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考据之学，指的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盛行于世的以考据为本的学术研究，因为这种治学方法追求的是一种朴实无华的考据功夫，故又被称为朴学；又因为这个时期的学者都尊崇以经学为主的汉代学术，所以乾嘉考据之学也被称为汉学。乾嘉考据之学的出现和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社会政治环境方面来讲，清朝统治者入关之初，因为统治秩序尚未稳定，清朝君主对坚持气节的明朝遗民所采取的政策并非一味地强硬，而是软硬兼施，既打压又容让。顺治、康熙两朝的文字狱与其后的雍正、乾隆时期相比要少很多，处罚和诛连的程度也比较轻缓。顺康年间，只要没有明显危及清朝的统治，忠于明朝的士大夫可以选择隐居不仕，还可以从事著述和讲学的活动。到了康熙朝后期，清朝的统治已经稳固，社会趋于安定，经济持续发展，清朝也走向了全盛时期，统治者也具备了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进行严密控制的条件，于是开始施行文化高压政策，士人们的思想与言论自由不复存在。雍正、乾隆朝的文字狱，其严酷程度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巅峰。在这种情况下，清初那种充满忧患意识和爱国激情的志于天下、锐意进取的学风被强行扭转。同时，由明入清的思想家随着时间推移而相继亡故，其后学即使继承了他们治学的某些方法，也因为没有经历过血腥的民族征服和凄惨的亡国之痛而难以承续前人的思想精髓。另外，乾隆年间朝廷所组织的编纂《四库全书》、缮写《永乐大典》等大型文化学术活动，也为学者专注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提供了客观上的便利条件。从思想学术发展历程方面来看，宋代理学统治学术界已达六七百年之久，其高谈性理所造成的空疏学风，自明代中叶以后就不断地遭到进步思想家的批评，而明朝的灭亡更使得宋明理学遭受了极大的撼动，理学的没落已不可挽回。与此相应，清初的思想家崇尚实学，提倡学以致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顾炎武。顾炎武被称为开启一代学风的宗师，其治学的基本方法就是考据，对乾嘉考据之学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应当指出的是，乾嘉学者所继承的主要是顾炎武的考据学的方法，却没有继承顾炎武以考据为手段而追求“治道”的精神实质。乾嘉考据之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相对来说，吴派更为推崇汉代经学，而皖派更侧重于语言文字。乾嘉考据之学取得的学术成就远远超越了先前的历代，在经学、史学、文学、音韵、文字、算学、天文、地理等诸多学科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笔宝贵的文化财产为后世研究者的读书和治学都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其专一务实、细致严谨的优良学风也值得发扬和继承，但是乾嘉学者只重文字考据而轻忽思想义理，执著于细枝末节的问题而舍弃为学明理之大端的做法则是颇为后人所诟病的。嘉庆之后，学界中人开始对乾嘉考据的拘泥学风进行反省和批判，而清王朝此时已经开始走向衰落，乾嘉考据之学的兴盛局面也去而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