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在《法言·吾子》一文中说：“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写小说在有些人眼里，算是“雕虫小技”，我不是“大丈夫”，倒是死心地喜欢操持此道，还胡扯了一句“雕虫非小技，壮夫当为之”，复用墨书写在宣纸上。记得我去省城作协工作时，临别前，我把它赠予同道安徽铜都小说家朱斌峰君做了个纪念，以此共勉。

写小说肯定不是小技，我是这么看。小说发展在中西方文学史上已有上千年了，有多少智慧超群者在这条道上下跋涉，留下了长城般的皇皇巨著和参天大树般的经典作品，它们的精神内涵和美学价值似阳光、如泉水样滋润着人们心灵，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有色彩、有意义、有趣味、有希望、有企盼……如果不看小说可以吗？我说，那么你的生活一定是混浊的、单调的、乏味的、僵硬的……

写小说是份苦差。写成小说难，写个好小说难，写出有新意的小说难，写出超越他人的作品更难。难在你文本内核的坚实度，思想的深邃度，技巧的成熟度，表现的新颖度上；难在你的故事、人物、气氛、意义、调性的独特性、排他性、新鲜性上；难在你文本语言的生动性，结构的严密性，逻辑的合理性和技术的特质性上。也就是说，你的作品主题是不是他人没有写到位的？题材是不是他人没有写过的？你塑造的人物和他人写的人物性格有相似的地方吗？你是否在复制别人的作品？你的故事和结构和他人的作品有雷同的地方吗？这些让你写来不轻松，不自信，很焦灼，但这必须要去甄别，要去区分，要拉开与生活或新闻以及他人作品的距离，不然，你会被它们强大的惯性所裹挟，你会被那个看不见的黑洞所吞噬，你会被遮蔽，会消失。为此，我在写小说时，一直在告诫自己这些，警惕这些。

我的小说观点是：一是小说要说故事，又不是在说故事，小说只是说出个体的我对人生、社会，过去、当下和未来三个空间发生过、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物与人内心之间的秘密和真相；二是小说来源于生活，又不是生活全部的复印，一定是来自作家对生活的哲学性思考后的故事表达；三是小说是假的，又是真的，这种真是作家对事物发展和人性变化认识后的一种曲折、艺术的呈现；四是小说是作家自我的，也是大众的，如果小说有一个读者在读，它就不再属于作家自己，所以作家创作时既要坚持自己主义，又要兼顾他人的阅读感受；五是小说是“小”的也是“大”的，它在万物里小如芥子或薹花，但它也是强大的——可以影响人的精神生活，触动人的灵魂。是的，它可以鼓动、鼓舞人们振奋，而去思索，而去爱憎，而去悲喜，而去行动。是的，关乎灵魂的事，再小的事都是大事。小说不小！

写小说之我有瘾，但爱上它就无法戒掉。这种瘾是蚀刻在自己颅骨里的花朵，它总是时时在骨缝里开放，让你欲罢不能，这是没有办法的孽缘，可能上辈子和它有什么没还完的债，今世要写出来抵债一般。卡夫卡也说过：只有写作是无助的，不存在于自身之中，它是乐趣和绝望。确实如此，写小说带给我完稿后的乐趣，也有夭折时悲伤和写不出来的绝望。我在我的文字里让一些人活，让一些人死，让一个世界喧嚣起来，有时我认为自己是造物之神，我是自己的世界里的上帝。

有时写小说，如纪昀《阅微草堂笔记》里写到采“塞外雪莲”一般小心翼翼，“凡望见此花，默往探之则获。如指以相告，则缩入雪中，杳无痕迹，即（左属右刂）雪求之，亦不获”，或如东北汉采参，在赶山客“参把头”带领下翻山越岭，搜寻“参棒槌”，见之用红绳系上，防止其土遁。领我写小说的“参把头”是潘小平先生和许春樵先生，他们一直指导我的创作，点出不足，纠正错误，我的《伏羊咩咩》就是潘小平先生改后，投稿《小说月报》发表的。当然，作家朱斌峰、余同友、李国彬、陈仓、韩新枝、周明全、李佳怡、徐坤、梁彬、师力斌、侯磊、欧逸舟等也给予诸多指教，在此谢谢。

怎么把小说写好？我认为还是在“写”字上用笨力，当然，写之前要学会思考，其实这大千世界有太多东西可供我们去写，博尔赫斯说：“诗就埋伏在玫瑰色的街角，随时准备向我们扑来。”诗是如此，小说也应该如此。我想，随着自己事务性工作越来越少，我会更多地迎接小说的“扑来”。

我知道自己的小说写得还不够好，评论家谢有顺曾给“好小说”下过定义，即好的小说，总是游走于纪实与虚构、微观与宏大之间，让自我意义、价值关怀、精神追问等，隐身于细节、经验、语言和结构之中，进而实现某种综合和平衡。而综合、平衡、杂糅、浑然，正是文学精神的核心。我力图让自己的小说在今后创作中向这个目标靠近、融入，以达到渐变，蜕变。已故作家刘恪说“小说是个人灵魂绝不妥协的结果”。“不妥协”是一个人的生命状态，“绝不妥协”应该是一个思想者的精神操守，为此，我愿意在这一条道上走下去，不管是“黑”，还是“白”。

数年前的秋天，我应田湘兄之约去贵州给中国公安作协的作家们上诗歌课时，有幸遇到谢有顺老师，我向他请教写作，他酒后写了一幅墨宝送给我，是“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望着这淋漓墨色，我想自己悟到小说应该怎么写了。

感谢看官，耽误你的宝贵时间读完这些浅显的文字，老生李云这厢拱手了，祝你六时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