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1896年—1976年，中国现代散文家、教育家、小说家，文学界称之为“幽默大师”。福建龙溪县人。
希特勒与魏忠贤——世界笔会大会演讲
(1939年5月9日)林语堂(1896～1976)现代散文学，小说家，文学界称之为“幽默大师”，曾留学美国、德国，获哲学博士学位。30年代以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创作而蜚声文坛，饮誉海内外。
吾人今日乃处于一个恐怖世界中。世人常问：此次世界危机，祸首为谁?设若大会同人经过一番考虑后，大家以为吾人应尸其咎，则我知希特勒和莫索利尼必将大为高兴。至少我个人不愿独裁者这样称心如意。不多几天以前，希特勒柬邀诸君，请诸君负战争的责任：依他在德国国会所说，战争的恐怖乃由民主报界的战争鼓吹家所造成。吾辈既为舆论公意的呐喊者，则无论记者与否，均在被邀之列。只是至少我个人却只好谢绝所请。实则只有二位作家是危局的罪人。其一是Cardinla's Mistress的记者(即莫索利尼)，另一是“Mein kampf”的作者，只是这二位既已唾弃民主政体，自视并不属于民主报界的一份子，则希莫二氏显未请他们自己负此罪责。这二位之中，一位是写次等言情小说的，另一位是偷天换日歪曲事实的作家；他们二位既也从事著作，则我觉得我们笔会大会纵然指斥他们，不认他们为我们的同行，亦无怎样不当。
所谓著作界也者，我意即一般天资聪颖的哓舌者，他们对国家的主要贡献，不是好处，便是讨人嫌怨。地无论中西，凡心口如一言所欲言的作家，政府总认为讨厌；愈敢言所欲言，贡献虽大，然亦愈能惹人厌恶。我愿汤姆斯·曼自知在希特勒眼中看来是何等可厌。如世无汤姆斯·曼其人，在希特勒自较方便。只是吾人别忘如世无希特勒其人，则在汤姆斯·曼可较为方便。真是，希特勒方便不方便与吾辈何干?世界应该改善得使汤姆斯·曼那种人觉得安乐，不应弄得与希特勒之流以方便。文明与野蛮之别就在于此。
我素主张著作家应该统治国家，而不该遭人厌恶。一个理想的国家里著作家同时也该是统治者。这个理想曾一度实现过于古代的中国。如果著作家较能影响政治，世人对他们的意见较能尊重，我深信世界必较为安乐。如果我们把英法德间之纠纷交与Priestlev，Andre Maurois，Thomas Mann，一般人之手，我敢说没有一个问题不能在三天之内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不幸这世界并不如此。这世界应由我们来管理，然而事实上却并不然，则著作家只有居于反对党的地位了。著作界应该永久是个反对党。站在永久反对党的立场上，他们愈使执政者看来觉得不顺眼，则他们对国家与世界的贡献也便愈大。
只是以做政府的眼中钉为己任，不论从前与现在，总是件危险别致的职业。中国古时文人的处境，正复与今日之著作家相同。我敢说天上之事，古今如同一辙。看看目前欧洲的情形，我愈觉我们的处境与中国古代的文人无异。中国古时，国王措施失当，儒者有奏谏之责。古时中国且亦设员，专司检查，只是此非报章之检查，因为那时我们尚没有报章，他们却是审查帝王的，他们的职司是当着皇上的面前指陈他或朝廷措施的不当。他无法律的保障，却仍得这么做。他们有伦理上的言论自由，而没有法律上的言论自由。如果御使名副其实，恪尽职守，他公开的非难往往能激起相当政潮。只是皇上认他可恶之至，真觉不耐烦时，自得罚他的俸，割他的头，使他不再多嘴。这便是我们那时情形。我有一时曾以为西方的著作家，因为有宪法上之保障，情形总比较好，但现在晓得就在欧洲一个所谓文化之邦里，你们也并没有什么保障，因为你们有“异己犯监狱”。可见我们今日乃是同舟的人。
然则我们的对策是什么呢?德国诗人海涅曾说：“我死时，勿葬以笔，但葬我以剑”。蒙丹的象牙之塔亦为诸君所熟知。吾人咸知一个作者不是战士，便是头脑冷静的观察家。这二者之间我们每人必得有所取舍。只是战士的作者与象牙之塔里的观察家的作者，其间欲加区别，亦非易事。当今人类文化危急存亡之秋，欲使文明进步，其工作正与新式炮队之运用无异；在新式的炮台，有人专司射击，另有人专司望，于轰击之中，观察工作之重要，正不亚于炮手。视察哨得目光锐利，心不旁骛，须于枪林弹雨，炮声连天之中，保持镇静。我想这便是作家对于今日与未来世界惟一的职责。时至今日，思想艺术文学，处处遭受统制，作家莫大之责任便是守上他思想信仰之自由。
换言之，作家对世界的职责也即是对自己的职责。职责云何?即处此爱国狂时代中看事较人清楚，论事比人近情，遇必要时反抗这变态的爱国狂潮，综而言之，保持自己之个性是已。在独裁国中，如个性为所淹没了，唯救自己，始能救世界。正如中国道家所说，只要守真抱一，则祸患莫能侵。今日无论左派与右派，莫不受单轨思想之威胁，有失去独特个性之危险。不论左翼作家，或是右翼作家，若已丧失自己，更何能谋主义之胜利。
此处不妨引几句孔子的话。我们须知作家之要务，首在明了何者曰“义”。
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对于“和”字的见解，亦颇可喜。“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的话，往往似非而是，颇堪回味，看去似觉矛盾，实则含有至理。譬如他说：“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这话说得再切当没有了。故愚意凡是君子，便当胸襟旷达，不染政治臭味，超然于党争之外。
今日之世界，正义扫地，国际情势漆黑。文化既遭摧残，吾人正如临悬崖，大祸迫在眉睫，我们的时代是个冷酷的时代。吾人对于个人尊严之重视，人道观念、思想自由之尊重，以视18世纪法兰西百科全书之编纂者，似有逊色，狄德罗与达·郎贝耳辈，即深以我们为其文化后裔为耻，亦不为过。欧陆沉沦至此，可称空前。前途嫉恨流血迫害不平之事，必至层出不穷。将来史家必秉笔直书道：“不要脸当以一九三○～三九时代之人推为巨擘。”由此可见吾人之职责，端在诚实无畏，保持个性，以维护人类之自由，防卫个人思想信仰之权利，慎勿为所侵夺。
法西斯政府蔑视人类自由，剥夺人民权利，凡此种种，我想决不能永久。何则?不近人情故也。有人曾问我独裁之不能久持，其故安在。我说我们只是猴子的后裔。那人问道这话怎讲，我便道：牛与独裁者可以相处无事，只是猴子与独裁者这就两样了。人类既自猴子演化而来，而并非牛的后裔，则我相信我们不会长此隐忍独裁者政制的胡作胡为，不久总得与它决裂的。因为隐忍不是猴子的天性，亦非人类的天性。
我们试看中国的历史，欧洲有暴君，但以视我们暴君则似尚有逊色。即以希特勒而论，以与我们16世纪的魏忠贤相较，亦得退避三舍：魏忠贤为亚洲最著名的太监，实亦即是古今中外最著名的太监，盖太监为东方的特产。不知怎么，太监往往亦即善于擅政独裁。在太监执政之上，文人儒者之被迫害，仗势者胡作非为，其恐怖黑暗，正复与今日之欧洲无异。在德国，纳粹诗人纳粹总长之流，以希氏喻耶稣；在中国，则有一位儒者曾倡议这位太监与孔子应当同有尊敬。“德齐尧舜。大贤大智……”对魏氏的颂文，便是这么一套。惟有这么歌功颂德，才能保住差使。而举国的官吏，便全是这样的人，因为反对他的全给残杀了。于是兴造生祠，塑魏氏之像，以便人民士子之瞻仰崇拜。魏氏之义儿义孙甚多，呼魏氏为“干爸”，称他的恋人(客氏)，即皇帝之乳母，曰“干妈”。皇上过时，例呼“万岁”，当魏氏过时，则官吏跪呼“九千岁”!而魏氏视若无睹，径自昂昂然过去，绝不回礼。只是他虽声势显赫，毕竟仍免不了人民的腹诽。其情形与今日之德国，如同一辙。我们调侃魏氏之党羽，绰号他们为“五虎五豹十子四十孙”。这岂非是猴性的表演?因为人性毕竟爱好议论，故魏氏政权终于灭亡了。他后来迫得只好自杀，于是他便自杀了；自杀乃是独裁暴君最该做的事，中国看魏氏灭亡，而中国至今还是中国。因此，我们不必过分沮丧。
论东西文化的幽默第卅七届笔会在汉城召开会议时的演讲各位女士和各位先生，我得以《论东西文化的幽默》这个题目向本届会议所特出的主题发表演说，深感欣幸。记得伯格森说过，“幽默可使紧张的情绪疏散，神经松弛。”我希望我们在讨论这一主题之后，大家不至于再犯上过分紧张的错误。
幽默是人类心灵开放的花朵
一般认为哭是一切动物所共有的本能，笑却只是猿猴的特性；这种特性只有我们和我们的祖先人猿才有。我不妨补充一句，思想是人的本能，但对一个人的错误，以微微一笑置之却是神了。
我不否认海豚很会嬉戏作乐。至于象和马会不会笑，我却不知道了。即使他们会的话，似乎也不能很明显的表现出来。我认为幽默的发展是和心灵的发展并进的。因此幽默是人类心灵舒展的花朵，它是心灵的放纵或者是放纵的心灵。惟有放纵的心灵，才能客观地静观万事万物而不为环境所囿。
维多利亚女王的遗言
这可以算得是文明的一顶特殊赐予，每当文明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人便可以看到他自己的错误和他的同人的错误，于是便出现了幽默。每当人的智力能够察觉统治人们的愚行；政客们的伪善面孔与陈腔滥调，以及人类的弱点与缺失；徒劳无益的努力与矫揉造作的情态，我们自己的梦想与现实之脱节，幽默便必然表现于文学。
故幽默也是人类领悟力的一项特殊赐予。我特别欣赏维多利亚女王临终前的最后遗言。当她知道她的死期已到，这位大英帝国统治者的最后一句话：“我已尽力而为了。”她知道她不是完人，只不过是已尽了她一生最大的努力。我喜欢那种谦虚，那种健全的热情的和具有人情味的智慧。这就是最好的一种幽默。
搔痒是人生一大乐趣
有时我们把幽默和机智混为一谈。或者甚至把它混淆为对别人的嘲笑和轻蔑。实际发自这种恶意的态度，应称之谓嘲谑或讥讽。嘲谑与讥讽是伤害人的，它像严冬刮面的冷风。幽默则如从天而降的温润细雨，将我们孕育在一种人与人之间友情的愉快与安适的气氛中。它犹如潺潺溪流或者照映在碧绿如茵的草地上的阳光。嘲谑与讥讽损伤感情，辄使对方感到尴尬不快而使旁观者觉得可笑。幽默是轻轻地挑逗人的情绪，像搔痒一样。搔痒是人生一大乐趣，搔痒会感觉到说不出的舒服，有时真是爽快极了，爽快得使你不自觉的搔个不休。那犹如最好的幽默之特性。它像是星星火花般的闪耀，然而却又遍处弥漫着舒舒的气息，使你无法将你的指头按在某一行文字上指出那是它的所在。你只觉得舒爽，但却不知道舒爽在哪里以及为什么舒服，而只希望作者一直继续下去。
朋友之间会心的微笑
因此，我们必须把幽默的真谛与各种作用混淆不清的语意加以区分，正如我们要将哄笑与冷笑，捧腹大笑和淡淡的微笑，或者嗤嗤的讥笑加以区分一样。我喜欢一个作家含有淡淡带哀恸的微笑，那会给我们一点甜蜜的忧郁，就像葛瑞那首《墓园的哀歌》。绝妙的一种微笑是两个朋友相对“会心的微笑”，即一般听谓“相视莫逆”，“心照不宣”的浅笑。当爱默生和卡莱尔初次见面时，他们未发一语，而只是像“心心相印”般的发出微笑。这便是中国人所最欣赏的“会心的微笑”。
佛祖与基督的爱与恕
各位女士和各位先生，我认为最精微纯粹的幽默便是能逗引人发出一种含有思想并发人深省的笑耍。如果我们是天使，便不需要幽默，我们将整天翱翔在空际吟唱赞美诗。不幸我们生存在这人间世，居于天使与魔鬼之间的境界。人生充满了悲哀与忧愁，愚行与困顿。那就需要幽默以促使人发挥潜力，复苏精神的一个重要启示。
它表现在一种广大无垠的哀怜中，——以一种悲恸且富有同情的态度来洞察人生。这惟有人类中最大的人物始克臻此，正如佛祖和耶稣。我想，佛祖的教训可用五个字总括，即“怜天下万物”。而耶稣对那个被捉住的淫妇正受犹太村民包围投石时说：“慢着!且让那些没有犯过罪的人投击第一块石头。”这就是表现出一种宽宏的哀怜并教众人反省的警惕。也就是崇高的洞察力，对全人类的一种包含着慈悲与仁恕的谅解。
且让我再举几个胸襟伟大的人所流露出来的一种幽默实例——一种由于承受这人间世所不可避免的事情，或者克服一种缺憾，借以表现内在潜力的幽默。
苏格拉底泼辣的妻子
诸位都知道苏格拉底有一位泼辣的悍妻。苏格拉底每当受到太太一连串的责骂后，他就走出屋子去找宁静的地方。他正跨出门外一步，他的悍妻便把一桶冷水从窗口倒在他的头上，淋得苏格拉底浑身湿。他却毫无愠色，而自言自语地说：“雷声过后必然雨下来了。”这样，便泰然自若的走向雅典市场去了。
他尝把结婚比拟为骑马。如果你想练习骑马，应当选择一匹野马，要是你想驾御一匹驯良的马以策安全，那就根本不需练习了。
很少人明了希腊哲学中逍遥学派的兴起系由于苏格拉底太太的功劳。倘苏格拉底沉醉在一个疼爱他的妻子的温柔怀抱里，恩爱缠绵，他决不会游荡街头，拉住路人问一些令人困窘的问题了。
林肯太太好吹毛求疵
另一个伟人，林肯，大概也是由于他那个唠叨而又容易激动的妻子促使他做了美国总统。林肯经常坐在酒吧里跟别人开玩笑。据替他作传记的人说：每当周末的夜晚来临，大家都想回家，独有林肯是最不愿意回家的人。他宁愿在酒吧和人厮混，借以增强他的机智。因而使他获得那种纯朴自然的幽默感，并成为一个精通英语的人。
有一天，一个年轻的报童送报纸给林太太，因为迟到了一刻，林太太就痛骂他一顿。吓得那报童抱头鼠窜而逃，奔向他的老板哭诉去了。那是一个小市镇，人人都彼此互相认识。日后报馆经理遇到林肯便说起这件事，而林肯回答他说：“请你告诉那小伙计不要介意。他每天只看见她一分钟，而我却已忍受12年了。”
从苏格拉底与林肯这两个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出表现在他们幽默中的一种精神慰藉，任何一个能容忍他的妻子一桶水淋头的人便必能成为伟大。
老庄是我国大幽默家
在中国，有好多大哲学家都是富有幽默的机智。与孔子同时代的老子便常向孔子开着玩笑讲，因为孔子的主张要人经常修养不断地求进步；老子则主张返朴归真。在老子看来，像孔子那样忙着到处乱跑，满口仁义道德的人，不免显得有点滑稽可笑。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因此，他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老子对孔子的批评虽很尖刻，但他的语调还是很婉转柔和，是从他的胡须里面发出来的。跟亚里士多德同一时代，且为老子杰出门徒的庄子，他那种粗壮豪放的笑声，却使历代均深受其影响。
庄子看到当时政治混乱的局面，曾经说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庄子有一则关于寡妇的故事。使我联想起皮特罗尼斯(西历纪元一世纪罗马讽刺家)所著那本《艾菲萨斯的寡妇》。
一天，庄子从山林中散步归来，神情显得非常悲伤。他的门徒问道：“先生为何显得这么悲伤呢?”于是他便说：“我在散步的路旁，看到一个服丧的妇人跪在墓地上，手里拿着一把扇子用力扇一座新坟，而坟上的泥土还没有干呢。我就问他：‘你为何要这样做呢?’那寡妇回答说：‘我曾应允我亲爱的丈夫，我要等到他的坟土干了以后才会改嫁。现在你看，这可恶的天气!”
我很快慰，我们有老子和庄子那样的圣人，如果没有他们，则中华民族早已成为一个神经衰弱的民族了。
孔子对挫折付之一笑
现在来谈谈孔子。孔子曾经被人描绘成一个道貌岸然，规行矩步的学究。其实他根本不是那种人。他能笑他自己所以失败和挫折的遭遇。孔子表面上虽像是个失败的人，他离乡背井，出国远行，周游列国14年，想寻找一位乐意将他的主张付诸实施的统治者。他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他的门徒跟随着他，却一路上老是受到妒嫉他的小政客痛恨。有好几次他被敌人在路上加以拦截，甚至有一次被围困在郊外一家小客栈中绝粮7日。当他的门徒开始发生怨声时，孔子却在树下唱起歌来。孔子到郑国，有一天他和门徒走散了，孔子独自站在城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未也，而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你们看他泰然自若的态度多有趣。
新儒家特别缺乏幽默
我想在结束这篇演说时再说明一点，每当人的精神颓废而退化，伪善而夸大的陈腔滥调，甚至残酷，便会再度抬起头来。孔子的容忍，幽默，和富于人情味的热情便被忘却了，于是一些新儒家便把他的教训纳入一套严厉的道德法典中，诸如女人缠足，寡妇守节，一个女子在其未婚夫于婚前夭折，即不得改嫁他人等等，竟成为一种崇尚的妇德，非常受到新儒家的鼓励和钦佩。在这些学者论道德的文章中，就找不出一点人情味和幽默感。而在一些匿名作家或者不敢将其姓名签署于文学作品的作者所写的小说中，我们才再度找到幽默和一种比较能真实反映人生，符合一般人思想、知觉与情绪的东西。
中国的国民性(1935年)(一)
中国向来称为老大帝国。言老大二字有深义存焉，就是既老且大。老字易知，大字就费解而难明了。所谓老者第一义就是年老之老。今日小学生无不知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这实在是我们可以自负的。无论这5000年中是怎样混法，但是5000年的的确确被我们混过去了。一个国家能混过上下5000年，无论如何是值得敬仰的。国家与人一样，总是贪生想活，与其聪明而早死，不如糊涂而长寿。中国向来提倡敬老之道，老人有什么可敬呢?是敬他生理上的一种成功，抵抗力之坚强，别人都死了，而他偏还活着。这百年中，他的同辈早已逝世，或死于水，或死于火，或死于病，或死于匪，灾旱寒暑攻其外，喜怒忧乐侵其中，而他能保身养生，终是胜利者。这是敬老之真义。敬老的真谛，不在他德高望重，福气大，子孙多，倘使你遇道旁一个老丐，看见他寒穷，无子孙，德不高，望不重，遂不敬他，这不能算为真正敬老的精神。所以敬老是敬他的寿考而已。对于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中国有5000年连绵的历史，这5000年中多少国度相继兴亡，而他仍存在；这5000年中，他经过多少的旱灾水患，外寇的侵凌，兵匪的蹂躏，还有更可怕的文明的遗毒，假使在于神经较敏锐的异族，或者早已灭亡，而中国今日仍然存在，这不能不使我们赞叹的。这种奇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同时老字还有旁义，就是“老气横秋”、“脸皮老”之老。人越老，脸皮总是越厚。中国这个国家，年纪比人家大，年纪一大，也就倚老卖老，荣辱祸福都已置诸度外，不甚为意。张山来说的好：“少年人须有老成人之识见，老成人须有少年人之襟怀。”就是说少年识见不如老辈，而老辈襟怀不如少年。少年人志高气扬，鹏程万里，不如老马之伏枥就羁。所以孔子是非常反对老年人之状态的。一则曰“不知老之将至”，再则曰“老而不死是为贼”，三则曰“其及老也；戒之在得”。戒之在得是骂老人之贪财，容易患了晚年失节之过。俗语说“鸨儿爱钞，姐儿爱俏”，就是孔子的意思，姐儿是讲理想主义者，鸨儿是讲现实主义者。
大是伟大之义。中国人谁不想中国真伟大啊!其实称人伟大，就是“不懂”之意。以前有一黑人去听教师讲道，人家问他意见如何，他说“伟大啊”。人家问他怎样伟大，他说“一句话也听不懂”。不懂就是伟大，而伟大就是不可懂。你看路上一个个同胞，或是洗衣匠，或是裁缝，或是黄包车夫，形容并不怎样令人起敬起畏。然而你试想他的国度曾经有5000年历史。希腊、罗马早已亡了，而他巍然独存。他所代表的中国，虽然有点昏沉老耄，国势不振，但是他有绵长的历史，有古远的文化，有一种处世的人生哲学，有文学、艺术、乐舞、建筑足与西洋媲美。别人的种族，经过几百年文明，总是腐化，中国的民族竟还能把河南犹太民族吸收同化。这是西洋民族所未有的事。中国的历史比其他各国有更悠久的不断的经历，中国文化也比其他各国能传布较大的领域。据实用主义的标准讲，他在优胜劣败的战场上是胜利者，所以这文化，虽然有许多弱点，也有竞争的效果。所以你越想越不懂。而因为不懂所以你越想中国越伟大起来了。
(二)
老实讲，中国民族经过5000年的文明，在生理上也有相当的腐化。文明生活总是不利于民族的。中国人经过5000年的叩头请安、揖让跪拜，5000年说“不错，不错”，所以下巴也缩小了，脸庞也圆滑了。一个民族5000年中专说“啊!是的，是的；不错，不错”，脸庞非圆起来不可。江南为文化之区，所以江南也多小白脸。最容易看出的是毛发与皮肤。中国女人比西洋妇人皮肤嫩，毛孔细，少腋臭，这是谁都承认的。
还有一层，中国民族所以生存到现在，也一半是靠外族血脉的输入，不然今日恐尚不止如此颓唐萎靡之势。看看北方人与南方人的体格便知此中的分别。(南人不必高兴，北人不必着慌，因为所谓“纯粹种族”在人类学上承认是等于“神话”，今日中国就没人能指出谁是“纯粹的中国人”。)中国历史，约800年必有王者兴，其兴不是因为王者，是因为新血之加入。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经过500年以上而不变乱的；其变乱之源就是因为太平了四五百年，民族就腐化，户口就稠密，经济就穷窘，一穷就盗贼瘟疫相继而至，非革命不可。所以每800年的周期中，首四五百年是太平的，后二三百年就是兵匪内乱，由兵匪起而朝代灭亡，始而分裂，继而迁都，南北分立，终而为外族所克服，克服之后，有了新血脉然后又统一，文化又昌盛起来。周朝800年是如此，先统一后分裂，再后楚诸侯南方独立，再后灭于秦。由秦至隋也是约800年一期，汉晋是比较统一，到了东晋便五胡乱华，到隋才又统一。由隋至明也是约800年，始而太平，国势大振，到南宋而微，到元而灭。由明到清也是一期，太平500年已过，我们只能希望此后变乱的300年不要开始，这曾经有人做过很详细的统计。总而言之，北方人种多受外族的混合，所以有北方之强，为南人所无。你看历代建朝帝王都是出于长江以北，没有一个出于长江以南。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吃面的可以做皇帝而吃米的不能做皇帝。曾国藩不幸生于长江之南，又是湖南产米之区，米吃太多，不然早已做皇帝了。再精细考究，除了周武王、秦始皇及唐太祖生于西北陇西以外，历朝开国皇帝都在陇海路附近，安徽之东，山东之西，江苏之北，河北之南。汉高祖生于江北，晋武帝生于河南，宋太祖出河北，明太祖出河南。所以江淮盗贼之薮，就是皇帝发祥之地。你们谁有女儿，要求女婿或是要学吕不韦找邯郸姬生个皇帝儿，求之陇海路上之三等车中，可也。考之近日武人，山东出了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卢永祥。河北出了齐元、李景琳、张之江、鹿钅重麟。河南出一袁世凯，险些儿就登了龙座，安徽也出了冯玉祥、段祺瑞。江南向来没有产过名将，只出了几个很好的茶房。
(三)
但是虽有此南北之分，与外族对立而言，中国民族尚不失为有共同的特殊个性。这个民族之由来，有的由于民种，有的由于文化，有的是由经济环境来的。中国民族也有优点，也有劣处，若俭朴，若爱自然，若勤俭，若幽默，若安分，这都是好的”若善生儿女，若守旧，和平，这也有好也有坏；若含忍；若分散不能团结，若老猾，这都是坏的。好的且不谈，谈其坏的。为国与为人一样，当就坏处着想，勿专谈己长，才能振作。有人要谈民族文学也可以，但是夸张轻狂，不自检省，终必灭亡。最要是研究我们的弱点何在，及其弱点之来源。
姑先就这三个弱点来说：忍耐性、散漫性及老猾性研究一下，且考其来源。我相信这些都是由一种特殊文化及特殊环境的结果，不是上天生就华人，就是这样忍辱含垢，这样不能团结，这样老猾奸诈。这有一常理可以证明，就是人人在他自己的经历，可以体会出来。本来人家说屁话，我就反对，现在人家说屁话，我点首称善曰；“是阿，不错不错。”由此度量日宏而福泽日深。在他人看来，说是我的修养工夫进步。不但在我如此，其实人人如此。到了中年的人，若肯诚实反省，都有这样修养的进步。20岁青年都是热心国事，30岁的人都是“国事管他娘”。我们要问，何以中国社会使人发生忍耐，莫谈国事，摆出八面玲珑的态度呢?我想含忍是由家庭制度而来，散漫放逸是由于人权没有保障，而老猾敷衍是由于道家思想。自然各病不只一源，而且其中各有互相关系；但为讲解的清楚方便，可以这样暂时分个流别。
忍耐、和平，本来也是美德之一。但是过犹不及；在中国忍辱含垢、唾面自干已变成君子之德。这忍耐之德也就成为中国民族之专长。所以西人来华传教，别的犹可，若是白种人要效黄种人忍耐和平无抵抗，那简直是太不自量而发热昏了。在中国，逆来顺受已成为至理名言，弱肉强食，也几乎等于天理。贫民遭人欺负，也叫忍耐，四川人民预缴30年赋税，结果还是忍耐。因此忍耐乃成为东亚文明之特征。然而愈“安排吃苦”愈有苦可吃。假如中国百姓不肯这样的安排吃苦，也就没有这么许多苦吃。所以在中国贪官剥削小百姓，如大鱼吃小鱼，可以张开嘴等小鱼自己游进去，不但毫不费力，而且甚合天理。俄国有个寓言，说一日有小鱼反对大鱼的歼灭同类，就对大鱼反抗，说“你为什么吃我?”大鱼说：“那么，请你试试看。我让你吃，你吃得下去么?”这大鱼的观点就是中国人的哲学，叫做守己安分。小鱼退避大鱼谓之“守己”，及退避不及游入大鱼腹中谓之“安分”。这也是吴稚晖先生所谓“相安为国”，你忍我，我忍你，国家就太平无事了。
这种忍耐的态度，我想是由大家庭生活学来的。一人要忍耐，必先把脾气练好，脾气好就忍耐下去。中国的大家庭生活，天天给我们习练忍耐的机会，因为在大家庭中，子忍其父，弟忍其兄，妹忍其姐，侄忍其叔，妇忍其姑，妯娌忍其妯娌，自然成为五代同堂团圆局面。这种日常生活磨炼影响之大，是不可忽略的。这并不是我造谣。以前张公艺九代同堂，唐高宗到他家问他何诀。张公艺只请纸笔连写100个“忍”字。这是张公艺的幽默，是对大家庭制度最深刻的批评。后人不察，反拿百忍当传家宝训。自然这也有道理。其原因是人口太多，聚在一处，若不容忍，就无处安身，在家在国，同一道理。能这样相忍为家者，自然也能相安为国。
在历史上，我们也可以证明中国人明哲保身莫谈国事决非天性。魏晋清淡，人家骂为误国。那时的文人，不是隐逸，便是浮华，或是对酒赋诗，或者炼丹谈玄，而结果有永嘉之乱，这算是中国人最消极最漠视国事之一时期了。然而何以养成此普遍清淡之风呢?历史的事实，可以为我们的明鉴。东汉之末，士大夫并不是如此的。太学生三万人常常批评时政，是谈国事，不是不谈的。然而因为没有法律的保障，清议之权威抵不过宦官的势力，终于有党锢之祸，清议之士，大遭屠杀，或流或刑，或夷其家族，杀了一次又一次。于是清议之风断，而清淡之风成，聪明的人或故为放逸浮夸，或沉湎酒色，而达到酒德颂的时期。有的避入山中，蛰居土屋，由窗户传食。有的化为樵夫，求其亲友不要来访问，以避耳目。竹林七贤出，而大家以诗酒为命。刘伶出门带一壶酒，叫人带一铁锹，对他说“死便埋我”，而时人称贤。贤就是聪明，因为他能佯狂，而得善终。时人佩服他，如小龟佩服大龟的龟壳坚实。
所以要中国人民变散漫为团结，化消极为积极，必先改此明哲保身的态度，而要改明哲保身的态度，非几句空言所能济事，必改造使人不得不明哲保身的社会环境，就是给中国人民以公道法律的保障，使人人在法律范围以内，可以各开其口，各做其事，各展其才，各行其志，不但扫雪，并且管霜，换句话说，要中国人不像一盘散沙，根本要着，在给与宪法人权之保障。但是今日能注意到这一点道理，真正参悟这人权保障与吾人处世态度互相关系的人，真寥如辰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