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老塘》
《去老塘》编辑点评
李云的《去老塘》让人想起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八百米深处》，同样是矿井深处的工人情谊，但在《去老塘》中这种情谊延续到矿工子弟身上，面临生死考验，更突现出主人公杜海泉的承担与牺牲精神。
——《小说选刊》副主编李云雷
在千米深井下的世界，与我们日常生活中对于时间、气味、声音的感知截然不同，因其深邃、昏暗、神秘，每一滴水、每一缕风中都可能藏有危险的讯息。也正因此，侦察兵出身的杜海泉，以其出色的判断能力被工友们称为“窑神”。然而《去老塘》并不着意刻画传奇，而是将一个悲剧英雄式的人物放置在最复杂也最极端的人性场域，去书写他的平凡与不凡，脆弱与坚毅，悲悯与大爱。两位工友的牺牲，成为杜海泉心中沉重的伤痛，也使他在面对工友的儿子方竹笋和石碾时，失却了往日的警惕与果决。最终，当危险再次降临，杜海泉以生命为代价保护了方竹笋和石碾，完成了自我救赎。
——《小说选刊》编辑欧逸舟
《去老塘》获十三届《小说选刊》年度大奖授奖词
李云的《去老塘》既有从千米深井之下开出的生命之花，也回荡着辽阔的英雄之气，进而迸发出情感世界的复杂和浩瀚。这是一条没有罪却有罚的救赎之路，也是一段上下求索的灵魂之旅，使父子两代人的命运与“窑神”建立起深度关联，还原出人之所以为人的无奈和脆弱，更建构出“窑神”之所以为神的坚毅和高贵。
有鉴于此，特授予李云《去老塘》第十三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大奖·短篇小说奖。
《去老塘》获十三届《小说选刊》年度大奖授答谢感言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
很高兴来到“天眷盛京”沈阳，接受《小说选刊》授予我的第十三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大奖，应该说沈阳是我的福地，这部获奖小说就是沈阳《芒种》首发的，《小说选刊》是加持我文学的圣者。感谢《小说选刊》对我的青睐，感谢沈阳给我的文运。
写小说对于我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所以我写的少，发的也少。我只是在笨拙地默默地在写，写我熟悉的生活和人，《去老塘》写的是我30年前在江南煤矿工作的一段井下经历，我只想把那群和我朝夕相处，工作、生活在井下战友们真实的喜怒哀乐和他们的人性之美，以及他们命运际遇写出来。写他们我很轻松，也很沉重，因为他们中很多人都有了这样那样的不同命运结局，我只想用我的笔告诉人们有一群人在八百米深处的生存真相和这群人与厄运顽强的博弈。小说虽小，关于灵魂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我是这样认为。
我知道从小说的现代性和技法上我的《去老塘》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缺点，我会在今后的创作中向诸位老师学习，不断改正，校正自己的小说创作，让我的小说进一步完善和完美起来。
在这“奉天承运”之地，我听候《小说选刊》诏曰：在文学创作上奋勉前行，笔耕不辍，写出不负自己，不负《小说选刊》老师希望，不负时代的作品来。最后，再次感谢《小说选刊》！感谢沈阳！
来自地心深处的光亮
苗秀侠
几年前，在下面挂职时，终于实现了人生一大夙愿——下矿井体验生活，触摸地心深处的脉动。在那个千米之下的长长巷道，人的声音是变异的，显得悠长而缭绕。不由得把手放在湿滑的矿井壁上，耳门紧贴上去，地心的律动轰隆有声，而那昂扬锐利的掘进机，那顺着传输带奔涌而出的乌油油煤块，那闪烁跳荡的矿灯，皆组织成密集的光亮，涌出地面，涌向人间。那种来自地心深处的光亮，一直贮存在我的心里，甚至，我私下以为，地层深处人的呼吸、思想、心跳、彷徨，都是和光亮纠结在一起的。此刻，那束扎眼的光亮，再次訇然而出，这是“窑神”杜海泉带来的。
杜海泉是李云的短篇小说《去老塘》里的人物。之所以获得“窑神”的尊冠，是因为他身上有着特别的“本领”：在部队当侦察兵的历练，让他准确推算时间时有着“鹰的眼”；矿井下操练出来的样样精通的“十八般武艺”，赋予他“猎犬的鼻子”，能嗅风识瓦斯；那双“猎豹”的耳朵，能从一滴水的响声里捕捉到洪水来临的信号；最折服人的是，他有一颗果敢的大脑，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能瞬间做出撤与进、生与死的抉择。不用说，在井下当窑神的自得自足自豪甚至自傲，让杜海泉的人设超越许多人之上，可是，这个闪闪发光的窑神尊冠，却因为一场事故，碎成矿砟。不仅老工友们对他有看法，连刚刚上班的小矿工也“不尿他”，甚至还对他嗤之以鼻：“连自己工友都不敢救的人，就是软蛋。”由英雄而成软蛋，杜海泉自己内心也是认（上尸下从）、怯弱的。
杜海泉怯弱的对象，是在事故中逝去的两位工友的儿子石碾和竹笋。他处处以负罪之心，关怀着这两个不满二十岁、接替亡父的班来矿上工作的年轻人。杜海泉的内心深处，不能原谅自己在工友生命尚存时，他身上的“十八般武艺”，一样也没能用上。不但自己不出手相救，还举着斧子阻止别人救人，他听着工友在老塘边的采煤层由惨烈而微弱的呻吟，直至失去生命体征。如果说能找到唯一不施救的理由，那就是，他阻止了更多人无谓的牺牲。而老塘，从此成了他生命中的结，不能碰的痛。
在工友故去一周年的祭日，一场无声的追念活动，在地层深处展开。小说家的高明之处在于，故事的伏笔一直隐藏在灵动的文字背后，直至老塘出现。那句被大家惯用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在此更换成“人能两次遇见相同的灾难”。小说的痛点就此闪现。曾经的窑神、被膜拜的英雄杜海泉，他身上的“鹰眼、猎犬鼻、猎豹耳”并没有消弭，只是被他自己有意雪藏了，而此刻，这些能力被再次激活，那么，他就会明白，面对井下“五大灾难”之一的“透水”事件，他的举动，就是一场赴死。“窑神，我们在这里！”两个故去工友的孩子，顶着如豆的灯光，抱着危在旦夕的岩石，朝他呼救。这时候，英雄不用束手束脚地止步，也不用阻止他人施展拳脚——这是属于他一个人的拯救。打开风门，放掉流水，为他人寻找到生路，而杜海泉则成了一抹消遁在巷道水流深处的微弱灯光……
小说的写法有许多种，采取哪种方式，完全取决于小说家的思维习惯和审美意趣，当然还有小说本身的主题定位及所要达到的效果。李云无疑把小说家的功力发挥到最佳之境了。《去老塘》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是什么提高了整篇作品的亮度？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人性的开掘较为生动。那抹来自地层深入的光亮，饱含着主人公的脆弱与坚毅，悲悯和大爱，一点点触痛并照亮了阅读者的心田，也照彻了人间那些丝丝缕缕的柔弱。不同身份、不同背景和不同趣味的读者，会对此小说有着不同的解读。这正是《去老塘》意蕴丰富的真实呈现。
无疑，那抹来自地层深处的光亮，助力了人间无处不在的自我救赎，并为大善大义赋能。
深井中拾起的人性光辉之石——读短篇小说《去老塘》有感
查冰钰
引言
李云短篇小说《去老塘》开始于一个千米深的井里，这是一个需要靠人体生物钟把握时间的地方。井里有井里的规矩，也有着井里特有的感情与故事。杜海泉被人们称作窑神，他看看矿灯光线的强弱，或者嗅嗅风筒里传过来的风，就能一口报出精确的时间来，井下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然而被称作神的他，命运在“九一三”安全事故中遭遇了转折，在极端危险与复杂的情况下，他的抉择也奠定了他悲剧式的结局，然而在他去老塘拜祭的那天，他再次来到了岔路口的面前，这一次，他毅然地选择救下两个孩子的生命。
一、模糊时间下不断坚定的信念
老塘的深井里有着他的行规，下井干活的人都不会把寓意不吉利的钟表带到井里，这井下的时间已不再是表盘上那墨守成规，每一秒走一步的指针，而是人们的生物钟、巷子里馒头肉包子的香味以及风筒里的风。时间并没有被深井隐埋，深井里的时间也没有变得缓慢变得模糊不清，他存在于深井里每一个人的心中，不外乎竹笋和石碾更不外乎杜海泉。
竹笋和石碾一开始下井，其实是带有目的的，从下井的这一天，竹笋和石碾就想着要去老塘祭拜父亲，这是他们自己的心愿，更是他们的娘和整个家族的主张，也与矿井规矩有关。因为在井下死亡的亲人一定要在一周年时去井下拜祭，去为亡者招魂，在这大半年里，他俩一直在商量这件事，包括坚决要留在井下工作，踩点设计祭拜物的秘密携带，或许在他们的心中一分一秒地计算着时间，期待着这天的到来，然而，井下的时间似乎是模糊的，他们带着这份信念在这模糊的时间里迷茫探索。九月十三这天越是临近，两个少年心中的信念就越发的坚定。
对于杜海泉而言，每想到一年前的那场事故，他的眼泪都要溢出来，虽然他深知不让其他的兄弟再冲进去是正确的，可他还是愧疚于两个牺牲的战友的孩子，所以杜海泉十分呵护竹笋和石碾。同样，杜海泉也期待九月十三日这天的到来，那52度的高粱酒正是用来祭拜的，或许这一天的到来能够结束令他心悸的噩梦。谁料，在去往老塘的路上，竹笋和石碾发生意外。同一年前的九月十三日一样：撤还是进，这一次摆在杜海泉面前的两条路：是回撤救援还是自己冒险救人。在坚定的信念下，他义无反顾地向孩子走去，他知道自己凶多吉少，但他更加知道，如果回撤救援，两个孩子可能等不到援救的人就被淹死在里面，这不仅仅是一次抉择，更是杜海泉不断坚定的信念。
二、人性矛盾下的放手一搏
纪伯伦曾说道，你的心灵常常是战场。杜海泉这个人物的命运便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在心灵的战场上做抉择。一年前的九月十三日，在那样危急的情况下，同行的人问道：是进还是退，其实这个问题他在心中问了自己一万次，杜海泉也想救下两个兄弟，但他知道冲进去的后果是什么，甚至在旁边兄弟要冲进去救人时，他也必须要进行制止。这也正是人性复杂的一面，在极端的选择题面前不得不给予的抉择。在其他兄弟眼里，杜海泉是神，井下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然而在竹笋心中，他对这所谓的窑神是不认同的，正是杜海泉让自己没了父亲，认为杜海泉自己懦弱还不让别人救他的父亲是何等的残忍，他恨杜海泉，更不理解为何他们都将这样的一个人奉为神奉为英雄。然而这难道是杜海泉的失败吗？作者告诉我们，并非这样。
在去老塘的这一天，依旧和去年一样发生了悲剧，而杜海泉的再一次抉择用自己牺牲的悲剧替代了悲剧。正如杜海泉对接班的王班长所说：老王，前几天连着下雨，这迎头岩壁上都挂汗了，别是前面有老塘，你们多打探钎，别抢了进度，却透了水。我说的是真话，你别不听，壁上水珠，我试了，有点儿臭味，八成是老塘的。而“透水”正是井下五大灾害之一，石碾和竹笋的爹也正是牺牲于“五大灾害”之一的“冒顶”。这一次，杜海泉选择放手一搏，不顾牺牲，成功救下两个孩子的生命。这既是杜海泉的自我救赎更是这位悲剧式英雄的成功所在。
三、悲剧美学中的希望延伸
布朗尼曾经说过，一个人被剥夺了最宝贵的东西，记忆就是给他的弥补。记忆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对残废的补偿。我们无法否定杜海泉最终牺牲这不是一场悲剧，然而他实现了最终的自我的救赎。作者并没有以所谓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来完结这篇文章，现实本是如此。杜海泉失去了生命，但他没有失去自己的价值，他用自己牺牲的悲剧挽救了一开始两个孩子可能会酿造的悲剧。一年前的悲剧，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其实杜海泉并没有抉择错，然而每当他想起这场悲剧，他依旧是愧疚自责的。命运一次再一次地转折，最终牺牲，这对于窑神杜海泉本身来说，何尝不是悲剧。悲剧往往能比喜剧更加引起动情。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句话在现代美学当中做了进一步的延伸和推演，叫作在毁灭当中呈现价值，就是毁灭了一个价值，你感受到心里那悲剧的力量，这力量每加重一分那个被毁灭的价值的地位就越发的鲜明一分，这是悲剧的意义。而在这场悲剧美学中，成功被救下的竹笋和石碾带着杜海泉的信念将希望延伸。
结语
小说《去老塘》巧妙地运用一场看似是悲剧的结局结尾，引人深思，杜海泉这一生的命运经历了很多次的转折，但他依然不是一个悲剧人物，悲剧人物有一个特点，就是在结束的时候，他是悲观的绝望的，但杜海泉没有，他是毅然决然地坚定地拯救了两个孩子，或许从旁观者角度来说，这是一场悲剧，但就杜海泉本身来说这属于自我救赎。
《大鱼在淮》
一件“难怼”的事
李云
我这里的“怼”不是普通话里的“怨、恨”之解，而是河南方言中的“干、弄”之意。《大鱼在淮》是我小说创作中最“难弄”的一次经历，写作过程跨时两年，修改十余次，让我几近怀疑自己是否具有能在文学道路上走下去的天资和能力，但一种纠结于心的情感还是让我“怼”下来了。
2017年5月到8月，我和皖籍五十多位作家，从淮河源头河南桐柏走到淮河入海口江苏淮阴，完成了一段“走淮河”的采风之行。那时，正是淮河丰水期，烈日下，麦子金黄，淮水汤汤，呈现出一方大地的苍茫。淮河之“淮”，古象形字是“隹”，为短尾鸟名——淮河之美如“鸟之短尾”。她与长江、黄河、济水并称“四渎”，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所孕育出的文化融会了中原文化和吴楚文化。淮河流域很独特，被北方人视为南方，又被南方人视为北方，她土地丰饶，有着“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美誉，但由于黄河数次夺淮，深受大水漫灌之苦。应该说淮河是一条希望而又悲情之河，千百年来哺育着两岸儿女，也给人们带来了苦难。在淮河岸边，我们一个县城、一个村庄地实地走访，感受着淮河文化的斑斓深厚，也在思考着这种文化的日渐衰退和黯然。在对一河两岸的各色人物采访中，我看到了他们的生活境地和精神状态，他们与河相伴，幸福与痛苦同在，欣喜与焦虑同在，豁达和散漫同在，希望与沮丧同在……于是，我写了一组有关淮河的诗《水路》，在诗歌类刊物上发表了，但我总觉得自己没有写好淮河和她的子民，我的心里仍有一种情感在纠缠激荡，那是一条河千年流逝的沧桑，是一群人当下流失的疼痛。我想写出淮河文化的枯涨和当下转型期淮河两岸人们的内在情感和人生际遇真缘，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写出一篇有关淮河的小说或者寓言。
当年9月，我裹挟着暑气，有幸来到鲁迅文学院学习。当秋天慢慢靠近京城燕山时，形单影只的我独坐鲁院宿舍里，开始动笔写出《大鱼在淮》初稿，接下来数易其稿，多次陷入手撕稿纸或面对电脑发呆的困境。我遇到写作瓶颈了，而其“难怼”主要是难以把握这篇小说的叙事方式：如果写实地叙述当下淮河岸边的人和事，小说应该具有当下性、写实性，可大河上下给我带来的沧桑之感就不能充分表达出来。而且，此时的我有些厌烦阅读当下近似新闻的“仿真主义”小说文本，想尝试以先锋叙事表达自己想要的“寓言感”，可先锋小说写作又被当下文坛认为是“没落”的。我该如何选择自己的叙事，该如何表达……那时，鲁院602室的灯光应该记住了我和它默视而相峙的痛苦日光。
后来在鲁院，我一边聆听老师们讲课，一边重温经典作品，重读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福克纳的《弥留之际》以及莫言、马原的作品。我重新翻阅起涉及淮河的史志旧章，重新梳理“走淮河”采访笔记，一边让自己在想象中回到大河边，回到淮水两岸的人群中，回到生活的原处，一边选择对我来说有难度的表达，尝试以先锋小说的叙事，来呈现当下的淮水。基于当下的写实性和历史的寓言性，我选择了两个叙述视角：一是“父”—— 一个淮河边村庄婚姻失败却苦苦挣扎的淮北汉子，这个成人的视角贴近当下生活，叙述的是大河岸边人的希冀与隐痛；一是“子”—— 一个在乡村长大却在城市里致病的傻子，这个“傻儿”的视角有异于现实目光，叙述的是人与历史、人与自然的依恋与神秘。这一现实一寓言的两个视角分别展开叙事，就较畅快地把我心里的那团情绪表达出来了，那就是：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农耕文明在商业文明冲击下的溃败、对时代变迁之中淮河人的痛惜、对淮河文化流逝的无奈慨叹，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生活之重与人心之痛、历史之重与生命之轻……回想起来，我是既用了普通话（正常的“父”），又用了方言（异常的“子”），才完成了对叙述语言的寻找，才解决了写作的“难怼”。在这篇小说中，我试图描摹的是，时代转型背景下个体艰难、艰辛的生存状态，以及历史与自然的诡异与回归。我还写了一条神奇的鱼，它些许是大河的暗喻，些许是历史的象征——这个问题到现在我还说不清楚，我只是在古息县采风时，看到从河里挖出的具有三千年历史的古独木舟，就决定应该为它写点什么，没想到那“独木舟”会变成小说中一条会说话的鱼。
这篇小说“难怼”得很，当我写完初稿后去请教十多位同人老师时，不少人都持否定意见，有人直接说这篇东西失败了，先锋小说已经落伍了，你还写这样的小说干吗？我无语，心里却还是有些敝帚自珍，不舍得把它流产掉，于是一遍遍地修改它，直到弄成今天这个样子。值得欣慰的是，在写这部小说过程中，我的创作理念和写作方向更加明确和坚定起来，那就是文学创作是要有根的，既要汲取现实生活的滋养，又要写出个性思考来，“写什么”和“如何写”一样重要，而打通历史与当下的通道、找到自己的文学“舌头”，应该是小说家要做的吧。
感谢《小说林》杂志，感谢何凯旋先生，让我的拙作能见到六月的骄阳，终于让我把一件“难怼”的事干成了。
夏季又来，遥问淮水安好！
现实批判、乡土特色与志异叙事——评李云的中篇小说《大鱼在淮》
汪树东
李云的中篇小说《大鱼在淮》好读，有趣，而且发人深思。
该小说的故事发生于当前淮河边的一个名叫刘郢的乡村。男主人公刘淮北已经四十多岁，年轻时曾到南京去打工，结果妻子跟人跑了，儿子宝柱因病变得半痴半傻。他对城市心怀恐惧，回到乡村，守着儿子过活。幸好一个城市商人看中了他捏泥泥狗的祖传手艺，每年出五万元收购两百个泥泥狗，从而让他在村里能够过上不错的生活。不过，城市令人恐惧，乡村也颇多是非。村主任洪武颇为蛮横霸道，他的儿子大杰子也仗势欺人，一次强奸了少女妞儿。妞儿一气之下把大杰子送的手表扔进了淮河古道上的一个深潭中，于是大杰子就强迫宝柱潜入深潭为他搜寻手表。谁知深潭中潜藏着一条大鱼，大鱼教会了宝柱在水中呼吸的本领，还和他玩游戏，又吓走了岸边的大杰子。结果大杰子失魂落魄，村主任洪武夫妇请来道士驱邪，后又把他送去大医院就医，均告无效，大杰子不幸殒命。村主任洪武决定给儿子报仇，就买来很多炸药，要炸死大鱼，但他老婆在家焚香时不慎把剩余的炸药先引爆了，造成了村里房倒屋塌、殃及无辜的重大悲剧。最终，深潭消失，大鱼失踪，村主任洪武患了精神病，刘淮北当了村主任，宝柱重新变得清醒，决定离开村子去寻找远走他乡的亲娘。
如何理解这部无论题材还是叙事艺术都颇为独特的中篇小说？
第一，值得关注的是该小说对当前城市和乡村灰暗现实的双重批判。
该小说把城市推到了叙事背景中，重点呈现的是当前乡村生活的灰暗实景。不过，作为背景的城市，绝不是繁荣富丽、财富遍地的令人艳羡之所，而是民工刘淮北的伤心之地。他曾到南京城去打工，可能干着最苦最累的工作，只能住在低矮潮湿的出租房里，盖着霉斑点点的被子，儿子生病也不敢送到大医院去，结果耽误了治疗时间，落得半痴半傻，就连妻子也不愿意再和他一起忍受艰难困苦、委曲求全的城市打工生活，和浙江小老板私奔了。因此，农村人刘淮北把城市称作狗，把自己的受伤称为被城市这只狗咬伤了。由此可见，刘淮北对城市会感到多么恐惧。无独有偶，刘淮北的形意拳大师兄葛小六虽然在方圆百里的淮南之地名头不小，但是到城市去打工时，从工地的脚手架上摔下，落得个残疾之躯，结果妻子也跟他人私奔，年幼弱女妞儿不得不承担起生活的重担。而即使看似从城市得到益处的刘郢村刘大神家，靠的也是五个女儿齐刷刷地到城市去出卖色相，说到底也是乡村人的生存屈辱。当作者如此呈现刘淮北等乡村人物的黯淡命运时，他对那个欺压乡村弱势人物的强力城市无疑是持批判态度的。
对城市文明的批判，往往会反向催生出关于乡村的理想化、诗意化的文学书写。这种情况在现当代文学中举不胜举。但是在该小说中，作者却没有依循此故道。在作者看来，城市对于像刘淮北、葛小六这样的乡村弱势人物而言不是安居之所，乡村同样非诗意退隐之地。作者清晰地认识到在现代化浪潮的裹挟下，乡村早已经丧失了延续几千年的自足自在，刘淮北、葛小六已经不可能过上自给自足、诗意盎然的乡村生活了。例如刘淮北返乡后，首先发现他们村口那两株长了两三百年的老桂花树居然被村主任洪武给卖到城里去了。他被村人推荐去向村主任讨要说法时，居然被村主任洪武好好地抢白了一顿。可以说，在村主任洪武面前，刘淮北所有做人的底气与尊严都丧失殆尽。乡村基层权力的恶化已经构成了刘淮北这样的乡村弱势人物的基本生存语境，更不要说后来村主任儿子大杰子的仗势欺人了。其实，当大杰子被大鱼吓出魔怔来后，村主任洪武首先去请杀猪师傅来捉鬼驱妖，更可以看出像刘郢这样的乡村的无知与愚昧了。作者对城市和乡村灰暗现实的双重批判无疑让我们能够更清晰地认识当前中国社会的实情。
第二，值得关注的是该小说对传统小说的志异叙事的发扬。
如果说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一片灰暗的话，那么该小说通过傻子宝柱形象和大鱼形象给我们带来了一缕难得的亮光。
傻子宝柱形象的确是该小说的灵魂人物。宝柱原本因打工父母无钱治病在城市里变得半痴半傻，他的命运本来有可能是极为悲惨的。但是作者偏偏没有给他安排催人泪下的悲惨命运，反而让他因祸得福。例如他回到刘郢村后，能够和鸟虫鱼虾说话，甚至能够听懂树的话，无师自通地会游泳，而且还能够下水不沉，在浪里睡觉。傻子宝柱出门时还想着给老鼠留一块红薯，更是体现了其大朴未雕的天性。当他被大杰子逼迫到蛤蟆塘去拾表时，原本完全有可能发生更大的悲剧，但是没有，他偏偏遇到了那条神奇的大鱼，而且大鱼还教会了他在水中呼吸的本领。傻子宝柱看过大鱼，就能够用泥捏出活灵活现的大鱼形象，给泥泥狗涂色，也常常出乎意料地用色，使之栩栩如生。当村主任洪武、村主任老婆及其儿子大杰子等呈现出乡村人物全面的道德溃败、人性沦丧的灰暗现实时，正是傻子宝柱保存着与物同情的天机，展现了乡村文化的最后一点璀璨光芒。至于大杰子只想着强奸妞儿，而傻子宝柱却想着尽其所能地去爱护妞儿，更是体现了傻子宝柱的乡村道德的质朴性。作者在塑造傻子宝柱形象时，有意无意地触摸到了博大精深的道家文化。在道家看来，像村主任洪武这样功利世界中的人恰恰是远离大道、人性失却的假人，而像傻子宝柱这样的人正因其痴傻，退出了功利世界，反而保存了天道，倒成了值得敬佩的真人。老子也曾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傻子宝柱因为痴傻反而与物同情，正是此道理的绝好说明。傻子宝柱形象也令人隐约想起迟子建的《雾月牛栏》中的宝坠形象。
与傻子宝柱形象一样，那个老淮河故道上蛤蟆塘里的大鱼形象也是该小说中的一大亮点。这条鱼原本是小的时候通过一个暗洞从淮河主干道游到蛤蟆塘里来的，等长大后就没有办法通过那个暗洞返回淮河了，于是被困在蛤蟆塘里。当它遇到来找手表的傻子宝柱时，它主动要和宝柱玩耍，性情活如一个小孩。最终因为村主任老婆无意中引爆了炸药，震动了暗洞，蛤蟆塘里的水流尽，大鱼也不见了踪影。
也许在有些读者看来，无论是傻子宝柱形象还是大鱼形象都是不可信的，是作者故弄玄虚。当然，这需要指明的是，作者在刘淮北、村主任洪武、葛小六、大杰子、妞儿等乡村人物较为可信的乡村故事中，插入傻子宝柱和大鱼的故事，延续的是蒲松龄《聊斋志异》式的志异叙事传统。就像名篇《促织》中，成名的儿子魂化为促织本为荒诞之事，却写尽了荒诞世界的真实一样，该小说通过傻子宝柱和大鱼曲终奏雅式的故事，更让我们感受到当前城市和乡村的真实危机。
当然，也许还可以从生态批评角度来解读傻子宝柱和大鱼的故事。傻子宝柱能够与花鸟虫鱼对话，想着给老鼠留下一块红薯免得它们挨饿，当得知村主任要用炸药去炸大鱼时，他就急匆匆去向大鱼报信，甚至有生死与共之志，都显示了正是傻子宝柱这样的弱势人物才能够做到天人合一，才是真正具有生态智慧的人，也才是真正值得现代人效法和尊重的人。而像村主任洪武这样的现代人，却丝毫不尊重自然生命，只想着出卖桂花树谋求私利，想着炸死大鱼为儿子报仇，显现了他恰恰是与大自然为敌的，最终也只能自掘坟墓。该小说最后写傻子宝柱恢复了神志后，在梦中畅想：“在梦里，俺和大鱼一起沿淮河游向洪泽大湖，那里水清浪徐，荷花正艳，水草丰美，帆影片片，俺见到了在岸边洗浣的母亲，她依旧年轻如初，俺见到妞儿在一艘船上笑吟吟看着我和大鱼在水中游弋……”宝柱的梦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之梦，也是当前文明的真实出路。
第三，该小说还值得关注的是其独特的乡村人物形象和乡土特色。
应该说，一部中篇小说能够塑造出两三个较为鲜活的人物形象就算是成功的了。该小说除了傻子宝柱的独特形象之外，刘淮北、村主任洪武两个形象也可以说较为成功，而且刘淮北、村主任洪武是较为独特的乡村人物。刘淮北是乡村中的弱者，性情也柔弱。他到城市去打工，妻子跟人私奔了，他不敢反抗，不敢去追踪或报复，只是默默地返回乡村照顾傻儿子宝柱。他还害怕别人说他把妻子给卖了，因此急着想洗刷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在本来是师兄弟关系的村主任洪武面前，他首先就自降一等，处处退让，自打耳光。当然，说他是乡村人物，他身上还残存着乡村人物特有的质朴和善良。例如他有祖传捏泥泥狗的本领，被艺术品商人看中，要他每年捏两百个，还不让他私自出售。他就拍着胸脯说：“俺不干这断子绝孙的事！”他还把这个商人看作恩人。这都体现出了乡村人物的质朴和善良。
与之相对，村主任洪武是乡村人物中的豪横强者。他具有村主任的权力，敢于把村庄的所有物视为己物一般出卖牟利，对待一般村人也都是颐指气使，对儿子大杰子的放纵更是显出其颟顸豪横的一面。至于先是想抽干蛤蟆塘，后又想炸死大鱼，都显出了这个乡村权力人物的蛮横。
非常有意味的是，就像道家所说的，强梁者不得其死，村主任洪武最终结局悲惨，倒是弱者刘淮北时来运转，当上了村主任，似乎再次印证了道家的生存哲学。
此外，该小说的语言也具有浓郁的乡土特色。例如该小说写到刘淮北到村主任洪武家去询问村口的老桂花树一段：“没想到‘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了。那天，洪武在院里刚练完一趟拳，全身热腾腾升着热气，仿佛刚洗过桑拿，洪武一仰头，喝着一瓷杯苦茶，他听完俺的嗫嚅后一掌拍在桌子上山响，骂道：‘狗日的，两棵朽树，人家给十万还嫌少？六十万？你以为这树是你家枣，能卖那么多钱呀？’说完一挤身一抬手就把俺扔出门外头了。洪武老婆冲出门，叉个腰指着俺的鼻子骂了句‘活该’。”这一段话带有多么浓郁的地方特色，把村主任洪武的蛮横和刘淮北的卑弱写得多么接地气！
整体看来，中篇小说《大鱼在淮》立足当前的现实生活，对城市和乡村灰暗现实做了双重批判，通过傻子宝柱和大鱼形象恢复了富有民间气息的志异叙事，塑造出来了几个鲜活的淮河边的乡土人物，叙事流畅，质地简朴，是一部颇有艺术韵味的好小说。
《一枪毙命》
枪之外，命之中
李云
枪是暴力，凶器，本命之物的实体象征。
命，即命运，生命的纹理和走向。
在《一枪毙命》中，我表面写的是枪和人的故事，实质是想选取1983年“严打”到当下“打黑除恶”两个节点过程的片段，关注有关人的命运的故事、有关暴力与人性的故事。
我知道“严打”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始，对暴力等刑事犯罪的一次打击，对人性欲望走向邪恶的扼制。二十多年后今天的“打黑除恶”更是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重击，促使社会法治进程加快推进，公平公正的阳光会再次拂开人性的阴霾。在我的文学创作中，我很关注信仰、人性、命运等关键词，在诗歌中我会观照人性的积极面，在小说里我会洞察人性的缝隙。在这篇小说中，我想让“枪”成为一种象征和暗喻，对正义之光进行折射，对人性进行剖析。我想让“枪”引动战友三人人生命运的波折，引发战友之间的情感纠葛，更想深掘人物对“暴力”不同的姿态，或忠诚或有阴影或畏惧，显现法律阳光下人性的样态。
生活总是给小说以“种子”。在这篇小说中，“伍皂”原型来自我采风时听一位司机说的战友在“严打”时的真实经历，我做了改编。“伍神”是几个青年的犯罪事件的综合和糅合。“一丈青”也是对几位受黑社会势力迫害的个体户故事的拼贴和复制。其实，生活远比小说更精彩。前几年黑恶势力为抢夺资源和垄断市场而大打出手的刀光剑影，黑恶势力与腐败分子勾结而上演分赃闹剧，我们的文学在这方面无论是量和质上都远没有做到应尽之责。我写《一枪毙命》只是想拉开一角帷幕，探讨欲望和索取对人的支配和驱使。柏拉图曾说：“人类的本性将永远倾向于贪婪与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乐而无任何理性。”那么，人真的就走不出这个桎梏和陷阱吗？我想，善终会战胜恶，这不会只是一个书生苍白的祈望。
枪慎用，它除了能自卫之外，更多是杀生，一枪毙命应有人性的考量。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因而，在正义与人性之间，这一枪是否扣动扳机，如何扣动扳机，正是我小说的犹豫处。我相信：当我们向着阳光前进，理想的光亮和人性的阴影都是小说的起点。
感谢《大家》周明全编辑！感谢《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黑丰编辑！感谢读者！让阳光与我们同在！
《爷要一杆枪》
铿锵诗意爷的枪——浅评李云《爷要一杆枪》
马书玉
故事梗概
十九世纪初，大别山深处的金家寨，一对恋人廖山虎和表妹辫子在集镇大户漆家铺子买双面镜。辫子的天籁嗓音和清纯貌相让漆家三少痴迷入魔，仰仗自己财大气粗人多势众，光天化日之下调戏女孩，并强行将人抢入漆家大院。
山虎奋起抗争，终因寡不敌众，被漆家荷枪实弹的家丁扔进金家寨的史河水，几乎活活淹死。承受了精神和肉体的欺辱，山虎不幸缩阳成为“二胰子”。
山虎在牢狱认识了有苏共嫌疑的红色人犯胡先生，明白了只有手中有枪，穷人才能挺直腰杆做人，活出人样的道理。在胡先生的掩护下，山虎狱成功，找到了苏维埃红色赤卫队，参加了红军，在著名的立夏节起义中，杀死仇人漆家三少，夺得一支期盼已久的枪。
艺术特色
省作协主席许辉先生阐述作家的写作状态时说，写作有七种境界，其中最高境界是“无我之作”。对比《爷要一杆枪》，作品通篇都是叫人物说话，用场景表达，让情节循序渐进，依故事规律推动，丝丝入扣，毫无枝蔓缠绕和虚幻添加之嫌，堪称“无我之作”，作品的时代性、地域性、真实性，逻辑性等优秀小说具有的普遍特性，因之凸显无疑。
此外，个人以为作品还具有如下独特的艺术技巧。
一、见于言外的暗喻韵致
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提出对诗歌的表达艺术要求——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种“弦外有音，言外含意”的表象艺术，实际上就是一种暗示艺术。暗示艺术能让读者产生积极的遐想，从而获取比文学表象本身要多得多的信息，进而收到寓意含蓄，透视深远、耐人寻味的艺术效果。
鲁迅先生的小说《药》，堪称暗示艺术的精品。《爷要一杆枪》，就很好地借鉴了鲁迅先生的暗喻技巧，把言外之意、“韵外之致”运用得酣畅淋漓，精彩纷呈。
1.字意暗示
小说的标题为何取《爷要一杆枪》？看过小说，品味咀嚼，方知“爷”喻义之妙、“枪”喻义之奇，主题立意之匠心，叙述文本之酣畅，故事情节之跌宕。从头至尾，“爷”不离叙述，“枪”驰骋文本。使纸面之言与言外之意气象万千，扑朔迷离，却又散得开，收得住，而无迷乱入俗之嫌。
纵观全文，《爷要一杆枪》中的“爷”，不仅是对长辈男性的称呼，更是对男人的血性、男子的尊严以及战士的刚烈的敬仰。
枪，更是一字多喻，意味深长。爷的枪，有物质的枪，也有精神的枪。即明暗两杆枪。通俗地说，手中握有物质的枪，就是权力，实力，势力；精神上竖起信仰的枪，就有自信、自尊、自立、自强。在乱世，对于男人来说，精神之枪和血性之枪尤为重要。
枪，有作者匠心独运的暗示寓意：苏党为山虎爷树立了“信头”，即精神尊严之枪，更是播种了革命者只有唤醒民众，才能掌握推翻黑暗社会、救助民生的理想信仰之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反对剥削和压迫不仅需要“枪”，也需要“血性”。而没有天下为民的信仰指挥枪杆子，血性男儿可能是占山为王的土匪；手握重器的兵丁，也可能是鱼肉百姓的贪官戾吏，最终可能是助纣为虐祸害社会的、荼毒生灵的屠杀器具。
因此，枪在谁手，被谁指挥，为谁打响，是一个宏大而深远的命题，但作者通过在动荡时代小人物命运的起伏跌宕，以及复杂社会中各色人物思想信仰的纠葛碰撞，完成了哲学和政治学以及社会学才能回答的复杂理论命题。作者由于艺术地运用了“枪”的暗示寓意，表达了极其深刻的题旨，实乃“妙手偶得一字意，气象万千藏乾坤”。
2.线索暗示
《爷要一杆枪》有明、暗三条线索，暗线主要是通过暗示手法来设置的。
明线写山虎爷从抓阄与一杆木头手枪结缘开始，到其参加革命，为民除害，在战场上缴获一支真枪，实现了自己拥有一支枪的夙愿。与该线索相辅相成的，还有山虎爷不幸沦为有生理残缺的“二胰子”、没有精神尊严的男人，在寻找光明、参军参战中扬眉吐最后生理缺陷得到救治而幸运恢复男儿尊严这一辅助明线。
与两条明线并行渐进的暗线索，是主人公的精神之枪，即红色理想信念萌生、形成、并根植心中的过程——山虎爷逐步形成“红色革命信仰”和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革命道理，最终成长为一个坚强的红军战士。
明行、暗进，二线相辅相成，三线层层递进。在小说高潮之处三线合一，完成了对主题的升华，小说主旨由浅到深缓缓而至，传递给读者。作者三线交错的设计，大大深化了小说的主题。
至此，作为物质之枪的力量，作为生理之枪的男人尊严，以及作为信仰之枪的战士精神，三枪合一，汇集于主人公一身。一个饱尝苦难磨砺、富有壮士阳刚与野性的纯爷们儿，一个经历战火洗礼、具备男人威风与浩气的军人，一位深受革命信仰熏陶愿为天下劳苦大众而抛头颅洒热血赴汤蹈火的英雄，丰满地、真实地、活灵活现地站立起来——一个普通的山里娃成长为一名英勇的红军战士，小说完成了对爷爷平凡而富有传奇一生的叙述。
3.宿命暗示
恰如其分的宿命暗示，让主人翁身上散发出自然的传奇色彩。作者通过讲述大山深处民众口口相传的甚至有点蒙昧的宿命思想，加上合理的想象，使人物故事充满神秘却不流于离奇怪异，为作品增加了耐咀嚼的可信度。
一是孩子周岁抓阄，整个故事和主、次人物，就在抓阄过程中铺陈和登场，点明了主题中的枪，暗示了人物命运，引出了明、辅、暗三条线索。
二是钟声，漆家那只昭示其实力和势力的西洋钟，是人物悲剧命运的集节点和矛盾爆发的导火索。恰在辫子和山虎到达漆家铺子的时候，它不早不晚不多不少地敲响三声，引出辫子和漆家三少的爱恨情仇，生死纠葛。看似偶然，其实是蕴含深刻寓意的妙笔暗喻——
皖西南有民谣，钟者，终也。山虎打碎的，不仅是地痞恶霸家的西洋钟，也暗示这是为土豪劣绅执政的民国政府敲响了警钟和丧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欺行霸市、恃强凌弱、徇私舞弊的贪官污吏所把持的民国政府，已经到了官逼民反、摇摇欲坠的边缘。
秘鲁作家略萨说，小说的说服力是要“缩短小说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在抹去二者界线的同时，努力让读者体验那些谎言，仿佛那些谎言就是永恒的真理，那些幻想就是对现实最坚实、可靠的描写”。可见，宿命与暗示的作用所在，无论虚实，只要符合真实的逻辑规律，人物就能立体、饱满，故事就能令人信以为真且印象深刻。
4.人物暗示
《枪》中的几组人物之间，相互有着或明或暗的对比衬托。暗示了彼此的命运迥异：山虎与山虎爹，辫子和许队长，山虎舅和胡先生等几组人物的生死阅历，就是那个时代各阶层人民的典型代表。
总之，我们阅读《爷要一杆枪》时，常常发现叙事线索中大量的隐喻现象，它们依附在一些看似平常的情节里或叙事形式中，却巧妙地离散了叙事的直白添加，于无声处构架叙事的重心内核。这些散落在文字中的隐喻，如夜色中独自绽放的冬梅，只有近距离聚焦它，才能感受其清辉中所储藏的生命张力，具有“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艺术效果。
二、栖居的诗意和铿锵的音律
1.诗意栖居的语言。
标题《爷有一杆枪》，语气清冽，寓意豪迈，节律铿锵；男儿的棱角，枪械的冷凝，恢宏的气势等等，跃然眼帘，力透纸背。
“那阳光如几千条小细柳轻轻抽过了全身，痒酥酥的，更像十五条小狗舔过脚心一样。”
“大旺却照样戏闹并领着几个屁大的孩子继续大声喊，唱山歌一样，史河的水被他们一喊，仿佛激荡起来，水流得更欢快，捎着童谣流向远方。”
溪水，童谣，春光，杨柳，恋爱中的青年……诗意栖居于文字，明媚绽放于场景，唐诗宋词里的曼妙在叙述中汩汩流淌。
而后来的一组场景，把人物凄凉悲伤烘托得淋漓尽致：
“只见那后院有一棵蜡梅树和一棵银杏树，银杏树高大，枝叶茂盛挂满了满树青果，对面是个二层楼，窗棂半启，门楣紧闭，石级上生有青苔，院子里落满了树叶，看来辫子很少来这院子”
青苔，落叶，天凉好个秋；闭窗，掩门，物是人非，除却巫山不是云。《诗经》有一句思念情人的场景：“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国风·卫风伯兮》）意思是，自从心爱的人走后，我的头发便乱得像飞蓬，不是没有润泽的发油，而是我把头发梳理好了，又给谁看呢？诗词里的哀婉悲凉，隐于小说的字里行间。
“山虎沉醉在枪声里，他嗅到一缕硝烟，那大约就是枪的奇香吧。”硝烟气味应该是呛人的，遍体鳞伤饱经沧桑的底层青年，在找到为穷人撑腰、替百姓鸣叫的红色枪杆，悠远的梦想变成现实，呛人的枪药气味，就诗化成了抚慰心灵的“一缕奇香”。
2.音像视图的画面感。
用文字勾勒镜头拍摄的景象，用叙述讲述人物在视频图像中的形象，使故事情节在读者脑海里一一凸现，给读者的是立体的鲜活的灵动的音像质感。这可能是作者多年影视传媒职业生涯积淀的、一般作家所难以企及的表达方式。
“村口老槐树下，辫子站在那里好像一株盛开的梅树，挺拔、幽香、美艳。她穿着对襟的桃红色小袄，下身是藏青蓝的棉裤，挽个碎花包斜倚在树干，水灵灵的目光望着大步走来的山虎荡漾着幸福的甜笑。”
短短百余字，有声有色，有动有静，叶嫩花初，青春静好！可谓一身诗意千寻瀑，“斑竹园里无湘女”！
“许队长斜坐在鸡公车上，发髻上插着一朵白兰花，颤颤巍巍地撒着一路清香……她轻声哼起了《劝郎当兵》……”峰回路转，歌声荡漾。让人想起毛主席那首咏梅的画卷：“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飒爽英姿，壮哉美哉，温婉缠绵，豪迈铿锵！
镜头推进，人物渐近，肢体表达，惟妙惟肖。语言，是心的涟漪。画面，是跳动的乐章，作品看似很简单的叙述、对话，却把一处处场景和一个个人物描摹得何其逼真。
是的，作者就是用独属于自己的语言和艺术，镜头地、诗意地攫取了大别山的风土人情，雕塑了金寨沃土上一张张红色英雄的脸谱。
总之，让诗意栖居于时空，让韵致镶嵌于场景，让浩气附着于人物的灵魂，是《爷要一杆枪》的审美内核。作品如一幅民国时期的《清明上河图》，通过大山深处小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再现了那个时期皖西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状况，阐释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等哲学真理，只有以造福广大人民群众为己任的执政党，才能得民心，顺民意，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从而说明，以习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惩治腐败，打虎灭蝇，整肃党纪，依法治国，不仅是以史为鉴，更是时代的需要、人民大众的呼唤！
个人以为需要商榷的地方
其一，漆家三少的反面形象设计有待丰满。个人感觉没有立体感，没有逃脱以往反面角色的脸谱模式。一个真实的人应是多面的，比如好人偶尔的使坏，坏人偶尔的善心。成功的人物塑造，一定是符合人性的，是立体饱满的。漆家是集土豪、巨商乃至官吏为一体的山中望族，也是那时的当地名流乡绅，他们有霸道邪恶的一面，却可能不同于流氓痞子。漆家三少的言行举止，若表面斯文甚至儒雅一点，让其笑里藏针的“邪毒”一面含蓄深隐一些，让他假善人伪君子的一面潜伏在文字之下，是否会更丰满更符合人性和形象逻辑？
其二，山虎过堂细节需要考证。故事是民国政府时期，那时的政府官员审理案件不同于明清时期，作为原告的漆家三少，无论其势力如何强大，都不可能高高坐在庭堂之上，与县长平起平坐，公然审讯被告。
其三，山虎母亲的结局值得商榷。山虎的母亲小说中着墨不多，只有两次提到，却很重要：在山虎和辫子去镇上赶集的时候，交代他们去买一面双面镜子，就是这次买双面镜，导致山虎和表妹辫子去漆家店铺并偶遇漆家三少，几个人的命运恰恰纠结缠绕，厄运连环。当山虎家破人亡的时候，作为母亲，她躲进了辫子姐姐家，从此再没有出场。
当丈夫气死、弟弟冤死、儿子生死不明、儿媳被人霸占等等一系列灾难降临到这个普通妇人的身上，她不疯不傻不呆，却没有任何痕迹地消失在亲戚家中，是不符合常理的，尤其是在山虎参加红军，扬眉吐气之后，依然没有任何行踪，一个可塑性很强能为故事加重分量的人物，却很不明晰地缺位，总有一种悬而未决的空落感。契科夫说“你开头若是写了一把枪，后面就得让它打响，要不就没有必要挂在那里”。作家在处理人物机遇、命运掌控时，要顾及他的记忆和积存，生命的细节人物的逻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人可能做什么事，会说什么话，发展到一定程度，会自己站出来，是挡不住的。
其四，辫子是否可以不死。
小说人物不能以读者的意志而生死，但可以由作者的智慧而超然。因为很爱辫子这个姑娘，所以，从普通读者角度，我宁愿辫子腹中的胎儿死掉，却希望她和山虎爷爷，可以举案齐眉，可以琴瑟终老。马尔克斯似乎说过一句话：一个负责的作家，决不会让一个人物轻易死去，总觉得，作品里死亡的人太多，让人感到悲剧的气氛有点浓。
若果辫子不死，是否正好应了开篇中的那句——“爷说：有了肩上的枪，才能保护老婆孩子，才能保护土地庄稼。”
《渔光曲》
《渔光曲》编辑点评
人究竟如何才能真正诗意地栖息于大地？一生在水上行舟，将蓝湖与湖心岛视作自己心灵桃源的阿香婆，面对外界的各种劝导与压力，始终不愿离去。为此，乡镇干部们努力多时却总是无功而返。然而，就在阿香婆参加一场渔民式婚礼时，一次意外的大火袭来，让阿香婆不得不放弃曾经的坚持。尽管别离令人感到忧伤，但它呼唤着更美好的明天到来，无论是对于人的生活，还是对于湖心岛的发展保护。李云抒情细腻地描摹了渔民生活的质朴诗意，也肯定了地方政府打造生态文旅产业的积极探索，将这支古老的《渔光曲》写出了引人振奋的时代新声。
——《小说选刊》编辑欧逸舟
田园牧歌生活的孤岛上，一直是农人的世外桃源，但现代社会的日益扩张无法阻挡，岛和陆地之间最终修通的大桥，给一直舍不得响应号召搬离湖岛的奶孙俩安闲的渔光曲带来了杂音……
——《北京文学》编辑候磊
《渔光曲》评论家点评
李云的《渔光曲》围绕一对祖孙俩做文章，题目有意味，故事很简单，内涵很丰富。相较于90年前的那部反映旧中国渔民苦痛生活的电影《渔光曲》，李云歌唱的显然是新时代渔民的“渔光曲”：渔民上岸，长江禁捕和长江环保，都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这是主旋律；而与此同时，自然保护问题、乡村振兴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干群关系问题、网络传播问题等新问题也层出不穷，每个问题都是当下的大问题，这是多声部。这种写法犹如把葱姜蒜、红辣椒、八角和桂皮与牛肉一起翻炒，然后加水以小火慢烧，大火收汁，端出一盘味透质烂的红烧牛肉。李云自己说：“自然对人一直是一种教化的作用。写这篇小说的目的是，在人与自然的相处中找到一种启发。”那么，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启发呢？年近七十、孑然一身的阿香婆不愿意搬离上马墩岛，不仅仅是为了养牛挣钱，给儿子减轻负担，更是为了那片湖、那群牛和那些鸟，是它们陪伴和慰藉了她的一生，也是它们让孙子乔松戒掉了游戏瘾，让他体会到在京城难以体会到的自由与快乐，尤其在接生小牛的过程中获得一种成就感。阿香婆与自然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平等的和谐的，这种情意是朴素的真挚的，也是白书记、杨瑶瑶以及上仓镇的普通妇女们难以理解的。在这里，李云启发我们思考的是，一种新的生态文明时代的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相结合的精神——生态人文主义。这是一种既包含人的维度又包含自然维度的新的时代精神，是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发展与环保的双赢。很显然，这种生态人文主义是对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与价值观的根本调整与扭转。当然，作者最后很巧妙地以“天灾”的方式，解决了阿香婆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同时很巧妙地避开了悬而未决的开发与保护的难题。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岛上的黑森林有一天会不会被砍伐，整个岛会不会被开发成一个众声喧哗而白鹭们无处栖息的游乐场？我们能保护长江生态，能不能保护整个自然生态？大开发与大保护如何并行不悖，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如何齐头并进？这不是阿香婆的事，也不是小说家的事，但或许是“白书记们”的事。作为小说家，李云为我们勘探了一种存在，也提供了一种启发，也就是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人文主义值得新时代的“白书记们”好好领悟和真正践行，唯有如此，“大湖浪涌，小岛葱绿，阳光正灿，人声鼎沸，古镇繁荣”的美好景象才不会只是小说的结尾。
——青年评论家江飞
在李云的小说《渔光曲》中，阿香婆是当之无愧的核心人物，所有的人物都围绕她转，所有的故事也都由她而起。镇书记和杨瑶瑶要做通她的思想工作，阿香婆自己又忙着养牛和教育孙子乔松。由挂职干部杨瑶瑶的工作，牵扯出杨瑶瑶的男朋友以及他的拍视屏的故事，由岛上所养的牛又牵扯出环保问题，由阿香婆所占据的上马墩岛而牵扯出黑树林以及候鸟栖息地等故事，由阿香婆的介绍而带出了她的孙子和远在北京的儿子的故事，由阿香婆的不愿意下岛而牵扯出镇政府在环境保护和旅游开发中首鼠两端。正是通过这些复杂的人事关系，李云展现了现代性和田园牧歌的复杂纠缠，政府工作动摇在撤出牛群保护环境和保留岛上牛群建设污水处理厂并进行旅游开发的两难之中；阿香婆也动摇在固守上马墩岛守望田园牧歌和利用上马墩岛养牛发财之间。在有关阿香婆的叙述中，现代化的政府工作方式，新闻传播和工业资本等，非常强悍地主宰着作为传统生活方式符号的阿香婆的命运，她不再是一个自足的存在，而是被作为一个等待处理的“问题”，无论她愿意还是不愿意。当小说叙述人杨瑶瑶被镇书记分配工作，专门去做阿香婆工作的时候，就逻辑上决定了阿香婆的被动地位和最终离开她的岛和她的牛群，还有她的生活方式的命运。阿香婆，被动地被一次次“发现”，比如她被发现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民歌手，比如她的岛被发现是一座适合休闲度假的好去处，比如她的岛被发现是适合教育青少年的教育基地，还比如她的岛被发现是一座候鸟的栖息地。同时，作者也并没有将阿香婆写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话中的人，也没有将岛写成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之所，而是将阿香婆和她的牛群放置于现实生活之中，她养牛是为了给儿子在北京买房子，她在与公职人员杨瑶瑶的沟通中也懂得妥协；虽然对刚子拍视屏具有本能的排斥，对刚子的视屏导致的游人如织打破生活宁静心存不满，但也并没有决然拒绝和反抗。她在退让中尽可能多地保留她的领地。小说围绕着阿香婆和她的牛群是否被处理，可以说一波三折，最后的结局竟然是建污水处理厂和留下黑树林。作者通过这样的情节变化，一方面表现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与所谓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发生了交流和冲撞，另一方面又表现传统的生活方式在与现代化生活方式的交流和协商中被改造、修改。在这样的交流和冲撞中，阿香婆也不是一个尴尬的应对者，而是一个应付裕如的老练的政治家。《渔光曲》是一个大团圆结局，牛群主人阿香婆两次唱歌，更是增添了小说的喜悦气氛。
——著名评论家方维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