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4年，与法兰西的战争初露端倪，在商务部议员的命令下，各殖民地的委员代表们还有当地的6个土族的酋长们将在奥尔巴尼齐集，并在那里召开一个大会，讨论协商我们的国家安全防御问题。汉密尔顿州长在接到这个命令后通知了州议会，并请州议会提供适当礼品，准备在开会的时候送给印第安人。州长提议由我和议长（诺里斯先生），还有托马斯•潘先生以及秘书彼得斯先生组成宾夕法尼亚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州议会通过了这个名单且提供了礼品，然而，他们却不赞成在宾夕法尼亚以外的州开会进行谈判。我们和其他的代表团大概在6月中旬在奥尔巴尼会集。
在赴会途中，我起草了一个将各个殖民地联合在一个政府之下的方案，这样的话，可以为我们共同的防御和其他共同的重大事件提供一个必要的平台。当我们经过纽约时，我把我的方案拿给了詹姆士•亚历山大先生和肯尼迪先生看，这两位绅士对公众事情有相当的造诣，我得到了他们的嘉许，这促使我能够更大胆地在大会上提出我的这一方案。碰巧，有几位代表也提出了类似的计划。一个先决问题首先被提到了大会上，那就是我们是否应该成立一个联邦，对这个问题全体一致肯定通过。考虑了几种关于组建联邦的方案和报告后，我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成员由每个殖民地各派出一名。据报道，我的方案碰巧成为委员会的首选，只是经过了一些修改完善。
按照这个方案，联邦政府将由一个总统来管辖治理，这个总统由英王任命，由各殖民地的代表选举成立一个参议会，代表他们各自的集团。这个问题的讨论天天进行，与此同时，还有印第安的事务。许多反对意见和不同意见都提了出来，但最终都被说服了，这个方案最后被全体一致无异议地通过，复本被寄送给商务部和各州的州议会。这个方案的命运非常奇特：州议会没有采纳它，因为他们认为它太专权了；而在英国，它却被认为太民主了，也没被采纳。
商务部没有赞成它，也没有报请英王陛下通过；有人提出了另一个方案，据说它更符合要求。按照这个方案，由各州的州长和部分参议会的议员商量练兵和修建炮台等事宜。所需费用由英国国库先垫付，事后由议会向美洲殖民地征税来偿还。我的计划和支持我这个计划的理由，都可以在我后来刊印的政治论文集中看到。
接下来的那个冬天我到了波士顿，因此我有很多机会和薛力州长讨论这两个方案。我们之间关于这一问题的部分谈话，也可以在上述那些论文中找到。一些对我的方案有异议的、反对的和不喜欢的声音使我怀疑我的方案是否真的有些不成熟；我一直坚持认为我的方案如果被采纳，会给大西洋两岸都带来幸福的观点。这些殖民地如果联合在一起，力量会大大加强，捍卫自己的利益不在话下，这样一来就用不着从英国派遣军队了；也用不着向美洲人课税了，由课税引起的流血战争时时发生，这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发生这样的悲剧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历史上的君王和国家所犯的这样的谬误俯拾皆是。
环顾所居住的宇宙，
看得清自己优点的人，
是多么的少啊！
知道这点能够奋起直追的人又何其少啊！
那些统治者们，手边上有处理不完的事，一般不可能会不辞辛劳地对一个新方案深思熟虑，再把它付诸实践。因此那些好的方案被采纳，不是因为它本身充满智慧，而是由于迫于偶然的时势。
宾夕法尼亚州的州长，在把我的计划送往议会时评价说：“这一计划看起来判断精确，有理有据，因此值得州议会加以最细心和最认真的考虑。”但是，有个议员趁我偶然缺席的机会，误导议会完全未经深思熟虑、马马虎虎地否决了这个议案，这种策略在我看来是十分卑鄙、一点都不公正的，这一结果丝毫也没有使我感到羞辱。
这一年，在去波士顿的旅途中，我在纽约遇见了我们新州长莫里斯先生，他刚从英国来，我曾经跟他很熟悉。他奉命来接替汉密尔顿先生，汉密尔顿先生因为受了上司训令的约束，不可避免地与州议会发生争执而辞职了。莫里斯先生问我，依照我的观点他是否会像前任州长一样处境艰难、办事棘手。我说：“不，相反的，如果你小心不和州议会发生矛盾，你的处境会一帆风顺，完全称心如意”。他高兴地说：“我亲爱的朋友，对于使我避免矛盾这一点，你能有什么好建议呢？你知道，我最爱与人争论了，这是我人生一大乐事啊！然而，为了尊重你的忠告，我向你保证，我将尽可能地避免与议会产生争执”。他爱好争辩是有些理由的，他巧舌如簧，思维敏捷，是个精明的辩论家，在争辩中往往处于上风。他在这方面从小就训练有素，据说他的父亲常常在饭后叫他的孩子们相互争辩以为消遣，但我认为这样的方法是不明智的，根据我的观察，凡是喜欢争论、抗辩和反驳的人在工作上一般总是很不顺遂。尽管有时候他们会占得上风，但那只是暂时的，人们总是憎恨他们。其实他们应该懂得，和一时的争强好胜胜过论敌比起来，赢得人们的好感要对他们有好处得多。我们分手后，他到费城去了，我则去了波士顿。
在回来的路上，我在纽约看到了州议会的决议案，从这些决议案可以看出，尽管他向我做过保证，但他和州议会的关系还是变得十分恶劣了；在他任职期间，他和州议会之间一直唇枪舌剑，不断地斗争着。最后我也被牵涉进来，因为我一回到州议会，他们就要我参加各种各样的委员会，驳斥他的演讲和咨文，委员会总要我起草这些文件。我们的答复和他的咨文常常是尖刻的，有时简直像是泼妇骂街！他知道这些答复是我替议会写的，因此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当我们见面时，也难免会辩驳一番。但是他却是一个敦厚的人，公私分明，所以我们两人之间并没有因为这些公事上的争执而影响到个人交往。我们还常在一起吃饭呢！
一天下午，正当这公务上的争吵达到高潮时，我们在街上碰到了。他说：“富兰克林，跟我一块儿上我家消磨一个晚上吧，我有些朋友要来，你会喜欢他们的。”说完就挽着我的胳膊到他家去了。饭后，我们一边喝着酒，一边愉快地闲聊，他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他很喜欢桑科•潘萨的想法，当有人提议叫他做国王时，他要求统治黑奴，因为，如果他和他的人民意见不合，他可以把他们卖掉。一个坐在我旁边的莫里斯的朋友说：“富兰克林，你为什么始终偏袒那些该死的教友会教友呢？你把他们卖了不是更好吗？我们的老板愿意高价收买呢！”我说：“州长把他们涂得够黑啊！”他确实在他所有的咨文中竭尽可能地把州议会描画成漆黑一团，但是州长刚把黑色涂上，州议会就尽快把它擦去，而且回敬给他，涂在他自己的脸上，所以当他发现他自己看上去将变成黑人的时候，他像汉密尔顿先生一样，对于这种争执感到厌倦了，于是也辞职了。
这些公开的争吵说到底还是因为私人财产，他们都是世袭的州长，每当需要拒绝为他们的领地承担费用时，他们就用让人难以置信的方式告诫他们的代理人，拒绝通过征收必需捐税的议案，除非在同一法令中明文规定他们的巨额财产获得免税。他们甚至要求他们的代表写下担保书来保证他们的诺言。州议会连续三年坚决反对这种不公正的行为，虽然最后不得不屈服了。最后，丹尼上尉继任了莫里斯州长的职位，他终于大胆而又坚决地执行这些领主的命令了。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将在下文叙述。
但是，我讲得太快了，抢到我的故事前面去了，在莫里斯州长的任期内还必须提到这几件事。
与法国的战争在某种方式上已经开始了，马萨诸塞弯的政府准备拿下王冠岬，并派了昆西先生和波纳尔先生（即后来的波纳尔州长）分别到宾夕法尼亚和纽约寻求援助。那时我正在议会，知道其中的情况，并且我和昆西还是同乡，所以昆西就恳请我利用我的地位来帮帮他。我向他口授了一些对议会那些人演讲的内容，他据此进行的演讲反响良好。州议会投票决定援助1万英镑，用来购买粮秣辎重。但是州长拒绝通过该项议案（该议案还包括付与国王的各项费用），除非再加进一条，免除私人领主支付任何因此而要交纳的捐税。虽然州议会极力想使他们为新英格兰的援助出一份力，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实现。昆西先生努力使州长先生能够批准该项议案，但是州长就是不准，他很顽固。
此时我提出了一个建议，不需要州长的同意就可以办到，那就是向贷款办订购信用券，按照法律，州议会有权这样做，但是那个时候，贷款办实际上也没有多少钱，因此我提议这些信用券在一年之内就该兑现，并且承担5厘的利息。我认为可以利用这些信用券顺利地解决粮秣辎重问题。州议会没有丝毫犹豫就采纳了我的主张。信用券立即被印发了出来，我是指定签署和发行这些信用券的委员之一。
当时全州的货币贷款的利息和消费税的收入都用来偿付这些信用券，大家知道这样的回收是绰绰有余的，因此立即赢得了人们的信任，这些信用券不仅用来买粮草，而且有些有钱人把闲钱也投入进来当做投资，这种投资没有什么风险，因为这些信用券没转让出去时是有利息的，并且在任何时候它们都可以当做现金来使用，所以信用券在发行短短几个星期之内就被抢购一空了。就这样，这件重要的事因采纳了我的建议而得以完成。在一篇措辞文雅的备忘录中我的朋友昆西先生对州议会表示了深深的谢意，并且对他这次外交的成功感到相当满意，他可以说是载誉而归，此后，我俩之间的友谊一直是十分热诚且深厚的。
英国政府不允许各殖民地按照奥尔巴尼的建议建立一个联合政权，也不愿这个联邦建立起它们自己的防御军事，因为害怕殖民地的力量过于强大而影响或削弱自己的力量。这时，英国政府对各殖民地已经充满了怀疑和猜忌，因此派遣了布莱德多克将军和两个联队的英国正规军队越过海峡来到美洲，作为边防军维护英国政府的既得利益。军队在维吉尼亚的亚历山大海港登陆，然后又向马里兰的弗雷德里克进军，不久便在那里驻扎下来。我们的州议会从各个方面打探来的消息中得知，这位将军对我们的议会颇有些强烈的偏见，认为州议会会反对他的军队，所以议会要我以邮政总长的身份而不是以议会的名义去拜访他，在与他商谈问题的情况下，用最为迅速的速度和最稳妥安全的方式在他和州长们之间传递信件，他必然要不断地和州长们保持联络。各州州长建议邮递费用由他们负担，这次随我同行的还有我的儿子。
我们在弗雷德里克镇找到了这位将军，他正很不耐烦地等待那些他派到马里兰和维吉尼亚四处寻找马车的助手们。我和他相处了好几天，每天和他共同进餐，因此我有充足的机会向他提供关于议会的信息来解除他对我们的偏见。我对他说，为了帮助他开展工作，议会在他来之前就已经开始做准备工作了，并且愿意一直这样做下去。当我动身回来的时候，收集马车的统计数字送来了，从这些数字来看，马车的数量好像不多——只有25辆，而且当中还有些是破旧不堪的。将军和他的随从官员们看到这样的马车都非常吃惊，认为这次真是出师不利，感到无法进行下去了，他们开始咒骂英国政府愚昧无知，叫他们在缺乏运输工具的地带登陆简直瞎了眼！因为他们至少需要150辆马车来运输粮秣行李等东西。
碰巧我说了句“真遗憾他们没在宾夕法尼亚登陆，因为在那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辆马车”。这位将军马上急切地抓住我这句话，说到：“那这样吧，先生，你是那里有地位的人，能够帮得上我们的忙的，你能够替我们弄到这些车辆的，我恳请您来承办这件事！”我问他愿意给马车车主什么样的酬劳，他要我把我认为必须的酬劳写在纸上。我照做了，他们对报酬的数额表示同意，之后立即准备好了委托书和指令。我一到兰开斯特就把那些酬劳写在广告里登了出去，这个广告产生了巨大而又突然的效果，作为一个奇异有趣的文件，我将在这插入它的全文，供大家看一下。原文如下：
广告
1753年4月26日，兰开斯特
兹因英王陛下的军队将要在威尔港集合，需要150辆马车，每辆马车需配备马4匹，还有1500匹鞍马或驮马，英王优秀的爱将布莱德多克将军乐意授权给我让我代他同诸位订立雇用上述车马合同。特此通知：从即日起到下星期三晚上为止，我将在兰开斯特办理此事；从下星期四上午起到星期五晚上，我将在约克办理此事。在上述两地租用车辆、车队或单独的马匹费用基本如下：
1.每辆马车如配有4匹好马和一个车夫的话，每天将有15先令的酬劳；配有全套马鞍或者其他马鞍和其他装备的健壮马匹，每日每匹付与2先令的酬劳；没有配备马鞍等设备的健壮马匹，每日每匹付与18便士。
2.各种车马的租费都从加入威尔港部队之日算起。车辆马匹必须在下个月（5月）20日以前到威尔港部队报到。除了规定的租金以外，对于马匹在往返途中的时间也将给予适当的补贴。
3.每一辆马车和牲口联队，每一匹鞍马或驭马应由我和马或马车的主人共同选定公正的人士进行评估，万一这些马匹和车在军役途中丢失的话，便于照价赔偿。
4.在订立该合同时，如有必要，马车或马匹的主人可向我预支7天的租金，余款将由布莱德多克将军或军需官在解雇时或在其他需要的时候支付。
5.马车的车夫或者照料雇用马匹的车夫在任何情形下，决不被命令履行兵士的职务或其他照料马车或马匹以外的工作。
6.凡是马车或马匹运抵军营所需的一切燕麦、玉米或其他粮食，除饲养马匹必需的以外，其他的都拿来供军队所用，按其合理价格收购。
备注：我的儿子威廉•富兰克林有权在坎伯兰郡与任何人订立此类合同。
本杰明•富兰克林
告兰开斯特、约克和坎伯兰郡人民书
朋友们，乡亲们：
几天之前我偶然到弗雷德里克军营去，发现那位将军和他的下属军官们正因为缺乏马匹和车辆而发愁、恼怒。他们本来以为宾夕法尼亚是最有能力的，也期待着本州给他们提供这些便利，但是由于我们的州长和州议会意见不和，我们既没有拨款，也没有为此采取其他有效的措施。
有人建议立即派一支武装力量进入本州各郡，按照需要强占一些精良的马匹和车辆，并强征必要数量的壮丁入伍，来驾驭、照料车辆和马匹。
我很担心英国士兵带着这样的使命通过本州各郡，特别是考虑到他们现在怀有的愤怒和他们对我们的怨恨，这样会给我们的居民带来诸多不便。因此，我更愿意不辞辛劳，试着用更公平合理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近来各边郡的人们向议会抱怨说手里的货币太少了，现在你们有机会赢得一笔数量可观的钱了，假如这次战事如所预计的持续120天——事实上它可能还会更久，这些租用车辆和马匹的费用就会超过3万镑之巨，他们将用英王的金银币来支付这些租金。
这样的服役是非常轻松的，因为军队每天走不了20英里的路，马车和那些运输行李的马匹，它们运输的东西对军队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必须跟上军队的步伐，不能走太快，也不能走太慢，而且为了保证军队的供给起见，不论在行军时还是安营扎寨时，都应该把这些马匹和车辆放在最安全的地方的。
正如我所相信的，假如你们对英王陛下怀有绝对的善良和忠诚的话，这就是让你们表现忠心的机会，而且做起来并没有什么难度。假如因为农忙而不便于单独提供一辆马车，四匹马和一个马车夫，那么三四家合在一起也可以，比如一家出车，另一家出一匹或两匹马，其余的出个马车夫，租费你们可以按比例来分摊。假如这样优厚的待遇和合理的酬劳仍然不能打动你们那报效英王的忠心的话，那么人们就要大大地怀疑你们所谓的忠心了。国王的任务必须完成。那么多勇敢的战士不远千里来保卫你们，决不能因为你们的玩忽职守而放弃；车辆和马匹是非要不可的，因此他们可能采取强制手段，到时候你们会深陷痛苦，无计可施，而且到那时也少有人来同情和关心你们了！
在这件事上，我没有特别的利益所求，除了满足我行善的努力之外，我只会鞠躬尽瘁。假如这样获取马车和马匹的方案还行不通的话，我便不得不在两星期内通知将军。我想轻骑兵约翰•圣克莱爵士会立刻带着一队士兵到宾夕法尼亚来搜寻马车。到那时我将感到十分遗憾，因为我是你们非常真挚的朋友。
本杰明•富兰克林
我从将军那里领到了大约800镑，作为付给车主等人的预支租金，但是这笔钱还不够，所以我又垫付了200多镑。两星期之内150辆马车和259匹马就向军营出发了。广告上本来讲好如果有车马损失就照价赔偿。但是车主说，他们不认识那将军，或者也不知道他的诺言是否可靠，所以他们坚持要我亲自担保，于是，我就担保下来了。
一天晚上，我在军营里同丹巴上校联队的军官们共进晚餐，他告诉我他很担心他的部下，因为这些军官们的收入普遍不多，而英国的消费水平又非常高，什么都贵。这次到这样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远征，他们连必需的日用品都无力购买。我对他们的处境表示十分同情，决定设法替他们想些办法来改善这些情况。但是我没有立即告诉他我的意图，第二天上午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一个有权支配一些公款的委员会，诚恳地希望他们考虑这些军官的处境，提议赠送给他们一些食物饮料和日用必需品。我儿子曾经在军营里待过，对军营的生活和需要有一些经验和体会，他替我列了张单子，我就把它附在信里一同寄了出去。委员会同意了我的请求，这件事办理得相当迅速，当宾夕法尼亚的车马队达到军营时，这些日用品也由我儿子押运着送到了。共计20包，每包都有：
块状糖 6磅
上等黑砂糖 6磅
上等绿茶 1磅
上等红茶 1磅
上等咖啡粉 6磅
巧克力 6磅
上等白色曲奇饼 50磅
胡椒粉 半磅
上等白酒 1夸尔
格洛斯特 1块
上等牛油 1桶（含有20磅）
陈年白葡萄酒 2打
牙买加酒 2加仑
芥末粉 1瓶
上等熏火腿 2只
腌舌 半打
大米 6磅
葡萄干 6磅
这20个大包，包装得很好，放在20匹马上。每一个包跟一匹马一同送给一个军官。军官们收到这些礼物时非常感动，两个联队的上校都写信给我，向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将军对于我替他租到了车辆等物也感到十分满意，马上就偿还了我的垫款，再三地向我道谢，并且要求我继续协助他，替他负责运送粮草辎重。
这事我也应允下来，并且忙忙碌碌地采办着军粮直到我们得到他失败的消息为止，我个人替他的军队垫了1000多英镑，我寄了一张账单给他。幸亏在会战的前几天他收到了这张账单，所以他立即寄回了一张汇款单，命令军需官付给我整1000镑，余下的并入下次的账目。这次能够收回账目简直是个奇迹，因为此后我再也没能收回他们所欠的余款。
这位将军，我认为是个非常勇敢的人，如果在欧洲的战场上，或许能够成为一个能征善战的将军，可是他太过自信，而且高估了正规部队的作战能力，低估了美洲殖民地和印第安人的反抗力量。乔治•克罗恩，我们的印第安语翻译，带了100名印第安人加入他的军队随军前行，如果这位将军能好好对待他们的话，他们一定会发挥好他们的向导作用，但是将军瞧不起他们，以致后来乔治•克罗恩他们一行人离开了军队。
一天，在我跟他的谈话中，他向我透露了他的作战计划。他说：“拿下杜肯堡垒后，将直捣尼亚加拉；攻克那里之后，如果季节允许的话，就进军弗郎耐克。我想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因为杜肯堡垒很难抵得住我们三四天的进攻，也没什么东西可以阻碍我们向尼亚加拉进军的步伐。”我脑海中老是出现他的军队在羊肠小道上被拉成蜿蜒的一条线的景象，这样的话他们很可能在树林和灌木丛里遭埋伏，而被切成几段干掉，我曾经了解到上一次战役就是这样的情形。一个大约有1500人的法国军队，在侵入易洛魁的领地时惨遭这样的失败，所以我很为他这次的战役担心，怀疑他是否能免遭此厄运。但我鼓足勇气也只能这样说：“当然了，先生，顺利拿下杜肯堡垒，这是肯定的，因为您的军队装备优良，而且杜肯堡垒这个地方没有很强的防御力量，听说那里的防御工事都还没有完成呢！但是对您的军队来说唯一的忧患就是印第安人的埋伏，他们很善于打这样的战法，在埋伏和偷袭方面都是十分神出鬼没的，您的军队一旦走上这样的山路，队伍势必会拉得很长——几乎有4英里之长了，这样您的军队就很有可能给敌人有可乘之机了，敌人很有可能从侧翼来伏击它，包围且把它分割成几段。由于战线太长，首尾不能互相照应，因此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互相支援的。这可以说是个兵家之大忌呀！”
他不但不听我的劝告，反而笑我愚昧无知。他说：“的确啊，这些勇猛的土著对于你们这些未经正规训练的殖民地民兵来说可能是强敌，但是对于英王陛下的久经沙场的正规军来说，先生，他们是兴不起什么大风浪来的。”我意识到我没有资格和一个军人争辩属于他的专业的问题，因此就不再多说什么了。事实上，狡猾的敌人并没有在我想象的长蛇阵中伏击他们，而是让他们继续前进，直到离目的地9英里的地方才开始动手。在那里，部队都集中在一起了（因为部队正渡河，先头部队在那停止前进等待全军过河），而且这里是他们经过的最大的一块林间空地。就在这里，敌人从树林后面对将军的先头部队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到这时，将军才第一次明白他的敌人果然离他如此的近了。先头部队秩序大乱，将军督促他的大军上前救援，但是救援工作也陷入了巨大的麻烦当中，因为敌人一旦开火，马车、行李和牲口就自己乱了起来，所以队伍被挤在一起不得前进。不久敌人就从他们的侧翼进攻，军官们因为骑在马上，是鲜明的靶子，成为众矢之的，很快就都倒下了。士兵们乱作一堆，听不到军官们的号令，只能呆立在那里给人做枪靶子，可怜的他们死伤惨重，不少于23个人中弹倒下了，其余的士兵恐慌极了，都四散奔逃了。
一个赶车的人从他所在的队伍中拽出一匹马来逃跑了，他立即成了别的车夫的榜样，于是大家也都跟着逃跑了。因此剩下的马车、粮秣、大炮和其他的军火都留给了敌人。将军本人也受了伤，他的部下好不容易才把他救了出来。他的秘书薛力先生在他身边饮弹而亡；全军86位军官，至少有63位牺牲或受伤，1100名士兵中有714位在此次战役中丧生。这1100名兵士都是从全军中挑出来最优秀的士兵；死里逃生的士兵们都逃往丹巴上校那里，按原定的作战计划，丹巴上校负责押运大量的军火、粮草和行李在后面随行。逃来的士兵并没有受到敌人的追袭，但是他们给丹巴上校和他的部队带来了恐慌，这种恐慌使得他们方寸大乱。虽然他们现在还有1000多人，而在丛林中伏击布莱德多克将军的敌军包括印第安人和法国人，总共加在一起也不会超过400人。但丹巴上校不但不敢向前进军，转败为胜，反而命令军队把全部的粮秣辎重等物加以销毁，免受拖累，以便获得更多的马匹帮他逃回殖民地。
当时将军还答应了维吉尼亚、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州长们的要求，要把军队驻扎在边境上以便保卫居民；但是他却一直仓皇后退，直到退到费城，因为感到那里的居民能够确保他的安全。这整件事首先打破了英国正规军在美洲殖民地人民心目中勇敢无敌的光辉形象。人们意识到，以前对他们推崇备至的做法是毫无根据的。
在他们第一次行军时，从他们登陆到到达殖民地为止，他们一路抢劫掳掠所经过的村庄，无恶不作，害得某些穷苦的家庭破产了，假如人们胆敢反抗，那么侮辱、虐待和幽禁便加倍地接踵而至。假如我们需要保护者保护的话，那这件事就足够使我们对所谓的保卫者厌恶至极了。这与我们法国友人的行为是多么的不同啊！他们1781年从罗德艾兰岛到维吉尼亚州去时，曾经过我们州人口最为稠密的地方，全程达700英里之长。但是他们所经过的地方，从未发生过因为丢失猪啊、鸡啊，甚至一个苹果等任何细小的东西遭到百姓抱怨的情况，他们对沿路居民真正做到了秋毫无犯。
那位将军的一个副官欧姆上尉受了重伤，他跟将军一起被救了出来，并且一直和将军住在一起，直到几天后将军去世为止。欧姆上尉对我说：“将军在被救后的第一天里沉默了一整天，直到晚上才说了一句‘谁会想得到呢？’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继续沉默，直到去世前的几分钟里才说了最后一句话：‘下一次，我们就知道该如何收拾他们了。’”
秘书的文件，包括将军的全部命令、训令和通信全部落入了敌人之手，他们挑选了几件，并译成法文，印了出来，证明英国人在宣战前对法国已经有敌意了。在这些发表的文件中，我看见几封将军写给内阁的信，信中对我向他的军队提供周到服务赞誉备至，并请他们对我多加关注。几年后，当赫特福德领主任法国大使时，大卫•休姆做过他的秘书，后来又在康威将军任国务大臣时做了康威将军的秘书，他说他在国务大臣的档案中看到了布莱德多克将军极力推荐我的信件。但因为这次出征的失利，人们大概认为我的协助也没有什么价值，因而这些推荐对我从未发生过什么作用。
对将军本人，我只要求一个回报，那就是请他命令他的部下不要再征募我们跟他订立合同的奴仆，已经征募的请他释放。这件事他很快便答应了。经过我的申请，有几个订立了合同的奴仆被重新归还他们的主人。军权被丹巴接手后，丹巴就不那么干脆了。当他退却逃跑到费城时，我请他释放兰从开斯特三个穷苦农民家征募的仆人，同时提醒他已故将军有这方面的命令。他向我保证，他的军队就要行进到纽约去了，几天之后他将在特伦顿停留，如果这些主人到特伦顿去找他，他在那里会把他们的仆人还给他们。于是这些农民就凑足了路费，不辞辛苦地赶到特伦顿去，到了那里，丹巴却拒绝履行他的诺言，这使他们大失所望，而且白白浪费一通路费。
等到关于车辆和马匹损失的消息普遍传开以后，所有的主顾都向我索取由我作保的赔偿费。他们的要求使我大伤脑筋，我告诉他们赔偿的款项已经在军需官的手中了，但是付款的命令必须来自薛力将军，我向他们保证说我已经向薛力将军发出了赔偿申请，但是因为他在很远的地方，我们不能立即得到回复，因此必须要有耐心。但是，这番话还是不能使大家满意，有的人已经开始向我提出诉讼了。最后薛力将军终于把我从这可怕的处境中拯救了出来，他委派了几个委员来审查各人的要求，并支付赔款。赔款总数达两万镑之巨，如果这一切都要我来承担的话，我非破产不可！
在我们接到失败的消息之前，有两位邦德医生带着募捐册来向我募捐，以便集资举办一次盛大的焰火晚会，准备在我们收到攻下杜肯堡的捷报之后狂欢庆祝。我表情严肃地告诉他们，我认为当我们收到了确切的消息以后，确定需要举行狂欢庆祝时再来筹备也不迟。对于我没有立即赞同他们的建议，他们表现得很惊讶，其中一个人说：“呀，你总不会认为我们连这样的炮台都攻不下吧？”“我并不认为我们攻不下，但是胜败很难预测。”接着我就告诉了他们我之所以怀疑的理由，募捐也就此作罢。因而他们总算躲过了一场让他们懊恼的事。如果他们提前买了烟火，定会悔恨交加的！但后来在另一个场合，邦德医生说他不喜欢富兰克林的不祥的预感。
在布莱德多克将军失败之前，莫里斯州长不断地跟议会产生摩擦，一个咨文接一个咨文地宣读，企图迫使州议会通过州防备经费的法案而免征地主的财产税，他否决了州议会所有的议案，因为它们没有免除征收地主财产税的条款。现在危机更大了，加强州的防备的需要也更迫切了，所以他加紧向州议会施加压力，这样一来，他达到目的的希望也越来越大了。但是州议会还是坚定不移地予以反对，因为他们相信正义是属于他们的，如果他们让州长修改他们的财政法案，他们的权利无疑将受到严重的侵犯。
在最后一批议案中有个议案，需要拨款5万镑，州长建议只改动一个字，原来的议案为：一切动产和不动产都得征税，地主的财产亦然。州长把“亦”字改成了“不”字，修改虽然不多，但意义却有很大的变化。我们一直把州议会对州长咨文的答复寄给我们英国的朋友。当军事失利的消息传到英国后，这些朋友立刻哗然，指责地主们不应该对他们的州长发出这样卑鄙的不公正的咨文。既然他们阻碍了州防备，那他们就没有权力再管理殖民地事情了。州长们考虑到舆论的压力，就命令他们的财务总管从税收入中拨出5000镑，也不管州议会为这个目的所通过的经费上限是多少。
这样，接到这样的通知后，州议会就接受了这5000镑作为他们应缴捐税的代金，接着他们就提出了一个新的议案，附有免税条款，于是议案就被通过了。根据这个法案，我是处理该项经费的委员之一，拨款总额共有6万镑。我一度积极参与了这项议案的起草工作，并努力使它获得通过。同时，我起草了一个建立和训练志愿者民兵的议案，这个议案在议会中很容易就获得了通过，因为在议案中我小心地保留了教友会的自由。为了促进和民兵的必要的联系，我写了一篇对话录，尽我所能地对所想到的一切关于反对民兵和驳斥民兵的观点都给予答复和解释，这篇对话录被印了出来，并且如我所想的，产生了巨大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