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年——1955年，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犹太人，生于德国，1933年因受纳粹政权迫害，定居美国，1940年加入美国籍。《狭义相对论》创始者，并因此而获1921年诺贝尔物理奖。

哥白尼的成就——在哥白尼逝世401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1953年12月）哥白尼不仅铺平了通向近代天文学的道路，也帮助了它们在宇宙观上引起了决定性的变革。

我们今天以愉快和感激的心情来纪念这样一个人，他对于西方摆脱教会统治和学术统治枷锁的精神解放所作的贡献几乎比谁都要大。

固然在古典希腊时期有一些学者深信地球不是世界自然中心；但是对宇宙的这种理解，在古代得不到真正的承认。亚里士多德和希腊天文学派继续坚持地球中心的概念，当时几乎没有谁对它有任何的怀疑。

要令人信服地详细说明太阳中心概念的优越性，必须具有罕见的思考的独立性和直觉，也要通晓天文事实，而这些事实在那个时代是不易得到的。哥白尼的这个伟大的成就，不仅铺平了通向近代天文学的道路；而且也帮助人们在宇宙观上引起了决定性的变革。一旦认识到地球不是世界中心，而只是较小的行星之一，以人类为中心的妄想也就站不住脚了。这样，哥白尼通过他的工作和他的伟大的人格，教导人们要谦虚谨慎。

没有一个民族可为他们中间出现了这样一个人而骄傲起来。因为民族骄傲完全是一种无聊的癖好，在像哥白尼这样一位内心独立的人的面前，是难以站得住脚的。

培养独立工作和独立思考的人——在纽约州立大学发表的纪念演讲

（1936年10月15日）在纪念的日子里，通常需要回顾一个过去，尤其是要怀念一下那些由于发展文化生活而得到特殊荣誉的人们。这种对于我们先辈的纪念仪式确实是不可少的，尤其是因为这种对过去最美好事物的纪念，必定会鼓励今天善良的人们去勇敢奋斗。但这种怀念应当由从小生长在这个国家并熟悉它的过去的人来做，而不应当把这种任务交给一个像吉卜赛人那样到处流浪并且从各式各样的国家里收集了他的经验的人。

这样，剩下来我能讲的就只能是超乎空间和时间条件的，但同教育事业的过去和将来都始终有关的一些问题。进行这一尝试时，我不能以权威自居，特别是因为各时代的有才智的善良的人们都已讨论过教育这一问题，并且无疑已清楚地反复讲明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见解。在教育学领域中，我是个半外行，除了个人经验和个人信念以外，我的意见就没有别的基础。那么我究竟是凭着什么而有胆量来发表这些意见呢?如果这真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人们也许就因为这样一些考虑而不想讲话了。

但是对于能动的人类的事务而言，情况就不同了，在这里，单靠真理的知识是不够的；相反，如果要不失掉这种知识，就必须以不断的努力来使它经常更新。它像一座矗立在沙漠上的大理石像，随时都有被流沙掩理的危险。为了使它永远照耀在阳光之下，必须不断地勤加拂拭和维护。我就愿意为这工作而努力。

学校向来是把传统的财富从一代传到一代的最重要机构。同过去相比，在今天就更是这样。由于现代经济生活的发展，家庭作为传统和教育的承担者，已经削弱了。因此比起以前来，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健全要在更高程度上依靠学校。

有时，人们把学校简单地看做一种工具，靠它来把最大量的知识传授给成长中的一代。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要为活人服务。它应当在青年人中发展那些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消灭个性，使个人变成仅仅是社会的工具，像一只蜜蜂或蚂蚁那样。因为由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统一规格的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相反，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独立工作和独立思考的人，这些人把为社会服务看做自己最高的人生问题。就我所能作判断的范围来说，英国学校制度最接近于这种理想的实现。

但是人们应当怎样来努力达到这种理想呢?是不是要用讲道来实现这个目标呢?完全不是。言辞永远是空的，而且通向毁灭的道路总是和侈谈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人格绝不是靠所听到的和所说出来的言语而是靠劳动和行动来形成的。

因此，最重要的教育方法总是鼓励学生去实际行动。初入学的儿童第一次学写字便是如此，大学毕业写博士论文也是如此，简单地默记一首诗，写一篇作文，解释和翻译一段课文，解一道数学题目，或在体育运动的实践中，也都是如此。

但在每项成绩背后都有一种推动力，它是成绩的基础，而反过来，计划的实现也使它增长和加强。这里有极大的差别，对学校的教育价值关系极大。同样工作的动力，可以是恐怖和强制，追求威信荣誉的好胜心，也可以是对于对象的诚挚兴趣，和追求真理与理解的愿望，因而也可以是每个健康儿童都具有的天赋和好奇心，只是这种好奇心很早就衰退了。同一工作的完成，对于学生教育影响可以有很大差别，这要看推动工作的主因究竟是对苦痛的恐惧，是自私的欲望，这是快乐和满足的追求。没有人会认为学校的管理和教师的态度对塑造学生的心理基础没有影响。

我以为对学校来说最坏的事，是主要靠恐下、暴力和人为的权威这些办法来进行工作。这种做法伤害了学生的健康的感情、诚实的自信，它制造出的是顺从的人。这样的学校在德国和俄国成为常例；在瑞士，以及差不多在一切民主管理的国家也都如此。要使学校不受到这种一切祸害中最坏的祸害的侵袭，那是比较简单的。只允许教师使用尽可能少的强制手段，这样教师的德和才就将成为学生对教师的尊敬的惟一源泉。

第二项动机是好胜心，或者说得婉转些，是期望得到表扬和尊重，它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没有这种精神刺激，人类合作就完全不可能；一个人希望得到他同类赞许的愿望，肯定是社会对他的最大约束力之一。但在这种复杂感情中，建设性同破坏性的力量密切地交织在一起。要求得到表扬和赞许的愿望，本来是一种健康的动机；但如果要求别人承认自己比同学、伙伴们更高明、更强有力或更有才智，那就容易产生极端自私的心理状态，而这对个人和社会都有害。因此，学校和教师必须注意防止为了引导学生努力工作而使用那种会造成个人好胜心简单化的方法。

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以及同它有关的选择理论，被很多人引证来作为鼓励竞争精神的根据。有些人还以这样的办法试图伪科学地证明个人之间的这种破坏性是经济竞争的必然性。但这是错误的，因为人在生存竞争中的力量全在于他是一个过着社会生活的动物。正像一蚁垤里蚂蚁之间的交战说不上什么是为生存竞争所必需的，人类社会中成员之间的情况也是这样。

因此，人们必须防止把习惯意义上的成功作为人生目标向青年人宣传。因为一个获得成功的人从他人那里所取得的，总是无可比拟地超过他对他们的贡献。然而看一个人的价值应当是从他的贡献来看，而不应当看他所能取得的多少。

在学校里和生活中，工作的最重要的动机是在工作和工作的结果中的乐趣，以及对这些结果的社会价值的认识。启发并且加强青年人的这些心理力量，我看这该是学校的最重要的任务。只有这样的心理基础，才能引导出一种愉快的愿望，去追求人的最高财富——知识和艺术技能。

要启发这种创造性的心理才能。当然不像使用强力或者唤起个人好胜心那样容易，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更有价值。关键在于发展孩子们对游戏的天真爱好和获得他人赞许的天真愿望，引导他们为了社会的需要参与到重要的领域中去。这种教育的主要基础是这样一种愿望，即希望得到有效的活动能力和人们的谢意。如果学校从这样的观点出发胜利完成了任务，它就会受到成长中的一代的高度尊敬，学校规定的课业就会被他们当作礼物来领受。我知道有些儿童就对在校时间比对假期还要喜爱。

这样一种学校要求教师在他的本行成为一个艺术家。为了能在学校中养成这种精神，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对于这一点，正像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使一个人永远健康一样，万应灵丹是不存在的。但是还有某些必要的条件是可以满足的。首先，教师应当在这样的学校成长起来。其次，在选择教材和教学方法上，应当给教师很大的自由。因为强制和外界压力无疑也会扼杀他在安排他的工作时所感到的乐趣。

如果你们一直在专听我的想法，那么有件事或许你们会觉得奇怪。我详细讲到的是，我认为应当以什么精神教导青少年。但我既未讲到课程设置，也未讲到教学方法。譬如说究竟应当以语言为主，还是以科学的专业教育为主?

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照我看来，这都是次要的。如果青年人通过体操和远足活动训练了肌肉和体力的耐劳性，以后他就会适合任何体力劳动。脑力上的训练，以及智力和手艺方面技能的锻炼也类似这样。因此，那个诙谐的人确实讲得很对，他这样来定义教育：“如果人们忘掉了他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每一样东西，那么留下来的就是教育。”就是这个原因，我对于遵守古典文史教育制度的人同那些着重自然科学教育的人之间的争论，一点也不急于想偏袒哪一方。

另一方面，我也要反对把学校看做应当直接传授专门知识和在以后的生活中直接用到的技能的那种观点。生活的要求太多种多样了，不大可能允许学校采用这样专门的训练。除开这一点，我还认为应当反对把个人作为死的工具。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使青年人在离开它时具有一个和谐的人格，而不是使他成为一个专家。照我的见解，这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对技术学校也是正确的，尽管它的学生所要从事的是完全确定的专业。学校始终应当把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取得专门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并且学会了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就必定会找到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其主要训练在于获得细节知识的人来，他会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

最后，我要再一次强调一下，这里所讲的，虽然多少带有点绝对肯定的口气，其实，我并没有想要求它比个人的意见具有更多的意义。而提出这些意见的人，除了在他做学生和教师时积累起来的个人的经验以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来做它的根据。

国家的安全（1950年2月17日）我要感谢您，罗斯福夫人，使我有机会来表达我在这个最重大政治问题上的信念。

相信由一个国家去扩军备战就能达到安全的那种信念，在目前军事技术的状态下是一种灾难性的幻想。在美国，由于它首先制造出原子弹，这种幻想就特别会滋长起来。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相信这个国家能够取得永久的和决定性的军事优势，有希望威慑任何潜在敌人，并带来我们和人类热烈追求的安全的缘故。最近五年来我们所遵循的原则，简单地说，就是不惜任何代价，用优势的军事实力来获得安全。

在军事政策中，这种技术上和心理上的倾向已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后果。同外交政策有关的每一行动都单单由一种考虑来支配，那就是为了能在战争爆发时对敌人占绝对优势，我们应当怎样办?已有的答案是，在美国国外，我们必须在地球上一切可能的战略要点建立军事基地，同时武装我们可能的同盟者，并加强它们的经济力量。在美国国内，则正在把巨大的财政权集中到军人手里；对青年进行军事训练；公民的忠诚，特别是文职公务人员的忠诚，受到权力日益增大的警察的严密监视。有独立政治思想的人受到折磨。利用无线电、报纸、学校对公众进行巧妙的思想灌输。在军事秘密的压力下，消息报道的范围愈来愈缩小。

美国同苏联之间的军备竞赛，原来是作为预防措施而引起的，现在已出现歇斯底里的成分。双方都正在严格保密下，以狂热的飞快速度去完成大规模的破坏工具。而现在公众又被告知，制造氢弹是新的目标，并且大概将会完成。总统已经隆重地宣布，要向这个目标加速发展。如果这种努力成功了，那么大气的放射性毒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地球上一切生命的灭绝，都将被带进技术上可能的范围之内。这种发展之所以可怕，在于它显然是无可避免的。每一步都好像是前面一步的必然结果。最后，呈现得再清楚也没有的，就是一切的毁灭。

难道就没有一条出路可以走出人们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个死胡同吗?我们大家，特别是美国和苏联的决策人，必须了解到，尽管我们已打败了外部的敌人，但是我们还未能从战争情绪中解放出来，如果我们所采取的每一步骤都着眼于将来可能发生的冲突，我们就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和平，尤其是因为事情已经非常清楚，这样的战争会毁掉一切。所以，一切政治行动的指导思想应当是，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怎样才能促成一切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第一个目标必须是消除相互恐惧和不信任。不仅是废弃大规模的破坏性武器，还要严肃地宣告放弃武力政策，这些无疑都是必要的。但是只有在同时建立起超国家的制裁和执行机构，使它有权去解决同各国安全直接有关的问题，这种宣告才有效。哪怕只有若干国家宣称它们愿为实现这种“有限的世界政府”而忠诚合作，也会大大减轻急迫的战争危险。

总之，人们的和平共处，首先是靠相互信任，其次才靠象法庭和警察等等组织。这点对于国家和对于个人一样都是正确的。而信任的基础是一种忠诚的互让态度。

国际管制行不行呢?固然，作为一种警备措施，它可能是有用的，但不能把它当作首要的办法。无论怎样，比较明智一点，恐怕还是不要去过分估计它的重要性。它教人想起美国禁酒的例子而踌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