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沁确实主张以一夫一妻制为婚姻的基础，他也相信此制度能杜绝其他所有可能的婚姻形式，尤其可以避免乱伦的婚姻（这在边沁所生活年代的欧洲贵族中是挺常见的）。不过，千万不要因为边沁坚持一夫一妻制，就认定他是一个保守传统的“卫道人士”。他始终考虑的是对（当时）社会最好的选择。例如，他认为，若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有些国家在关于婚姻法律的制定上，呈现出“越柔性就能带来越多幸福”的倾向。所以他主张，婚姻契约应该被执行，但不可太过严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而对婚姻有帮助。边沁确实认为，若夫妻的任何一方违反一夫一妻制应该受到惩罚，但惩罚方式以谴责为主，而非对身体施加处分。

我们再三强调，边沁的所有考量都是出于最佳利益的角度，下面以两个例子来说明他如何看重社会的最佳利益。例如1786至1878年，他前往俄罗斯拜访自己的兄弟后，提出巨大圆形监狱的概念，这就是被后世称为“全景监狱”（Panopticon）的管理方式。狱卒可以通过中央监视塔的方式，有效监管所有犯人，即通过少数管理人员管理庞大的囚犯人数。另外，为了节省开支，边沁还提出让囚犯当劳工的想法，以增加监狱的收入——这种把犯人当作劳力，收入贴补监狱支出的概念，在现代电影或监狱管理中是很常见的观点，但在边沁的年代这却是一种创举。可惜，边沁的计划在当年因地主及贵族的反对而作罢。除监狱外，边沁对无家可归者也有特别的观点。他主张，无家可归者应该被集中管理，每日给予适当的劳务工作赚取生活费。他另外特别规定拥有某些特质的人必须集中，像既是无家可归者又年老的女人就应该被单独关在一起。确实，这个想法对女性有偏见，但请特别注意，他是以管理上的方便，或是以社会整体的最佳利益去考虑的。

就因为边沁是以社会整体利益去考量，所以他对其他与性或婚姻相关的意见着实和当代格格不入。像是边沁曾有意提出临时或短期婚姻契约，以解决当时离婚不易的问题。另外，像性工作者，这些人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边沁虽然认为这种工作不妥，但并未特别非难，因为他清楚自己所属的那个时代，从事性工作的女子多半是因为贫困，且当时的社会事实是，接受救济的女性人数多于男性。他注意到，性工作者在当时带来不少社会问题：例如性病传播、父不详的孩子，甚至出现杀害儿童或堕胎的举止。所以边沁对性工作者问题的解决很务实，例如设立幼童专门医院，好收留那些被抛弃的孩子；另外也应当通过节育来减少贫困的问题；性工作者可以通过加入国家设立的工厂，获得生活所需。既然性工作者的产生与经济问题息息相关，若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他相信从事性工作的女性数量将会减少。为此，他提出另一种形式的禁令，即立法禁止男性从事某些工作以保障妇女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