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1898年——1968年,中国现代戏剧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词作者。
我们要健康的、战斗的笑!我们要哥尔多尼!(1957年2月25日)尊敬的女士、先生们:
我国清朝康熙四十六年,公历1707年的2月25日,在当时欧洲动乱中已近衰落的繁华城市威尼斯产生了一位伟大的戏剧作家——卡尔罗·哥尔多尼。这位戏剧作家是意大利现实主义戏剧的奠基者;是把意大利的假面喜剧提到写实喜剧高度的伟大戏剧改革者;是通过戏剧反封建、反侵略。为祖国统一、自由呼号的爱国者;也是乐观地对待人生、对待社会改革,坚信一个和平民主的新社会将要到来的文化战士。
哥尔多尼被称为“意大利的莫里哀”、“意大利的喜剧之父”,不只是他的名字至今还活在我们心里,他的几个代表作品200多年来,除了在墨索里尼统治时期以外,在他的祖国一直上演着,也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极受欢迎的节目。在苏联,有许多卓越艺术家研究和演出他的作品;因新中国,像《女店主》、《一仆二主》等剧甚至最近还引起了我们人民健康爽朗的笑声。这位戏剧家的杰出的作品和戏剧活动对人类进步文化做了很大贡献。今年全世界和平人民都开会纪念他的生日。新中国首都——北京和其他七个大城市的文化界也将隆重地举行这个纪念会。请允许我以中国1957年世界文化名人纪念委员会的名义宣传伟大戏剧家卡尔罗·哥尔多尼诞生250周年纪念大会正式开幕!
女士们,先生们!
在全世界和平民主的力量日益强大,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更加努力建设自己美好生活和艺术文化的今天,我们来纪念这位戏剧大师是有很大意义的。
第一,我们要继承祖宗的优秀的文化传统,但继承不等于消极保存,而是在原有基础上不断革新改进。越是适当的革新改进,越能发扬光大我们的传统。哥尔多尼对意大利传统的“假面喜剧”的形式和职业演员们的有才华的表演是欢喜的,但对于假面的死笨的袭用限制了演员的面部表情;没有固定的文学剧本,只靠幕表提纲在台上随意抓哏;人物角色和扮相都按照定型,而不按照具体性格发展,都是不满意的。但他知道演员表演程式和人民欣赏习惯的改变是不太容易的,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并且在不知不觉之间进行,因此他先从让个别重要角色有准词和不戴假面入手,并且亲自对这些演员如何表情念白提意见,这样当然把戴假面具和没有准词的都比下去了,因而就慢慢全部接受改革了。哥尔多尼正是这样一位聪明的有办法的戏剧改革家。
他又是一位极负责任的改革家。你既然要求演员有准词,必然要求每次演出都有完整的剧本。但积习相沿只用幕表,剧本被认为是卑微的文格,很少人去写它,一时又哪来那么多剧本呢?幸而这位精力过人的戏剧家,不只是提倡改革,还能用实力来支持改革;他和剧团约定,一年写8个剧本,有时候多到16个剧本,他一生足足写了150多个剧本,这是多么辛勤的创作劳动!我们的剧作家曾在一首十四行诗里这样写道:
命运给我安排了一条卑微的道路,
我只有靠劳动赐给我成功。
这是完全真实的,哥尔多尼的成功正是他的天才和辛勤劳动的结合。哥尔多尼没有当成功大夫、律师和外交官,而干上了打戏本儿的“卑微”的职业,并且用他的全部精力终身尽瘁这个事业,这对意大利戏剧界说来是一桩天大的美事,对人类艺术文化也是一桩美事。
但是哥尔多尼的道路不是顺利的。他主张改革,就有人主张保守,就有人不分好坏死死抱住假面喜剧的传统一动也不许动。那就是卡尔罗·高齐,他甚至在剧本里把哥尔多尼编进去骂街,而他这种骂街的戏居然还在反动派的支持下轰动一时。哥尔多尼跟他们作了斗争,但终于被他们逼得离开故国,远走巴黎。虽说他的改革主张最后终于胜利了,但可以知道戏剧改革也是一场激烈的先进与落后的斗争,而斗争是艰巨的。
第二,这位意大利喜剧的父亲,对喜剧的性质有正确的见解,他认为喜剧虽是在笑骂里进行讽刺,但并“不排斥善意与同情”。他说:喜剧是“教人学好的学校”,它“暴露人类的弱点,只为改正这些弱点”。他的暴露是从善意出发的,而不是不分皂白地仇恨人类。他的暴露是有分析:他暴露当时外国侵略者的横行霸道;暴露封建贵族的醉生梦死、荒淫无耻;暴露资产者的庸俗贪婪、自私自利。而另一面他却对被压迫者寄以极大的同情,对意大利人民的热情、勇敢、爽朗、机智和其他美德尽情地歌颂,他以坚定的信心鼓舞人民从“胡闹的迷障”救出他们的祖国,争取意大利的独立、统一和民主。
人们都承认这位“意大利的莫里哀”,虽然受过法国喜剧大师莫里哀的绝大影响,但莫里哀只是以资产阶级立场反对封建主义,而哥尔多尼却能进一步同情和尊重劳动人民。就像《一仆二主》里的特鲁法尔金诺,和《女店主》里茶房法勃里修斯吧,他们就常常是丑恶的揭发者,斗争的胜利者,它的积极的社会意义可能还超过我们的《葛麻》一类的人物。毛泽东同志曾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在十八世纪意大利的情况下,哥尔多尼的进步当然是有局限的,但在使劳动人民初步成为舞台的统治者这一点就足够说明他的伟大。
第三,哥尔多尼之所以能写出那么多生动的现实的戏剧作品,一面固然由于他对戏剧事业的积极性,一面也由于他有那么丰富的生活经验,他跟人民群众的生活斗争有那么多的联系。他从就业中,从流浪生活和巡回演出中接触过社会各阶层的形形色色的人们,认识他们的面貌,感到他们的脉搏和呼吸。他从参加戏剧工作起就没有离开过剧团,一直跟演员们生活在一道,他懂得戏,也懂得演员,他掌握演员们的特点,他随时吸取演员们的智慧。他替萨基等名演员们写剧本,也把他们在演说中的即兴创造有选择地固定在《一仆二主》等剧本中。
哥尔多尼也最尊重群众的意见,听取群众的反映来修改他的作品。中国有一位剧作家写一个演员因为在旧社会得给老爷阔人们消遣,就否定了自己的艺术,不唱戏了。这是很愚蠢的,他不知道一个有艺术良心和表演才华的演员任何时候也有真正支持他的观众,我们就是有义务为他们服务。哥尔多尼曾在自传中描写当时封建贵族和新兴资产者们怎样高踞在戏院的包厢里打牌、谈笑、不认真看他的戏,而他们也正是哥尔多尼的讽刺对象,正是由于哥尔多尼的火辣辣的讽刺,他们给哥尔多尼加上了“国家光荣的诽谤者”的罪名。但我们伟大的喜剧大师却是威尼斯那些池座观众以及看不起戏的穷苦人民最好的朋友。他常常把他写得最好的戏留给这些穷苦观众看。他曾谈到他的《可敬的姑娘》一剧上演的情况。说:“这出喜剧有些场面,我照自然的样子,把威尼斯船夫描画出来,熟悉我故乡的语言和风俗的人们觉得非常有趣……
池座不满的时候,威尼斯的船夫可以上场看戏,不过他们看不到我的喜剧,只好在街头或船上等候他们的主人散戏出来。他们说起我来,用上一些可笑的怪话,我也听到过。所以我在剧场角落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地方看戏,台上演的又是他们自己,他们看得很开心。我和他们成了朋友。
这些朋友看戏常常采取直率的方式进行批评。他们看得高兴起来就大声叫好,不满意就打嘘。他们才是真正热爱和支持他的,他们称他作“爸爸哥尔多尼”。哥尔多尼感谢他们的支持,采纳他们的意见,也通过他的喜剧作品成为他们最忠实最热情的服务者。他跟这些穷朋友是那样的有感情,以致当1762年8月的某晚,他被迫出国,演出他的新作《狂欢节的最后一晚》跟他故乡观众告别的时候,池座里的老观众们对台上的作者喊出这些热情的话:“爸爸哥尔多尼一路平安”,“再见”,“一定要回来”,当时的哥尔多尼真是激动得“老泪纵横”,他多么想很快地回来,用他的新作报答这些老观众的关怀啊!但他没有能如愿,他到法国大革命为止,在巴黎侨居了30多年,最后是“穷愁潦倒”,埋骨异国。当然,人民始终是热爱他们的朋友的。法国的革命人民曾在国民大会上热烈地通过了每年给他两千法郎年金的决定。他的故乡的人民,更以他为民族夸耀,在他死后用他的名字建造了一个大剧场,而今天全世界和平人民正普遍举行着他们的诞生纪念,当时那些反对他的人们呢,却老早被人民忘记了。反人民的剧作家先生们想一想吧,究竟是锐意改革为人民效忠的好呢?还是阻挠改革,脱离人民,背叛人民的好呢?
最后,我们纪念哥尔多尼,并演出哥尔多尼的戏《女店主》,还在于哥尔多尼是那样一位好的喜剧作家。今天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不分日夜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中国人民迫切地需要喜剧,需要笑。中国人民在以前也遭受过意大利人民同样的境遇,受过外国侵略者、国内封建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我们愤怒的时候多,笑的时候少。现在我们应该大大地笑了。但在剧场里我们的笑声还是太少,能引起我们健康的阔达的笑声的剧本还是太少。我们多么需要中国的哥尔多尼啊!再则我们也需要从笑声里,从深刻而准确的讽刺里,揭发我们内外矛盾和工作中的缺点,而讽刺的爱憎分明正是哥尔多尼喜剧的特点。我们多么需要哥尔多尼和认真地向他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