他一位皇家学会会员朋友，告诉他国外的学术界对我的实验非常重视，外国的学者不理解为什么我的著作在英国反而默默无闻。听到这样的消息后，皇家学会才重新考虑以前在会中宣读过的我的论文。著名的华生博士把曾经宣读过的，和从那时我寄到英国去的一切与电气有关的论文作了一个简要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对我推崇备至。这个报告就发表在皇家学会的会刊上。一些在伦敦的会员，特别是才智聪敏的康东先生，都证实了用一个尖针就可以把云端的电引下来，他们把结果报给了皇家学会。不久皇家学会就纠正了他们一开始对我忽视的错误，后来对我十分优待，并且给了我这样的荣誉：没有经过我的申请，他们就自动地选举我为皇家学会的会员，而且还决定豁免我缴纳按惯例要交的会费，会费是25个金币，此后他们还一直免费赠送我他们的会刊；同时，还给我颁发1753年高富力•科普林爵士的金质奖章，在颁发奖章的典礼上，学会会长麦克尔勋爵还发表了一篇非常客气的演说，对我大加赞许，极力推崇。

上面提到的皇家学会的奖章由我们的新州长丹尼上尉替我带到美洲来，在费城为他举行的招待会上，他把奖章赠送给我。在转交时他对我表达了他的敬意，言语十分客气热情，他说他对我的品德仰慕已久了。饭后，当参加宴会的人按照当地的习惯喝酒的时候，他把我拉到另外一间房间里，告诉我说他在英国的朋友劝他跟我结交，他们说我能给他最好的忠告，能够辅佐他，使他的政途一帆风顺，因此他极愿意和我友好相处，他要我知道在任何时候他都愿意尽力为我效劳。

他还对我说了许多关于领主对宾夕法尼亚州的好的想法，他说如果能使议会放弃长期以来对领主各项措施的反对意见，使领主和他的臣民言归于好的话，对我们大家，特别是对我，都会有好处的。他说，大家都认为只有我才能够促成这一局面的形成，而且我还可以获得适当的酬谢和报答，等等。喝酒的人看到我们迟迟不归席，就叫人送来了一瓶白葡萄酒。州长就大喝了起来，酒喝得越多，他的恳请和允诺也就越多。

我对这番说法的回答是：感谢上帝，我的经济状况还好，因而也不需要领主给我这些恩惠。同时，作为一个议员，我也不能从州长那里得到任何恩惠，但是，我和领主之间并不存在个人嫌隙，任何时候，只要他提出来的公共措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我一定会比任何人都更热烈地拥护和赞助。我过去之所以会反对，那是因为领主所提出的措施明显是为领主个人利益服务的，而且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的利益。我还说我对州长对我的好意表示感谢，他可以放心，我将尽我所能使他在执政期间尽可能地顺利，同时希望他没有像他前任那样带着不幸的指令来就任，这种指令最后令他的前任束手无策。

在这点上他当时并没有过多的解释，但是后来，在议会中处理事物的时候，领主的指令又出现了，争论于是也就又出现了，我又积极投入了反对的那一面中，因为，第一次要求州长把领主指令通知议会的请求是我起草的，对于这些指令的意见也是我写的。这两个文件都可以在当时的决议案中和我后来发表的历史记录中找到。但是，我们私人间却没有发生过任何的恩怨，我们常常见面，他是一个学者，到过世界许多地方，谈吐十分风趣。他是第一个告诉我，我的老友詹姆斯•拉尔夫还活着的人，并且拉尔夫还被认为是英国最卓越的政论家之一，他还在弗雷德里克亲王和国王之间的争论中服务过，每年拿300镑的年薪呢！但他作为一个诗人却没有那么著名，蒲柏在自己的“愚人叙事诗”中曾经攻击过他的诗，但是他的散文却被认为是一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