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了，因此军事训练的工作也结束了，我的精力开始转移到开办学院这件事上来。我的第一步计划是邀请我朋友中的一些积极分子加入，其中有相当数量是社团的会员；第二步是编写和发表一本小册子，叫做《有关宾夕法尼亚青年教育的建议》。把它们免费赠送给居民中有些地位的人，过了些时候我认为他们都已经看过这本小册子了，因而在思想上都有些准备了，我就开始为开办和维持这所学院募捐。捐款在五年内分五次缴纳。我认为使用这种分期缴款的办法，可以使得认捐数目大一些。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认捐总数不少于5000镑。

在这些计划的前言中，我指出它的出版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许多爱国绅士共同努力的结果。照我做事的一贯作风，我不愿把自己当做公益事业的发起人并宣扬出去。

为了尽快地实现这个计划，捐款人从他们自己中间推选了21个理事，并且指定我和当时的首席检察官法兰西斯先生替这个学院起草一个组织规程。规程拟订好了，校舍租好了，教师也请好了，我记得学校就在那一年（1749年）开学了。

学院的人数不断地增加，原来的校舍很快就不够用了，当时我们正在物色一块位置适中的地皮，打算修建校舍，但是这个时候上帝突然赐给我们一所现成的大厦，只需稍稍修改就可以使用了。这就是上面提到过的，怀特菲尔德先生的信徒们出资修建的大教堂。我们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校舍。

我记得当初这所大教堂是由许多不同教派的人出资修建起来的，所以在推选保管该项房产的理事时，规定不许任何教派占有优势，免得日后有人利用这种优势，把整所房屋拨给某一教派独用，而违反修建这所教堂的本意。因此他们每一个教派中都推举了一个人出来，即圣公会一人，长老会一人，浸礼会一人，弟兄会一人，等等。如果因死亡有空缺时，就由理事会从捐款人中推选一人给补上。碰巧这位弟兄会的理事和其他理事不和，在他死后，理事会决定不再选弟兄会的人做理事了。但是这样做问题就出现了，即在推举新理事的时候怎样避免一个教派有两个理事呢？

理事们提出了几个候选人的名字，但是因为上述那个原因都没有被通过，后来一个理事提到了我的名字，他说我是一个诚实的人，不属于任何教派，这样才说服了其他理事，因此他们推选了我做新理事。理事们当年修建教堂时的那股热情早就烟消云散了，理事会无法找到新的捐款来偿付地租和其他与教堂有关的债务，因此对教堂的发展感到忧心忡忡。现在我是两个理事会的理事了——既是教堂的理事也是学院的理事，因此我就有个很好的机会跟两方面的理事们商谈。最后，我使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按照这项协议，教堂理事会把教堂让渡给学院理事会，后者承担偿还清债务的责任，不过要遵照修建该教堂时的原意——永远在教堂里划出一大间会堂听任传教士们的不时之需，并开办一所免费的供教育清贫弟子所用的学校。

于是双方订了合同，学院理事会偿清了债务以后，就接管了教堂的房产。我们把高大的教堂分成两层，每层又隔成若干房间作为教室。另外又买了些地皮，整个场所就合乎我们的要求了。学生们不久就搬进了这所大楼。所有跟工人订合同、采购物资和监督工程等工作都落在了我肩上，可我还是很乐意去做这些工作，并且因为它们并不和我的业务冲突。因为一年前我已经和我的一个伙计合了伙，他叫大卫•荷尔，非常能干、勤勉、诚实，他替我做了四年工，我很了解他。他担负了管理印刷所的一切工作，使我得以抽身做其他的事，并按时付给我应得的红利。我们这一关系维持了18年之久，对双方都有无尽的好处。

过了些时候，学院理事会从州长处领得了一张执照，组成了一个社团，从英国寄来了大量的捐款，地主们也捐了土地，州议会到现在为止也捐献了不少资金，理事会的基金多了起来。现在的费城大学就这样成立了。我从开始一直是其中的一个理事，到现在快40年了。看到许多青年在这所大学里受到教育，能够以卓越的才能扬名立万，成为社会和国家的栋梁，我感到由衷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