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1877年——1968年，湖南长沙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教育家。

韬奋的事业精神（1944年11月）同志们!今天我们追悼韬奋同志之日，正是8年前即民国25年11月22日韬奋同志以救国罪被捕之日，这时中国正处在存亡的分水岭。东北省已全部沦亡，冀东已经建立了伪政权名自治政府，冀察两省成立了半伪政权名冀察政委会，日寇正在进军绥远。韬奋同志当被捕的前两小时，刚参加援绥会议，11时才离开，12时准备生活星期刊社论，1时上床，2时即被捕。当时，正如今日一样寒冷，从床上下来只穿一件单薄的睡衣，寒气袭击，感觉微颤。我们今天在这里追悼他，回想8年前的今日，令人不寒而栗。当时国民党的策略是攘外必先安内，不顾日寇进攻绥远，大军正向西北进行剿共，蒋介石为剿匪总司令，汤恩伯占领了边区的瓦窑堡一带地区，边区政府退到保安。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都是赤手空拳，国民党政府却以刺刀牢狱来对付，于是救国会的领导者于日寇进攻绥远时期，同日被捕下狱。国民党两支军队，一支在西北剿共，另一支在东南剿人民抗日的救国会，实际上国民党给了日寇进攻绥远以致灭亡中国以有利的条件。

在国民党执政者对于日本侵略采取妥协让步的情况下，在人权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孙夫人和蔡孑民、杨杏佛诸先生起来组织人权保障大同盟，韬奋同志是其中执委之一。不久杨杏佛被暗杀，该会在四面军警和特务的包围下，无法存在。大城市地下的共产党遭到空前的大屠杀，在政治上虽然领导了全国，给人民以指针，但在组织上一时难以恢复，于是继人权保障大同盟而起来的就有救国会。救国会是在全国救亡运动极高涨的情况下产生的。他们不怕因爱国而犯罪。8年前的韬奋，就是爱国罪案入狱的。同志们!中华民族无数优秀的儿女，以百年来革命的流血经验前赴后继，不独锻炼了不可屈服的精神，同时训练了空前的政治头脑，终于停止了大革命失败以后的10年内战，民族统一战线果然形成于韬奋同志被捕不久之后，奠定了七七抗战的基础，坚持了8年抗日反法西斯战争。因此，中国为世界优秀之民族已为世界所公认。国民党当权者的恶劣政治，终不能掩盖整个民族的优秀。韬奋同志正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代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者之一，是救国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将来写中华民族解放史和世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解放史，他的业绩是许多光荣斗争史中之一页。

韬奋同志与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诸先生于民国25年7月15日联署发表的团结御侮的主张，其基本纲领是：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承认共产党势力存在，各党各派合作，联合抗日，联合战线以抗日为目的，不为任何派别利用，主要的是抗日的队伍，除汉奸外不排斥任何一个人。以上的纲领除抗日以外没有其他。其承认共产党存在，并不是主张社会主义，而是要求国民党把安内剿共的军队用来抗日；其要求人民的言论行动自由也不是要求一般的民主，只是要求抗战的言论行动自由；其要求给人民以解放，也只是要求不压迫抗日的民众，只说脱离了群众，单是政府，抗战必然失败；其指出国民党的自救政策是希望国民党保持过去革命的功业，把国民党汉奸化的官僚请出去，以免日本的第五纵队在国民党内及其政府内破坏中华民国的心脏。这一政纲刊在韬奋所著的坦白集最后一部分。在全文中每一个字句都是抗日救国，而且他们除抗日救国外，没有任何政治活动，救国会真正是名副其实的。这时的救国运动，成了全民运动，年老的如90岁以上的马相伯先生，年小的如小学校的儿童和童工，都卷入在内，惟有国民党的顽固派以为这不合他们的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逮捕救国会的领导者，客观上是尽了日本第五纵队的作用，执行了亲日派的政策，而与真正孙中山的信徒对立着。救国会的政纲是单纯的，是以救国为目的，在这一方面，与我们在民国23年5月所提出与全国军队合作的三个条件基本上是相同的。从上述的事实可以看出，救国会的政纳是各党各派进步人士的反映，尤其是广大的不愿做亡国奴的群众的反映。他们的政纲名为抗战救国的统一战线是名副其实的，其名为救国会也是名副其实的。国民党内有权的顽固派至死不悟，坚持他们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日寇进攻绥远时还进行临潼剿共会议。因此在国民党内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举行了兵谏，即西安事变，内战才算停止。西安事变距韬奋被捕刚20日，西北事变与皖南事变在20日间遥相照映，是以证明韬奋以及他们同志的主张是全国人民的主张，他们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代表，只有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反对。这类顽固派至今还没有最后的觉悟，造成自己的孤立，如果没有其他进步的党派和优秀的人民，也必然造成中华民族在国际上的孤立。

韬奋同志在青年时，从学校所获得的知识只是国文、英文、数学等求学的基本工具，社会知识是缺乏的。毕业后服务社会，第一次是任纱布交易所英文秘书，继而到申报馆也是英文广告和书信的翻译，到时事新报只是做行政工作而非记者。在这些琐屑的无兴趣的事务工作中，他十分尽职，因而养成了细针密缕的工作作风，惊人的实际精神。民国18年他办生活周刊，读者来信一年到两万多封之多，都予以适当的回答。他对群众来信的指导，大的方面从抗战救国以至社会制度问题，小的方面广泛到求学问题、职业问题、婚姻问题、社交问题，工作方法问题、文字技术问题，都具体个别的加以解答。这就是他惊人的实际精神的证明。他关心群众每一个小问题，例如他办的书报代办所，目的是代办书报，由于书报代办建立了信用，于是扩大到代办一切，竟至有人请求代办找律师。他的生活周刊，由指导一般的群众生活竟扩大到个别的书信指导。他这种惊人的爱护群众的热忱，必须先具有他那样惊人的实际精神和惊人的细针密缕的工作方式，才能达到。他在一年中收到读者两万多封信，其反映的社会情况和政治情况给他以最丰富的具体材料，经过分析就成了他指导群众的资本和科学。他于是成了群众的导师，同时又成了群众的学生。群众给他每一封信都成了他自己的社会科学和政治科学的片断，所以它的学问是群众化的学问。

他是一个热心的政治家。但他也善于经商，他的生活书店没有政府的津贴，资本家的帮助，及人们的捐款。该书店是一个典型的革命的合作经济，其基本的办法都是他所手订，且在营业中给工作人员以适当的学习机会。他所有以上一切新的方法和方式仍然是从群众中学习来，再用到群众中去。他那种无微不至的工作方法，仍然不是手工业的一手包办，而是精密的分工。所有以上这些都是我们反攻过程中使用新式技术时所需要的，也是不久将来甚至目前的建设所需要的。我希望把他的著作择要整理，以作文化干部读本。

韬奋同志那种无微不至的作风，并没有妨碍他那种对于政治中心的抓住，因为他关心的琐屑问题正是群众生活中的严重问题，不是资本家所希望的五分钱的额外利润。韬奋同志无微不至的精神，并不是放在小问题上面。国民党企图收买生活书店，出钱出人，不加还价。韬奋就准备牺牲整个生活书店，让国民党的武装来封闭，不在政治上屈服。在这种条件下，他宁可牺牲整个书店而保持政治立场，他是为革命而建设事业，也就可以为革命而牺牲。他的琐屑处，同时也就是他的伟大处，我认为他具有革命精神实际精神两方面。韬奋临终遗嘱要求死后骨灰葬延安，把他的名字列入我党的党籍。韬奋的遗嘱不是偶然的，是经过长久考虑的。韬奋同志早在经历上写道：“我不管任何党派，只要他为大众努力，就无异我已加入这党了，因为我实际上所努力的也就是这个党所要努力的。”这里他已说明了愿加入群众的党。韬奋入党已50岁，而且是临终的遗嘱，我入党时已51岁，韬奋入党比我少一岁。我们入党不是偶然的。近读报看到法国物理学家郎小万，一生在物理学上贡献极大，到了72岁还加入了共产党，这正是时代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