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米勒，1915年，美国当代著名剧作家，两次荣获雷普伍德戏剧奖。

论赏识——霍普伍德创作奖仪式上演讲讲辞节选

(1963年5月23日)赏识作家，赏识他个人，不是问题的关键，赏识作品才是关键。

应霍普伍德委员会之邀，今天我怀着疑虑的心情来讲话。事实上，多年前我曾发过誓，即使我被邀请，也绝不在授奖仪式上讲话。这是因为我记得太真切了：我是如何坐在你们正坐着的地方，听着克里斯托佛·莫利以恐怕是迷人的方式嗡嗡地说呀说个不停；而桌子上就搁着那些里面有获奖者姓名的信封。如果说有被拴住的听众，在座的诸位就是。你们不得不听我说，否则你们就拿不到奖金；天知道，我可能说上一个小时呢!甚至更糟的是，我知道正是我最感兴趣的那些人，即你们之中的最优秀作家，大概也是今天的获奖者，最可能不予我任何注意。

所以，怀着把你们领婪地飞驰着的思绪压制下去的希望，今天我要谈一谈伴随着颁发奖金肯定会引起你们思考的题目，论赏识。听起来它不像特别具有文学意味的题目，但是你会因为它在文学事务方面具有多么强大的力量而感到惊诧。我此刻想说明，凡是表示希望当个作家的人如果都机械地获得赏识并向他颁发一枚上面写着“作家”的翻领钮扣的话，大概百分之八十献身于以某种形式写作的人就不会费劲从事写作了。我甚至可以想像出一个几乎人人生来就是作家的社会，而且在某个大学里每年都有比赛并向那最有说服力的生意经发奖。我还可以想像获奖者的双亲四处吹牛说：“想想看，我儿子就是因为不写作而得奖啦!”我也可以想像，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那个天才的生意人在演讲之后被羡慕他的人团团围住，向他问着同样的问题：“您是怎么开头的?您不像别人那样每天必得在家为杜撰一首诗或写出一部剧本犯愁，而是自己离开家到那令人心情舒畅的忙忙碌碌的办公室去，到了那儿您要处理的只是和其他人打打交道而已，那是什么滋味呀?”

在你们的生活中，现在就警告你们注意不要轻率地追求尝试，恐怕还不是时候。在任何情况之下，如果一个人在灵魂的某个角落没有感到要突出自己的火热愿望——不论这种感觉多么胆怯——他就没有必要试图成为作家。我谈这个题目只是由于我们所处在的时代，这个时代对一个作家来说是格外变化莫测的。最起码的迹象：金钱也从来都不像现在这样大量地给予一部成功的书或剧本。一个作家仅仅怀着出人头地的希望，可能很快地就把自己误认作是一种成品，而事实上他才仅仅开始为完善他的艺术而进行那里所当然的注定的斗争。文学宣传、摄影记者、电视采访和报刊专栏作家的压力——所有这些力量都倾向于把作家逼迫到更加接近表演者的位置上去。成问题的是，他的作品比不上围绕他的个性崇拜来得重要。

得到赏识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只要不允许它最终贬低它本应提高的东西。这也并不完全是个深奥的问题。美国作家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作家在获得艺术及才华的成熟进展方面，人数上要少得多，我认为这是事实。在美国，作家像其他人一样是生活在一个仅仅当他年轻并且刚刚开始干的时候才适合于他的国家；当他进入成熟期，或应当是成熟期的时候，他就有可能迷失道路而不是更有把握地看出道路。我认为原因之一在于我们赋予作家的赏识的性质，我们是把他作为一个成功而不是作为一个作家来赏识的。谋取成功是困难的，保持成功却更加困难。显然，几乎不可能把成功的念头完全忘掉而继续把自己称为作家。但是我却认为这是惟一谋取那备受指责的作家差头衔和那备受指责的赏识的办法——首先是永远不要变得专业化。总之，就是要在自己的心灵中保持一种失败的、永远不被党员识的感情。

但是让我们还是不要过于浪漫吧。告诉你们在你们自身之内寻求你们的价值是完全必要的，因为那个先进得超出其所处时代的孤独的天才是一种被视为神圣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却可能使更多的作家染上偏执的癖性而得不到灵感。我认为真相是，文学的精萃超伦之处不是这个时代所说的那样是一幕独白，而是一个民族和他的艺术家们之间进行的个人谈话。无论是由于我们的教育制度、我们的清教徒传统对艺术的怀疑，还是由于人的机械化和他的丧失了人性的神情系统，反正不能说今天在美国人民和美国艺术家之间存在着对话(除去那种装饰包裹的艺术之外)。

显然，赏识作家，赏识他个人，不是问题的关键，赏识作品才是关键。赏识作品的目的，赏识它为什么具有使命，赏识它的使命是什么——这是人们所不知道的，也是那些职业是评论的人的绝大部分所不知道的。那么作品的使命究竟是什么呢?

我可不想逐渐变得诗意起来，比方说，宣称作家是人类的良心啦，或者是国家精神的声音啦。没有人能够一开始就给什么人充当良心或声音，除非是给他自己，而且如果他在充当自己的良心或声音方面获得成功，那是他走出很长一段路了。但是我们面临着一种奇怪的局面，是否可以说今天比过去有更多的年轻作家，他们虽然掌握了写作形式，却想不出说什么好。在戏剧界，我敢肯定是这样的；我看在小说界也差不多。从我的画家朋友那里也得到同样困惑的感觉。现在已不再需要为建立一种新形式而战斗，至少在苏联边界以西不需要了。从形式的观点出发，你现在在舞台上肯定能干出任何事来——任何你可能想像得到的事。现实主义的轮廓已经被粉碎了；像过去的一切固定的社会主张那样，我们艺术成了一片片的碎片，有些碎片是很优美的。

今天作家的斗争主要的不是冲破旧形式的斗争，而是反对一个世界范围的颠倒是非的阴谋。这是一场反对人类的专横的战斗，原因之一在于这种专横的结局将是在拯救人类的大旗之下毁灭这个星球。我认为如此稀少的美国作家成熟起来，是因为只有在富于悲剧性的挑战面前，才有可能避开青春期的主题、态度和占支配地位的视野；而青春期是作家生活中可供使用的奇迹与创见的来源最丰富、最新颖和最深切地埋藏在他心中的时期。我们的文学——它的特征及擅长——是青年的历险记，是年轻的人和年轻的精神，是开个头的旅程，是首先到来的人。我想起了两个作家，也许是三个，他们超过了这种青春期的境界——福克纳、梅尔维尔和奥尼尔。难道福克纳确实不得不创造一个可能产生悲剧的、明显地属于他自己的世界而不以工业化的美国作为他的世界的这种情况不值得我们加以注意吗?难道梅尔维尔和奥尼尔不得不脱身到海洋上去寻求富于悲剧性行动的活动场所的情况不值得注意吗?我认为，只有在海洋上，奥尼尔对生活的感受才是无拘无束的。但是无论什么时候他一写土地上的事物，他的作品中一切乏味的、造作的、卖弄的和没有价值的成分就高度表面化了，因为在土地上社会机构占统治地位，美国人真正在其之上生活，而且景物总是没有人性的。

我一想到对什么人进忠告就不寒而栗，更不必说对年轻作家了。如果解说一句军队的老标语的话，就是祖国需要你，但它不知道它需要你。但是你有绕过它的办法——假装它需要你。你可以假装你一点也不孤单，你是在一个团体——一个哑巴团体——之内，而你是其中惟一具有说话才能的人。在这种梦幻里，只有你肩负向人民证明他们正在做什么或他们应当做什么的责任，以便让他们辉煌而真实地忠于他们的本性。记住，作家具有一个谁也抢夺不去的来自生活的礼物——他是在描绘一种不得不死亡的物种。所以当哑巴们向你发信号，说这个世界或这个国家是趋向荣光的而你只不过是个讨厌的人的时候，你总是可以提问说，是否足以为此而牺牲?如果不是，便可以提问说，足以为此而生活吗?如果哑巴们发信号说人是没有价值的，那么正站在坟墓口上的你——时间正从你的手指之间倾泻过去，要是没有您那善于塑造的手，时间就不会有意义——就可以作出类似的回答：如果我们确实毫无价值，那么我们怎么可能知道这一点呢，因为止是这个关于毫无价值的观念才需要有关于价值的观念呀。你们是作家，因为你们继承了那古老的存在于绝望与信仰之间的紧张关系——那悲剧性的十字架的双臂。局面从来没有变化；但是人类有变化。怎么样变化以及为什么变化才是你们所要说的话。

好，请原谅我耽搁了你们受到赏识的时刻。我把你们保持在你们自己的自我疑虑和其他人可能通过这些奖赏而给予你们的信任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之中了。请允许我说一下，我曾赢得霍普伍德奖，也落过选，所以我知道胜利赋予的力量，也知道在全神贯注中只听到一片沉默而没有你的名字时灵魂是如何颤抖的。不管有名无名，这对现在和将来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我们最终必须战胜的不是其他人而是那个把我们存在的理由紧紧攥住的生活的残暴的拳头，能够知道这一点比有名或无名更为重要。掰开拳头的一个手指，瞥一下它所隐藏的东西，更难的是敢于记住从那手中所见到的东西——这才是你们有权去寻求的力量，也是值得努力获取的惟一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