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马克思1818年——1883年，德国革命家、思想家，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和恩格斯一起在革命实践中建立了马克思主义。

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1856年4月14日)那些所谓的1848年革命，只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事件，是欧洲社会干硬外壳上的一些细小的裂口和缝隙。但是它们却暴露出了外壳下面的一个无底深渊。在看来似乎坚硬的外表下面，现出了一片汪洋大海，只要它动荡起来，就能把由坚硬岩石构成的大陆撞得粉碎。它们吵吵嚷嚷、模模糊糊地宣布了无产阶级解放这个19世纪的秘密，19世纪革命的秘密。

的确，这个社会革命并不是1848年发明出来的新东西。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但是，尽管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大气把两万磅重的压力加在每一个人身上，你们可感觉得到吗?同样，欧洲社会在1848年以前也没有感觉到从四面八方包围着它、压抑着它的革命气氛。

这里有一件可以作为我们19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一件任何政党都不敢否认的事实。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象，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可是我们不会认错那个经常在这一切矛盾中出现的狡狯的精灵。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工人也同机器本身一样，是现代的产物。在那些使资产阶级、贵族和可怜的倒退预言家惊慌失措的现象当中，我们认出了我们的好朋友、好人儿罗宾，这个会迅速刨土的老田鼠、光荣的工兵——革命。英国工人是现代工业的头一个产儿。当然，他们在支援这种工业所引起的社会革命方面是不会落在最后的，这种革命意味着他们的本阶级在全世界的解放，这种革命同资本的统治和雇佣奴役制具有同样的普遍性质。我知道英国工人阶级从上一世纪中叶以来进行了多么英勇的斗争，这些斗争只是因为资产阶级历史家把它们掩盖起来和隐瞒不说才不为世人所熟悉。为了报复统治阶级的罪行，在中世纪的德国曾有过一种叫做《Vehmgericht》［“菲默法庭”］的秘密法庭。如果某一所房子画上一个红十字，大家就知道，这所房子的主人受到了《Vehm》的判决。现在，欧洲所有的房子都画上了神秘的红十字。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

关于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8日)在18世纪，世界上的君王和权贵往往在海牙集会，商讨与自己王朝的利益有关的事情。

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不顾一切恫吓，决定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我们要在最反动的居民当中证实我们伟大的协会的生命力、发展和未来的希望。

当我们的决定公布以后，就有人说我们派出了密使去准备基础。是的，我们并不否认我们到处都有密使，但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我们并不认识。我们在海牙的密使就是工人，他们的劳动非常沉重；在阿姆斯特丹，我们的密使也是工人，是那些每天工作16小时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密使，此外，我们没有其他任何密使；在我们所到的一切国家中，他们都随时准备友好地接待我们，因为他们很快就了解到，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他们的状况。

海牙代表大会胜利地完成了三项重要工作：

它宣布，工人阶级在政治领域内必须像在社会领域内一样，同正在崩溃的旧社会进行斗争；而我们可以庆幸的是，伦敦代表会议的这项决议今后便包括在我们的章程中了。

我们内部产生了一个集团，它宣称要工人放弃政治活动。我们认为有义务声明：这种原则对我们的事业是极其危险和有害的。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新的劳动组织；他们如果不愿意像轻视和摈弃政治的早期基督徒那样，永远失去自己在尘世的天国，就应该推翻维护旧制度的旧政治。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

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

海牙代表大会赋予总委员会以新的、更为广泛的权力。事实上，正当柏林召开君王会议，封建制度和过去时代的有权势的代表要在这个会议上采取新的、更残酷的镇压措施来对付我们的时候，正当迫害已在策划的时候，海牙代表大会认为加强总委员会的权力并且为了当前的斗争而把活动集中起来是适当的和必要的，因为分散会使这种活动没有成果。除了我们的敌人以外，还有谁能对总委员会的权力感到惊慌呢?难道总委员会有官僚机构和武装警察来强迫别人服从它吗?难道它的权威不是纯粹道义上的吗?难道总委员会不应当把自己的决议通知有义务执行这些决议的各联合会吗?如果让那些君王处在这种没有军队、没有警察、没有官吏的情况下，如果他们仅仅把自己的权力建立在道义影响和道义威信上，那他们就只是革命道路上的微小的障碍了。

最后，海牙代表大会把总委员会的驻在地迁往纽约。看起来，许多人，甚至连我们的朋友在内，都对这项决定感到惊奇。他们显然忘记了，美国正在成为一个以工人为主的世界，每年有50万工人迁移到这个第二大陆上来；国际必须在这块工人占优势的土地上深深地扎根。此外，代表大会还决定总委员会有权加聘它认为对共同事业有益和需要的会员为总委员会委员。我们相信总委员会是慎重的，希望它会挑选出称职的并能够在欧洲高举我们协会旗帜的人。

公民们，让我们回忆一下国际的一个基本原则——团结。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切国家的一切工人中间牢牢地巩固这个富有生气的原则，我们就一定会达到所向往的伟大目标。革命应当是团结的，巴黎公社的伟大经验这样教导我们。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一切主要城市中如柏林、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没有同时爆发同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水平相适应的伟大的革命运动。

至于我个人，我将继续我自己的事业，为创立这种对未来具有如此良好作用的所有工人的团结而不倦地努力。不，我不会退出国际，我将一如既往，把自己的余生贡献出来，争取我们深信迟早会导致无产阶级在全世界统治的那种社会思想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