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1904年——1986年，湖南临澧人，中国现代作家。

讲一点心里话(1979年)同志们辛辛苦苦筹备了这样一个大会，我虽然身体不好，还是要来讲一点话，讲一点心里的话。我最心里的话就是感谢党。没有现在党中央的同志，我就没有今天，没有又登台发言的权利，写文章的权利。这样的权利，是我过去20多年没有敢希望过的，尤其在总理逝世以后，“四人帮”那样肆虐猖狂，我就彻底不抱任何希望了。我不是说我们的党，我们这个民族没有希望了，而是说我想发表文字，是在我死之后的事了。所以，能有今天，我是从心里往外感谢党的。

我感谢党对我的长期教育，使我有毅力度过这漫长的20年岁月。尽管刘少奇同志后来也被打倒了，但是，他的一句话始终铭刻在我的脑子里：一个共产党员应该经得起委屈的考验。毛主席也说过嘛，要能上能下。我可以当作家，也可以当工人和农民。当然心里不是没有痛苦，我是跟林冲一样，脸上是被刺了字下去的，谁一见我都说这是个大右派，大叛徒。但我在内心始终认为自己还是个共产党员，我要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我自己。你看吧，你可以看我第一眼，第二眼，第三眼……但我的行动将在你的心里升起新的形象，我不是坏人。我要在几乎没有任何光明的处境里开辟出一条光明的路来。最近有许多人，甚至外国朋友都问我，“你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不对他们讲我这些内心经历，对自己的女儿也不讲。我只能说，我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时间，相信历史。

现在，这一切都如艾青同志所说：俱往矣，没有谈头了。这里没有什么个人恩怨，我们的遭遇是社会问题，不是哪一个人把我打倒的。这20年我们在下边也有好处，总浮在上面是写不出什么来的。在下面，我看到许多人和事，这是我在上面看不到的。我现在是满腹文章，只是感到时间不多了。若能再给我15年就很好了。

我对我们的国家是满怀希望的，对我们的青年也是满怀希望的。我曾问过一位外国朋友，世界上什么地方最有希望?他回答我中国最有希望。因为中国在变动，发扬民主，思想活跃，要冲破禁区，割喉管也不怕。而像美国，欧洲的社会，虽然人民生活富裕，但思想贫乏，青年缺乏理想，普遍吸毒，从个人自杀到集体自杀，说明了这种空虚的严重性。我很同意这位朋友的看法。但是，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毛病，有些毛病还很深。

我从1927年开始写文章到现在已经52年了。当然从1958年以后，有20年的间断。三十年代国民党禁我的书，1958年以后我们自己又把我的书禁了。而现在30岁左右的人几乎没有读过我的书。前几个月有读者给我来信说，虽然你的名字又上了报，当了政协委员，但，你到底是什么人我不知道，在我脑子里你只是个右派，只不过现在落实了政策，战犯也都大赦了嘛，所以你们都成为政协委员。直到我读了你的《杜晚香》等文章后，你的形象才真正在我心目中改变了。右派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这封信使我很感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大都是好人，这是人人都清楚的，凡被“四人帮”打倒的大都是好人，他们在群众心目中香得很。但是1957年打下去的一批呢?却是批倒批臭。他们是不是都应该批倒批臭呢?我曾犹豫过，我要不要把心里的话讲出来。我70多岁了，我坐过国民党的牢，文化大革命又坐过“四人帮”的牢。我能像有些好心的朋友嘱咐的那样，不问外事不说话，浑浑噩噩混日子吗?难道我是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的人吗?我不能这样，我认为看破红尘的人是最自私的人。所以我还是决定讲一点，补充大家的意见。

我曾问过一些人，我们文艺界是吃了大亏的，根子是什么?我寻求着回答。有的同志说是封建。是呀，封建。封建具体表现在什么上呢?从1919年我15岁就开始反封建，现在60年了，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它在文艺界的表现就是宗派主义。不打倒宗派主义，什么团结、向前看，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都是不可能的。我们这些人是俱往矣，但还有年青一代，他们来日方长，我们希望他们不再吃苦头。我们的文学应该在世界上起作用。所以要挖根子，把文艺界这些问题端到太阳下边来。我们是从二十年代就有了宗派，当时是由共同志趣结成小团体，这不是坏东西。但从什么时候“宗派”成了可怕的坏东西了呢?恐怕是手里有了权，再搞宗派主义，就会达到可怕的程度。我衷心希望宗派主义这类事不要重演了。

在第一届全国人代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1954年9月)当我走进了会场，当我站起来讲话的时候，我感觉到我的心在战抖，在压制不住地激动。我要向大家，向全世界倾诉出我的比高山还重、比海洋还深的感受。这是多少年的辛酸，多少年的血泪，多少革命者献身的结果啊!许多熟悉的面孔在我的脑中涌现，许多熟悉的声音在我耳旁回旋。我看见农民，笑脸上挂着泪珠，沉重地说：“我做了几十年的牛马，现在才做上了‘人’。”工人们挥着拳头说：“我们再也不是臭工人，再也听不到老板骂我们‘我能让你们活，就能治你们死。’我们已经是中国的主人。”老大娘告诉我：“打倒了地主，我翻了一个身，男女平等算又翻了个身，现在只差学好文化，翻第三个身啦。”还有白胡子老汉，他们住在休养所，他们说：“多奇怪的事啊!我们不能想的，不敢想的幸福都有了，哪一个夜晚，我都舒服地睡着了，可是又从梦里笑醒了。”我看见青年人，他们充满着欢欣，唱着“我们要和时间赛跑”，谈着怎样改革技术，提高产量、质量，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他们充满了劳动创造的信心。我听到那守卫在遥远的祖国边疆的战士们的宣誓，他们全心全意地保卫着我们，保卫祖国的建设，保卫全世界人民所要求的和平。那些少数民族的兄弟姊妹也歌唱不尽，他们唱着：“天上星星颗颗亮，宪法条条记在心，民族一律都平等，团结成个大家庭。……”我看见湘西的一个苗民老太太，她宁愿自己担负家庭的主要劳动，把独生儿子送到民族中学去念书，她同我说：“要当家理事呀，没有文化行么?”中国少年儿童剧团的山青同志写了最动人的诗，他说：“……我开始读那些没画的书，我开始想像一幅美丽的图画，在这幅画里，我们穷孩子穿上了新衣，在这幅画里，我们身旁坐着微笑的妈妈。终于一个伟大的人使我看见了，可是他并不是一幅纸上的画呀，它比我想像的画要美上千倍百倍，它就是我们正在建设的国家。……”这首诗替许多妈妈、孩子，替千万人说出了心中的话。这一切欢呼、赞颂，和坚定的誓言，都只为了一件事，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诞生。这是人民的宪法，它给人以尊严，给人以道德的标准，给人以力量，给人以崇高的感情，人在这里充实了，武装了，提高了，人懂得为什么去斗争。宪法是斗争的果实，但并不是表示斗争的结束。我们的争取新生活、反对旧生活的斗争是永远不能结束的。就在不久以前，我记得，在安徽黄山有一个摸山的老头，他是同悬崖绝壁、深山野林打过了三十多年交道的人，牙齿都掉完了，他同我说：“共产党好，毛主席好，政府好，村里大家都好过了，可是咱们村上还有一个坏干部，是地主的走狗，混进了共产党，他不准我拆自己的房子，他欺压老百姓，他的余粮比谁的多，可是卖给国家的很少。”也是在最近，在河北省一个村子里我有一个老熟人，他把写了几年也不敢发的匿名信交给我，他说：“为什么杀了我兄弟的还乡团还在村子上洋洋得意呢?”同志们!这样沉痛的事情在我们国土上还有不少，我们得坦白地承认。人人有权利，人人就有义务。我是一个普通的作家，我同大家一样，同人人一样，都负有神圣的责任。我们拥护我们的宪法，我们就要遵守它，宣传它，和宪法所不允许有的东西作坚决的斗争。让我们大家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人民，为我们的宪法的实现，献出我们一切的力量吧!人民的宪法万岁!中国人民的领导者——共产党、毛主席万岁!

我怎样跟文学结下了“缘分”——在纽约哥大的演讲

(1981年11月6日)讲话是有困难的，因为我和诸位是第一次见面，诸位对于我或许还能有些微了解，但我对诸位却是全无了解，真可说是素昧平生。我也不知诸位想听我说些什么。

来美前有人提醒我，告诉我说，美国的情况是很复杂的，各色各样的人都有。有好的朋友，也有不太好的朋友，还有坏的朋友——已经不能称为朋友，因此你要注意。我不会撒谎，有什么话都直说。我向来处在相当单纯的社会，对任何人都相信，把谁都当朋友。我以前交过美国朋友，一个很好的朋友，她就是史沫特莱。本来我从小不单是对美国人，而是对所有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都很怕，很有戒心。这也难怪，因为过去，中国饱受帝国主义的欺侮和压迫，但是史沫特莱给我上了一课。她的言行说明，外国人当中也有很好的人。她那时在上海处境就很危险，整天都被特务包围着，但她仍然不遗余力为中国的进步事业冒险奔走，在我被国民党逮捕以后，她尽力协助营救我。所以我回答提醒我的人说，我不怕。我从来就是不怕的，因为我是写人的，就一定要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这样才能对他们有了解，否则就不可能写他们。我这次来美国，就要尽量多见到一些人，也许我将来回国后能写一些半美国人与美国人。

今天在座的有许多是从事创作或对创作感兴趣的，我现在就讲讲我自己的创作经验和怎样写人的。

我从小就喜欢观察人，那是因为我在当年封建社会里没有发言的权利，只能在旁边听，我家庭的组成很复杂，真有点像《红楼梦》，我舅妈就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王熙凤；也有人搞枪，招兵买马，占山为王，这又有点像《水浒传》中的人物；也有书呆子和其他各种特色的人，所以我的家庭本身就是一部有丰富内容的小说。家里人都看我不起，因为我是女的，又穷又小，大小事都不让我参与。这就使我有了很好的条件，所谓旁观者清，我可以好好地在一旁观看，仔细考察。所以我对那个封建社会，那个摇摇欲坠即将垮台的旧社会，是确实有些体会的。

我还有个习惯，就是遇到人虽不能记得他的名字，但他的形貌、动作姿态、语言声调等，却在我心脑中留下很深的印象，对这些我颇能过目不忘。

我要感谢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因为这是个革命的时代。我既不能跳出这个波澜壮阔、多彩多姿的革命时代，我就必须全身全心投入。有一次有人要我题词，我曾写道，我也很想能有安静的生活环境，可以无忧无虑。可是这是乌托邦，天下哪里有世外桃源?我不幸、也可说是有幸总被卷入激流旋涡，一个浪来，我有时被托上云霄，一个波去，我又被沉入海底，我这条小船有时一帆风顺，有时却顶着九级台风。因此我得到了很多难得的经验，接触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和人物，我这样常在风浪中走，等于在不断受到锻炼，对我的写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回到写作，我说一点体会，我原来并不想当作家，而是迫不得已的。美国社会怎样，我不知道；但中国旧社会使我很受不了。我该怎么办呢?我不愿跟着其他的人争着向上爬。进中学后对学校给我的培养教育，也感到怀疑，他们要把我变成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老教我老老实实地当顺民呢?只差半年就要毕业了，我觉得毫无意义，就算将来能进大学，拿了大学文凭又能怎样?顶多做个平平庸庸的书虫。我由于家庭关系和读了一些书，就懂得忧，懂得愁，很为国家和社会着急。急于想求得国家该走的什么路，我该走什么路这种问题的解答。那时共产党刚成立，我就去上海找陈独秀，那时陈独秀比毛泽东有名，我对毛泽东所知不多，虽然我们的家更近，我还认识毛的夫人。

我个人的事，在爱荷华和芝加哥已说了很多，今天时间不多，我要讲得简短些。到上海后，我首先进了陈独秀办的平民女子学校，那是培养女共产党员的。后来又进上海大学，校长虽是于右任，但管实际工作的却是邓中夏、瞿秋白。这个学校我是从后门进去的，读了一年，仍然不满意。我想在座有很多人对此是容易理解的，像我这样小资产阶级出身，又年轻少经验，因此极容易对一切不满。我只读自己喜欢的各种小说。包括外国的小说。我也想去外国，但去干什么呢?自己也不明白。总之，我找不到满意答案，非常苦闷，想找人倾诉，想呐喊，心里就像要爆发而被紧紧密盖住的火山。我于是在无其他任务出路的情况之下，开始写小说，所以根本不是什么“为文艺而文艺”，也不是为当作家出名，只是要一吐为快，为造反和革命。这里连带一个问题，中国的文学，中国的作家历来多是与政治有不解之缘的，无法分开的，社会条件决定了这种关系。

当然中国也有一些为文艺而文艺的人，也有一些作品，还写得很好，例如新月派的徐志摩，水漠社的戴望舒，现代印象派的李金发等；连创造社早期也号召为艺术而艺术，鼓吹浪漫主义，如郁达夫、郭沫若，他们也有不少好作品。但他们所号召的“为艺术而艺术”却发展不下去，莫说郁达夫从未写过浪漫主义作品，他一直是写实的，就连郭沫若后来也转了方向。这个国家的人民所需要的不是高雅的脱离人民群众斗争的“纯”艺术品，而是要求反映他们所遭遇的痛苦，说出他们的愿望，这就是为什么文学研究会(茅盾、叶圣陶等为代表)最早的理论到今天还能存在的原因。他们号召“为人生的艺术”，为现实生活服务，我就是跟着他们一步一步向左倾的，一直走到共产主义。这就是当时30年代鲁迅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所走的路，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到大众里去”。说实话，左联在上海人并不多，同情的有一群，真作事的却不多。但奇怪的是这少数人却能在文艺界起领导作用，他们出版的刊物一上市便抢购一空，另有一些作家如王平陵等的书，却老堆在书店里卖不掉。还有一些作家，打着“民族文学”的旗号，但这批人如今早已不为人知，连我也记不起几位了。另外还有“第三种人”，他们攻击过鲁迅和左联，至今还有一两位写文章的，但他们老说他们的作品没有市场，打不开局面。并不是他们的文章写得不好，只是没有人要看。

这也说明了我自己的问题，如果我不是走到人民中去，不卷入时代的潮流，那么我的文学生命也早就完了。那些人就是因为生活圈子比较狭窄，眼光老看着身边，脑子里老想着个人的得失荣辱，想不到身外的广阔天地，所以多烦恼苦闷，就不能写得深，写得远。在这一点上我是幸运的。一定要把小圈子的生活丢开，到大天地里去，到部队去当干部，到农民中参加斗争，到工人中参加建设，到青年中去和他们一起生活，了解他们的感情。

我的天地比较广大。但是否只要能够到处跑，就能拿回东西来呢?那也不一定。有许多年轻人有过这种问题，这是因为他们是临时办货性质，是去专门买一点东西，到处找材料，能找到一点就想赶快卖出去，连加工都很少，等于现买现卖的贩子，所以少有成就。那么要用什么方法才能真正拿回一些东西呢?我不知别处是否也有同样条件，在我们中国是你随便走到哪里，你就立即成为该地的一个成员，就可在那里管事，可提意见，可动手作事。我开始也不很懂这些，后来才知道你一到某地，你就是某地的主人之一。例如我到农村搞土改，就是一个组长，要作调查，提意见，听汇报。土改完成后，分房子时，本村人都没有提起的房屋，我却能提醒他们，他们觉得很奇怪。其实只是因为我和他们老太婆、年轻人及其他人都能打成一片，所有的时间都跟他们一起生活，向他们提建议，劝解夫妇和好，把大家都当作一家人，所以能很熟悉他们各自的情况。我去到那里，就从来没想过是去拿材料好将来写文章，我只想到是去干工作的，只是想如何能在那里好好长期生活下去，甚至当个村长也很好。

我每到一处，想的都是怎样能在这里长期居住下来。我在北大荒养鸡，不了解我的人很奇怪，认为我是作家怎能干这种活。他们不知道我那时想的是有一天摘帽后能当个好的养鸡队长，我不是为了工资或地位，而是一心想如何能把业务搞好。“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在狱中，有的时候就拿旧报纸在床上摆图形，设想何处应是养鸡场、运动场、饲料场等。

我在夜校当文化教员时，就一直想如何干下去。我从未想过只有什么事才是最适合我的。我不觉得干某些事就是大材小用。只有离开那些工作岗位回来写作时，所有那些接触过的突出事件和各种人物，就在我脑中像电影一般不停转动。中国有一个常用的词，不知英文如何翻译，那就是“缘分”，那就是你跟某些人或某件事总是没尽没完的结合在一起。我跟文学也是这样。

我们文学上的确向来是有条条框框的，所谓“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江青大肆鼓吹的“三突出”，他们就说我与的农民不够英雄。但他们讲他们的，我从来不管别人怎么说，他们爱怎么说是他们的事，毁誉都不放在心上。

我在爱荷华时，有位台湾来的年轻人来找我。我跟他说，如果有人写文章骂我，我也不在乎。如果有人要在台湾写文章骂我，那就更好，那增加了我革命的政治资本。我还问他，你知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你是跟一位共产党员说话。

当我同一位作家谈话，说到在农场养鸡的事时，那位作家哭起来，说你是位作家，怎可让你干那种事。我说我是个共产党员，任何工作都可以干。他说你虽是共产党，但首先是作家嘛!我说不!我首先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任何事能作：能上，也能下。

有些关心我的人也不了解我，问我有没有受不了的痛苦。我说是有的，那就是开除我的党籍，那使我最痛心。因为它在我和人民中间隔了一道墙。我那时想，我惟一的出路不可能是坐在家里写文章，而是要走到人民中去。文协许可我留北京写文章，我能有一个四合院，但只能困在那个四合院内。我不能过那种日子，我是自己要求去北大荒的。我提这个要求，不是要闯升官或成名的路子，而是要闯到人民中去的路。但闯这条路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你已失去党员身份，这很不光彩，你必须不害“臊”，在人民中敢抬头。如果我过去没有和人民在一起的生活经验，那是不敢去的。因为我在抗日和解放战争中对人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我相信他们是不会拒绝我的，会给我友谊和前途。事实证明我选择得对，但这要花很大气力的，否则也不行。他们几次三番向上面建议说，应该为我摘帽。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用尽方法保护我，要使我完全不受冲击是不可能的，但可减轻冲击。

中国共产党很伟大，但也有过错误，有时左，有时右，为此受了损伤。党受了很大的损伤，个人当然也受了损伤。我坐了五年牢。有位朋友还坐了10年牢，出狱后我们相遇，我问他们有何感想。他说，党受的损失很大，我个人倒得到了一些东西。我听了很高兴地说，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我们得到很难得到的经验，得到人民的友谊。如要说损失，也比较小，损失了一点时间。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是很伟大的，敢于承认错误。这口头上说说容易，真正做到很不容易。党又把我们的名誉、地位完全恢复过来，等于承认过去整你整错了。这种事在古今中外似还少见。我现在完全自由说话，我能来到美国就是很好的说明。在我以前已有艾青、萧军来过，今后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人来。这对中国来说，可说是跨了一大步，但可说美国也是跨了一大步，美国也花了很大的力量。如无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是不可能有今日的中美关系的。

周文中先生去年去中国，我们见了面，很欢迎他；聂华苓夫妇也去了，作家协会很欢迎他们。

我说过，我走到哪里，就常会喜欢那儿。我觉得我去过的地方都有它的趣味。我来美国前还不怎么想来，来到了爱荷华，我很快就爱上当地的风景；但我仍想，也许是小城特别优美，大城市就不会有什么趣味，可是今日来到纽约一看，虽所见尽是高楼大厦，却觉得它也另有一种风味。这使我想起我本来是只爱国画的，不会欣赏立体画，或印象派的画，今日看到纽约的高大建筑，就想到也许西方人就欣赏那样的画。

我见到了一些美国人，我对他们很感兴趣，觉得他们都是很少城府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绕大圈子。我想能多认识几位美国朋友，也许回去后能写他们。

我这是信口开河，占用了大家很多时间，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