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面所说的，我摆脱了私人业务的经营，当时我自认为已经获得了一笔财产，虽然数目很有限，但足够使我在未来的一生中获得空闲的时间，来从事哲理的探讨和欢度晚年。我从思朋斯博士那里购买了他全部的仪器，他是从英国到美洲来讲学的。我很快着手做电学的实验。但是公众却认为我是个悠闲的人，因而就抓住我来做事，政府各部门几乎同时要我效劳。州长任命我为治安法官；市政府选我做市议会议员，不久以后又选我做市参议员；全体人民选我为州议员，在州议会中代表他们。我特别愿意担任州议员这个职位，因为我厌倦了孤坐一旁听别人辩论的处境。作为州议会的秘书，我不能参加辩论，而这些辩论又是多么的枯燥无味，我不得不在纸上画画数字方阵表、圆圈或是其他的任何东西来解闷。而做了州议员就不同了，我认为在这个职位上我可以作出更大的贡献。当然，如果说我对这些荣誉无动于衷的话未免有点虚伪，这些社会地位对我这样出身低微的人来说是很了不起的，所以我确实感到很光荣，特别使我感到高兴的是这些职位代表着社会舆论对我的自发称赞，完全不是靠我自己沽名钓誉得来的。
我尝试着做了治安法官，出了几次庭，也开庭听人诉讼，但是我发现要做好这个工作仅凭我那点肤浅的习惯法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以不得不在州议会中履行更重要的任务为借口，渐渐避开了这一职务。每年我都当选州议会议员，连任10年之久。我从不请求任何选举人投我的票，也从不间接地表达我要求当选的愿望。在做州议员时，我的儿子担任了州议会秘书一职。
接下来的一年，我们要与印第安人在卡莱尔谈判，州长送了个咨文给州议会，建议州议会从议员指定几位议员同参议会中的一部分参议员共同组成一个谈判委员会。州议会就指定了我和议会长（诺里斯先生），我们奉命去卡莱尔会见了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十分好酒，喝醉了酒后就发酒疯，吵吵闹闹，无法无天，不守秩序，所以我们严格禁止卖任何酒给他们。当他们为禁酒而抱怨时。我们对他们说，如果在谈判期间不喝酒，谈判结束后我们愿意赠送他们大量的甜酒。他们答应了，也遵守了这一约定，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买到酒，所以不得不遵守。谈判进行得很顺利，结果也让双方满意。谈判结束后的一个下午，我们遵守之前的约定把甜酒送给了他们。印第安人的男女老幼加在一起大约有100人，住在城外临时性的四合院型的木屋里。到了晚上，我们听到外面人声嘈杂，委员们都跑出去看个究竟。我们看见四合院的中央燃起了一把熊熊篝火，男男女女全喝得酩酊大醉，互相叫着，打着。在昏暗的篝火下，隐约可见他们半裸的淡黑色的身体，他们互相追逐，拿着火把相互殴打着，口中发出可怕的喊叫声。这种情景让我们想起了想象中的地狱。喧嚣嘈杂声经久不息，我们没有办法，只能暂且回到我们的寓所。午夜时分，几个印第安人跑来，像打雷一般地敲我们的门，想要更多的甜酒，我们理都不想理他们。
等到第二天酒醒后，他们发觉他们的行为过火了，意识到不该打搅我们，所以派了三个酋长来道歉。声称他们错了，但是却把错误推到甜酒身上，接着又设法宽宥甜酒，说：“创造万物的大神使得物各有其用，既然神指定某种东西有某一用途，不管这用途是什么，就应该照着来用。当神创造甜酒时，神说：‘这酒是给印第安人喝醉用的’，所以我们必须执行神的旨意。”是呀，照他们这样的逻辑，假如上帝的旨意是要消灭这些生灵给垦殖者让出地方，那么看来，甜酒很可能就是老天注定的手段和方法了。它已经消灭了所有以前住在沿海一带的部落了。
1751年，我的一个好友托马斯•邦德医生想要在费城开办一所医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有人说这个主意是我想出来的，但是这确实是他的主张），以便收容和治疗穷苦无依的病人，不问是否是本州的居民或是外地人。他热诚而又积极地为这一计划募捐，但是因为这样的计划在美洲尚属首创，人们还不是很了解它，因此他的努力收效不大。
最后他到我这儿来，恭维我说，他发现了一个需要实现的公益事业的计划，没有我参加就不行。他说：“因为我去向人们募捐，人们常问我：‘这件事你跟富兰克林商量过没有？富兰克林怎么说？’当我告诉他们我还没有跟你谈过，因为我认为这件事多少有点非你所长，他们就拒绝捐款了，只说他们将考虑这个计划。”我问了他这个计划的性质和可能的用途，他的回答让我觉得这件事非常有价值。我不但自己捐了钱，而且充满热忱地把这计划解释给人们听，还劝他们捐款支持这一计划。不过在向人们募捐之前，我先在报上发表了有关这一计划的文章，以便让大家在思想上有所准备。在这样的事情上，这是我一贯的做法，但是邦德医生却忽略了这一关键的一步。
后来人们的捐款比开始踊跃多了。但是不久捐款就渐渐少起来了，我知道如果州议会不加以援助，光靠民间的捐款是不够的。因此我主张申请州议会津贴，并立刻这样行动了。代表乡村的议员们起初并不赞成这个计划，他们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的观点，说开办这样的医院只对城里人有好处，因此应该完全由城里的市民出资来开办。同时他们也怀疑究竟有多少市民赞成这样的计划。和他们的观点正相反，我倒认为它受到市民的普遍欢迎，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我们已经募到了2000多镑的捐款。可他们还是认为我的想法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我的计划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形成的。我请求州议会允许我提出这样一个议案，即按照捐款人的要求让他们组成一个社团并给予一些津贴。州议会允许我提出这样的议案，主要是考虑到如果他们不喜欢就可以把它否决掉。我将其中一个重要条款当做一个条件提出来，即：“当这一议案被州议会通过时，捐款人应组成一个社团，选出理事和司库，将募集起来的2000镑基金（年息作为上述医院免费对穷苦病人提供食物、看护、诊治和医药所用）并向州议会议长提出适当的证明，州议长依法签字并通知州司库付与上述医院司库2000镑，分两年付清，每年一次，作为开办修缮和装修之用。”
这一条件使得该议案获得通过，因为原先反对拨款的议员现在认为他们可以不费分文地获得慈善家的美名，于是就赞成了这议案。后来，在向人们募捐的时候，我们强调该议案中的有条件的诺言，这样人们就更乐于捐助了，因为每个人的捐款将变成双倍。这样这个附带条件在两方面就都起了作用。因此捐款的总数没多久就超过了规定的必需的数目，我们提出获得政府津贴的要求，这一要求被接受了，这就帮助我们提早实现了这一计划。不久，一座方便而又美观的大楼就建成了。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医院对人民是十分有益的，直到今天它还很兴旺。在我毕生的政治计划中，现在回忆起来，没有一桩事情的成功在当时能给我那么多的快慰，并且事后回想时，也能原谅自己曾经在其中耍过的一个小小计谋。
大概在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发起人吉尔伯特•谭那德牧师来拜访我。他请求我帮助他募捐兴建一所新的教堂。这所教堂将提供给他名下的长老会使用，他们原来是怀特菲尔德先生的门徒。但我坚决地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我不愿意过分频繁地向市民们募捐，致使他们对我不满。后来他又要我提供一张名单，列举以往在募捐中我认为是慷慨好施、热心公益事业的人的姓名。这一要求我也拒绝了，因为这些在以往募捐中好施的人们好心地答应了我募捐请求，捐了款以后，我却把他们指出来使他们受其他募捐人的纠缠，那实在太不地道了，所以这样的事我决不能做。
后来他要求我至少给他一些忠告，“这个我很乐意做”，我说，“首先，你先向那些你知道一定会出钱的人募捐；第二，向那些你不知道究竟会不会捐款的人募捐，并把那些已经捐了钱的人的名单给他们看，最后，也不要忽略那些你认为不肯出钱的人，因为其中有些人可能会是你看错的。”他笑着向我道了谢，说他愿意接受我这些忠告。他真的按我所说的做了——他向每个人都募捐了。结果是他得到捐款的总数比他预料得多得多。他用这笔钱在拱门街修建了一所宏伟而又十分华丽的教堂。
虽然我们的城市规划得很美观、很整齐，我们的街道既宽又直，纵横交错，但不幸的是这些街道因年久失修，路面已经损坏，每逢雨季，沉重的马车就把路面碾得泥泞不堪，使人难以行进，而晴天里则尘土飞扬，让人难以忍受。我曾经在以前的泽西市场附近居住过一段时间，当我看到市民们不得不跋涉在污泥中购买食物时，颇感不安。后来在市场中央铺上了一段地砖，这样市民们一进入市场就可以走上比较干净的地了，但是市场以外的街道还是泥泞不堪的。我跟人们也谈论过这件事，并专门为它写了文章，终于使得从市场到住宅前面的人行道这一段街道铺上了石板，人们在一段时期内不必弄脏鞋子就可以顺利到达市场了。但是，因为这条街的其他地方都未铺上石板，所以当一辆马车从泥路走上石板路时，就会把在泥路上沾的泥浆带到石板路上，石板路上不久也会堆满了泥土，而又没有人去清除这些污泥。因为这时城里还没有清洁工呢！
经过一番调查后，我找到了一个贫穷而又勤劳的人，他愿意做街道清洁的工作。我们谈好每星期清扫两次并把每家门前的垃圾搬走，每家每月出6便士作为酬劳。接着我写了一张传单，把它印了出来，指出这一笔小小的费用可以替街上的人们带来的好处。例如，人们脚上的污泥减少了，家里就会变得更清洁；街道得到清洁后，顾客更容易也更愿意到店铺里来，顾客增多了店家的生意自然蒸蒸日上，并且在刮风的时候风沙不至于吹到他们的货物上去，等等。我给每家发了一张传单，一两天后我跑到各家去走访，看究竟有多少人愿意签定合同支付这6便士。各家都一致同意，并签了合同，那段时期内，这个计划进展得很顺利。全体市民对于市场附近街道的清洁都感到很高兴，因为它为大家带来了极大的便宜。这之后，顺理成章地，人们普遍要求把所有街道都铺上石板，同时也人们也更愿意为铺路纳税。
过了一阵子，我起草了一个为费城筑路的议案，并在州议会中把它提了出来。提出的时候是1757年，刚好是在我去英国之前，在我离开美洲之后，这个议案才被通过，当时在评估税额的方式方面作了某些变更，这些变动我认为是不妥的，但通过的议案还附带了有关路灯的条款，这倒是一个很大的改进。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已故的约翰•克利夫敦先生，曾经把一盏灯装在了他的门口。这样，他就用实际的榜样说明了路灯的作用，从而使人们联想到可以在全城各处都点上灯。有人把首创这一件公益事业的光荣归于我，但实在是属于那位先生的，我只是模仿了他的榜样，在改进路灯的形状方面略有微功。我们的路灯跟起初我们从伦敦买来的球状路灯是不同的。这些圆形的路灯有下列缺点：空气不能从下面进去，因此烟煤不能迅速地从上面排出去，烟煤只能在圆球内打转，黏附在球壁上，不久就阻塞了路灯发出的光线，而且每天需要去擦拭灯罩，如果不小心一下就会把灯罩碰破，那整个灯罩就没用了。因此我建议用四块平整的玻璃拼凑起来，上面装上一个长长的烟囱使烟煤上升，而灯下面露出的缝隙可以使空气进入，让烟煤进一步上升。这样，灯罩就可以保持清洁，路灯可以一直亮到天明，不至于像伦敦的路灯那样，在几小时内就变得昏暗无光。并且即使不小心碰到它，一般也只会敲破一块玻璃，重配很方便。
伦敦伏克斯克花园的球状灯底下的孔洞使灯罩很干净。我有时候觉得奇怪，为什么伦敦的市民就没有想到在他们的路灯底下同样开几个孔。后来我发现，他们的路灯底下也有孔，但是这些孔是有别的用途的，那就是把麻线穿过这些孔悬挂下来，可以让火焰迅速地传递到灯芯。至于孔洞放进空气的用途，他们好像并没有想到，因此，路灯点上几小时后，伦敦街上就已经暗淡无光了。
提起这些改进，使我想起我在伦敦时曾向富特吉尔博士建议的一件事。富特吉尔博士是我所认识的最优秀的人之一，是公益事业的伟大的创始人。我看到在天晴的时候，伦敦的街道是从来没有人扫的，尘土飞扬，任其厚厚地积存下来，一下雨这些尘土就变成了泥浆，满街的泥浆，不堪涉足。除了穷人拿着扫帚扫出的一条小道外，试图穿越街道是不可能的事。就这样过了几天后，人们会费大力气把泥浆翻起来，倒进敞篷的马车中。当马车在路上颠簸时，车身两旁时时会颠出烂泥，飞溅四方，使过往路人苦恼不堪。而伦敦市民不扫街道的理由据说是怕飞扬的尘土会通过窗户进入商店和住宅。
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使我知道扫街原本花费不了多少时间。一天早晨，在克雷文街寓所的门口，我看见一个穷苦的妇人拿着一把桦树枝扫帚在扫我门前的人行道。她看上去苍白瘦弱，好像大病初愈的样子。我问她是谁雇她来扫街的，她说，“谁也没有雇用我，但是我很穷，我来富人门前扫地，希望他们会给我一点钱。”我要她把整条街都扫干净，并且答应付给她一先令。当时是9点整，12点钟她来要工钱。起初我以为她动作迟缓，不可能做得这样快，就派我的仆人去看个究竟。仆人很快回来报告说整条街都扫得一干二净，所有的尘土都堆在了路中央的阴沟之中。在下次下雨的时候，雨水就可以把尘土冲走，所以人行道，甚至阴沟，都会十分干净。
当时我认为若一个虚弱的妇人可以在三个小时之内扫完这条街，那么一个强壮的男子或许只需一半的时间就可以办到。这里让我说明，在这样狭窄的街道中，与其两边靠着人行道各有一个阴沟，不如在街道中间开一条沟来得方便。因为当一条街上的雨水从两旁集中到中央时，会在中央形成一股急流，它有足够大的力量冲洗掉路上所积的尘土。但是如果把它分为左右两条水路，那水流的力量不足以冲刷干净路上的积土，只能使它接触到的泥土更加稀烂，车轮和马蹄就会把它们溅在人行道上，使道路变得泥泞肮脏，有时也会溅在行人身上。我曾经向善良的富特吉尔博士提出了以下的建议：
为更有效地打扫和保持伦敦和韦斯敏斯德的街道清洁起见，本人建议雇用看守若干名，负责在干旱的季节里扫除尘土，在雨季里做刮泥的工作。每名看守人负责巡逻几条大街小巷，他们要配置的扫帚和其他清道工具统一放置在固定的场所，以备他们所雇用的清扫人员工作之用。
耙集在一起，上午时泥土不可堆积在街上，以免被车轮和马足扬起。清道人员应备有若干车辆，车身不是高高地装在车轮上，而应低低地装在滑盘上。车底由格子构成，上铺稻草，以保持倒入的泥浆的水分从车子底部排出。除去大量的水，泥浆的重量将大大减轻。这种车辆应放置在较远的地方，泥浆先用手推车运送，而泥车在将泥中水分排干后，再用马匹把它们拖走。
我对这个建议后半部分的可行性有些怀疑，因为有些街道很狭窄，泥车放在那里不能不占去太多的位置，以致阻塞交通，但是我还是认为这建议的前半部分（主张在商店营业前清扫街道运走垃圾）在夏天是切实可行的，因为夏天白昼长。有一天早晨7点钟，我走过伦敦河滨街和佛里特街，看见虽然天已经亮了，太阳已经出来三个多小时了，可是还没有一家店铺开门。伦敦的市民宁愿在烛光下生活，在白天睡觉，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常常抱怨烛税太高，烛价太贵，这真有点荒唐！
也许有人以为这些小事不值得留心或加以叙述。虽然在刮风的时候，灰沙吹进一个人的眼睛或是一家店铺是件小事，但是假如他们考虑到在人口众多的城市里有千千万万的人或者店铺受到灰沙的袭击，而且这样的情况时时发生，那他们就会认为这不是一件小事了，他们也不会妄加指责那些留意这些似乎微不足道的事情的人了。人类幸福不是由偶然的巨大的机遇带来的，而是由每天时时发生的好事所积累而来的。所以说，假如你教会一个贫穷的年轻人怎样修饰自己，怎样保养他的剃刀，远比给他1000个金币要好得多。这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些钱总有一天会花光的，只会留下用钱不当的遗憾；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假如他学会了自己修面，他就会逃开时常因等待理发师而变得令人厌恶的剪刀，还有那粗重的呼吸、肮脏的手指所带来的不快，可以随心所欲地什么时候高兴就什么时候为自己修面，而且器具也是令人感到舒适而又锋利的。本着这样的思想，我大胆冒昧地写下了上面的文字，希望他们能够对我所住的、所热爱的城市提供一些有用的参考意见，或是对美洲的其他城市也能如此。
曾经一度，我被美洲的邮政总局局长任命为他的审计员，管理几个邮政所和几个邮政官员，直到1753年他去世，我和威廉•亨特先生一同被英国邮政总局任命继任了他的职位。截止到我们上任时，美洲的邮政局从来没有给英国邮政总局上缴过利润。假如我们能够创造利润，我们可以从中提取600英镑作为我们的年薪，为了做到这一点，一系列改进的工作就必须要做了，有些开支开始是不可避免的，要花很多钱，所以在最初的四年里，英国邮政总局欠我们900镑。但是不久都还清了；在我被一个行为怪诞的英国政府的大臣错误地卸职之前——在以后的文章里我还会提到此事，我们已经使得它给英国政府创造了比爱尔兰最高峰时的邮政收入还多三倍的纯利润。自从那次错误的解职后，他们再也没从美洲邮政局收到过一个子儿。
这一年，邮政局的事情给了我一个去新英格兰旅行的机会。新英格兰的剑桥大学，出于他们的好意，授予了我一个文学硕士的学位。康涅狄格州的耶鲁大学，曾经也授予了一个同样的学位给我，因此，虽然我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但是我凭着我的自学还是享有了大学的荣誉。他们也是由于我在自然学科中对电学方面的发现和成绩而授予我荣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