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说，边沁在许多主张上都令人敬佩。别忘了他身处于18世纪那个男女不平等且礼教吃人的时代。你可以怀疑他将效益主义应用在政策与法律制定上实在太过梦幻、不切实际。但穆勒却是真的将效益主义实践在感情生活中，让我们看到爱真的可以通过寻求效益最大化而得到幸福。穆勒曾经是边沁的秘书，他也支持并主张效益主义。和边沁不同的是，穆勒结婚了，不过这段婚姻颇具戏剧化，因为他爱上了有夫之妇。

穆勒的妻子是哈丽特·哈代（Harriet Hardy）。哈丽特18岁那年就和丈夫泰勒（John Taylor）结婚了，婚后生下3个孩子。1831年，她和穆勒首次碰面，因为她的丈夫知道妻子关心女权，也知道穆勒主张男女平权，所以特地邀请穆勒到家中共进晚宴。哈丽特此时早已被穆勒深深吸引，即便此时穆勒只将她视为学术交流的对象。18个月后，穆勒写了一封情书给哈丽特，哈丽特立即决定两人不要只是“友达以上，恋人未满”，而是应该更进一步。在这期间，他们无话不谈，包括婚姻、分居甚至离婚等相关议题。由于泰勒见两人关系过分密切，已不可扭转，在1833年，同意与哈丽特分居，让她只身前往巴黎。尽管哈丽特深爱着穆勒，却仍对丈夫感到十分愧疚。而且这事很快就传开了，她承受着不少舆论压力。

隔年，哈丽特回到伦敦，住回自己的家中。在这期间，穆勒常来拜访她，也会带着她与孩子们一起旅行。为避免节外生枝，哈丽特没有离婚，直到1849年丈夫过世，这段婚姻才算结束。丈夫虽然过世了，两人为避免落人口实，硬是多撑了两年才结婚。对穆勒来说，哈丽特是对他帮助极大的另一半。特别是在反对家暴、维护女性权利、男女平权的事上，哈丽特是他能一起讨论与思考的伙伴。可惜他们的婚姻仅维持了7年——不是因为七年之痒，而是1858年穆勒因病过世。

对女性权利的维护，我们必须给穆勒记上一笔大功劳。在那个年代，男人对女人充斥着各种各样贬抑的说法。如果你忘了那个时代男人有多么瞧不起女人，可以往前翻几页复习一下叔本华怎么谈论女人。你要知道，穆勒可是继亨利·亨特（Henry Hunt）后第二个主张应该给予妇女选举权的人。穆勒质疑，同样都是人，凭什么女人在法律上要完全从属于男人？他还更进一步思考，为什么在他所属的时代，所有女性与绝大多数男性一出生，其奴隶的职业技能就要点到全满？穆勒主张，这些观点全是错的，都是阻碍人类进步的元凶。你可能很难想象，他写了一本《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来论证女性应当拥有和男性相同的地位。在书中，他主张，女性之所以受到压迫，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存在性别歧视、限制女人受教育的权利等现象，以及糟糕的婚姻制度。如果想要改善这种状况，女人就应当得到解放，应该让她们受到完善的教育，才能建立起良善的人际关系。他进一步主张，政府应该修改继承财产的法规，让女性拥有保有自己财产的权利，也应当允许女性在外工作以获得独立的财务基础。

不论是在婚姻上，还是在对女性权利的维护上，穆勒都贯彻效益主义的主张。在婚姻方面，为了获得最好的结果（能和哈丽特结婚），即便其丈夫过世后，他仍持续忍耐两年才迎娶心爱的女人（这是必要之恶）；在女性权利方面，穆勒则是为了社会最佳的状态（男女平权以取得社会的整体进步），而与当时保守的环境对抗（这也是必要之恶）。不论穆勒或边沁，都让我们看到效益主义的主张切合实际需要。这样的切合不但在他们的主张里，也在我们选择另外一半的考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