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沁与效益主义关系密切，一提到效益主义，我们就会联想到他和穆勒。

虽然边沁在1832年已经过世，但你现在还能看到他本人，不是画像，也不是雕像，是货真价实的本人。他死前留下遗嘱，要求将他的尸体整理后放置在由他创办的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回廊上。如果你到那里就可以看见他（虽然他的头因防腐失败改以蜡作代替）。

边沁虽然没有结婚，却将关于效益主义的主张应用在与婚姻相关的法律上。他曾在1780年间起草了一份法律文件，其中包含与婚姻相关的条文，这些文件后来由他的朋友杜蒙（étienne Dumont）出版。如果我们看过他写的法律条文，就会感受到他希望通过效益主义，让大家在婚姻上都能获得最大的好处。

当边沁在思索婚姻的法律时，他的想法是，婚姻是种“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行为，不管你在肉体上还是心灵上，对婚姻感到快乐或是痛苦，那都是你个人的感觉。所以若是今天要用法律来控制社会婚姻，所做的也只是在合理范围内控制个人的手段，至于个人对婚姻的“感觉”不在法律的管控之中。若想用法律管控制度，边沁认为效益主义是一个理想的主张。首先，男女结合确实能带来快乐，所以政府应当让这种快乐在社会实践上的成效越高越好。为此，与婚姻相关的法律在设计上必定要能确保婚姻的幸福，因为婚姻契约是法律规范的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种。与之相反，任何会阻碍婚姻快乐的事物都是邪恶的。所以政府在设立关于婚姻的法律时，必须尽可能让最多的人享受到婚姻带来的快乐。虽然他也承认，这可能会带来强制性法律在执行时发生痛苦的必要之恶。

边沁建议，如果《婚姻法》成为对社会大众有强制力量的法律，那么一夫一妻制对社会是大有好处的。边沁在这里可能回想起了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在有婚外情的情况下生了3个女儿，并且这种情况给他的哥哥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痛苦与烦恼。可能有人会说：“适当的偷吃有助于婚姻的幸福。”对边沁而言，这正好就是“婚姻的悖论”——婚姻的幸福与性生活的满足彼此矛盾，尤其一夫一妻制的婚姻限制了人们在性伴侣上的选择自由。但是他相信，这种限制带来的好处远超过因为限制性生活而带来的痛苦，特别是避免夫妻间因为忌妒、冲突甚至滥交带来的弊端，也能保护男人、女人，甚至是孩童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