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山海情》中的创新策略

地方形象是一个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展现出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生态、历史等多方面特征以及带给人们的印象。一般而言，地方形象的建构需要从地理方位、区域优势、气候特点、经济社会发展、历史积淀、文化特征等不同层面和历史、现实、未来等多个维度去考量，主要通过政府会议推介、新闻报道、文艺作品等的有效传播来实现和完成。其中，文艺作品与地方形象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相互影响又交融促动。地方形象的建构离不开文学、影视、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文艺作品的创作与有效传播，同时又影响着文艺作品的思想主题、品质高低和风格特点等。正如《诗经》诞生于北方，而《楚辞》植根于南方一样，不同地区的文学各具有不同的风格特点，不同的地理风貌和人文环境会诞生不同特色的文艺作品。可以说，文艺作品不断修饰和塑造着地方形象，是地方文化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除了新闻媒体报道之外展现和传播地方形象的重要途径之一，从多个层面影响着人们对这一地域的印象和认知，有时会使受众出现认知偏差乃至形成刻板印象。

新时期以来，宁夏文艺作品中因为表现本土民俗风情、地域特色、饮食文化、城市印象时所具有的直观形象、生动活泼、感染力强等特点，对宁夏地方形象的建构和传播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创作者基于不同的作品主旨、表达方式、叙事策略、题材选择、形象塑造等，在建构和传播地方形象方面效果并不一样。2021年初，电视剧《山海情》以其鲜明的主题思想和审美风格让不同传播渠道中的受众很快认识并记住了宁夏，成为文艺作品建构和传播地方形象的绝好佐证。作为一部取材和拍摄于宁夏的扶贫主题电视剧，此剧由于主题鲜明、情节紧凑、矛盾冲突激烈、人物形象饱满、情浓意厚、台词鲜活贴切、表演真实可信、造型接地气等优点，在多家卫视、视频平台首轮播出时就刷爆全网，以豆瓣评分9.4分的高分成为近年来国产电视剧中的佼佼者。

电视剧《山海情》与宁夏以往的文艺作品相比较，在地方形象建构和传播上有何共性又有怎样的创新突破？到底建构了怎样的地方形象？在未来的地方建设与发展中又会发挥怎样的影响？事实上，这部剧视角聚焦偏远穷苦的西海固地区，以流畅的视听语言通过对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形象塑造，在新时代语境下观照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命运，表现出宁夏在脱贫攻坚过程中的艰辛与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宏大叙事从细微处着眼，以创作的高品质不断刷新着人们对宁夏的认知程度和深度，在地方形象的建构和传播方面意义深远，可以说做到了“一是现实关系的真实情况，二是时代的脉搏和动向”（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的创新呈现。

一、以人为本的政府形象

电视剧《山海情》是以我国东西部对口协作、脱贫攻坚为内容的一部年代大剧，真实再现了近三十年的宁夏西海固地区的巨大变化，展望了闽宁镇、西海固地区乃至宁夏的未来发展。与以往主旋律电视剧不一样的是，此剧有一条非常明晰的主线贯穿始终：扶贫移民搬迁。这一党和政府出台的扶贫政策能否有效而精准地执行到位，构成了全剧最大的艺术张力，一方面考验着农校刚毕业的主人公马得福能否有效开展工作的能力，另一方面又牵动着剧中不同人物的命运，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这个意义上，扶贫移民搬迁政策是这部剧成功的主导性因素，也由此引申出了两个方面的地方形象的艺术创新：政府形象、基层工作人员形象。而这两个方面，对地方形象的建构是至关重要的。

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地方公共行政权力的承载体和实际行为体，应当体现出清正廉洁、诚信服务、高效负责等多个方面。良好的地方形象是一种强有力的软资源，不仅能够反映当地政通人和、宜居宜业、社会安定，而且还有利于招商引资、推动地方发展。在面对脱贫攻坚这一巨大时代课题的时候，从党中央到地方政府，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关乎无数人的生计与幸福。而一项符合老百姓意愿、切实利好的政策的出台和推行就是党和政府形象的最佳展示。如果地方政府形象一味口号式地宣传和歌颂，会因缺乏感染力而失去表达能力和公众认可，在这样一个无社交不传播的时代里得不到有效的回应，“更重要的还取决于公众对政府施政的认知及满意程度”（黄河《政府新媒体传播——直面新媒体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良好的地方政府形象如何在文艺作品中巧妙又不失地气地表现出来，就需要创作团队的精思妙构。相比音乐、绘画、舞蹈、书法、雕塑等文艺类型，很多时候，文学和影视作品以其表达过程中的形象直观、细致入微、感染力强、传播迅捷等特点，成为建构和传播地方形象最重要的表达方式。《山海情》并没有像公文或新闻报道中那样去直接描述移民政策的好处，而是通过视听语言把政策的好处放置在不同的情节冲突中，以剧中人物的实际行为选择和命运将这一推动山乡巨变、以人为本的政策烘托出来。

诚如剧中开始所展现的，宁夏西海固地区自然条件差，百姓生活穷困，存在“等靠要”的心理。因此，政府层面首先必须明白这里老百姓的需求：脱贫，过上美好生活。当地党委政府只有通过调查、搜集、挖掘、倾听当地百姓的心声，制定相应的脱贫政策并有效实施，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吊庄移民是宁夏人的发明，也是一届又一届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在中央扶贫、脱贫精神指导下开展的具有创新意义的一部已经载入史册的史诗。”（何建明《诗在远方——“闽宁经验”纪事》）在本剧中，政府建立吊庄基地，号召涌泉村的村民移民、搬迁，但起初不仅得不到百姓的响应和支持，他们还情绪激烈地抵触。因为村民们起初对这项政策根本不理解，吊庄是什么搞不清楚，搬到“口一张嘴里全是沙子”，“大风三六九，小风天天有”，“蚊子比苍蝇大，人去了就是给蚊子改善伙食”的鸟不拉屎的戈壁滩，更让村民们觉得不可思议。村民们根本看不到这一政策的前瞻性。“未来，可不就是还没来嘛！”尽管这些村民都日思夜想过脱贫乃至走出大山，但怎样脱贫致富过上美好的幸福生活，他们一直未能形成明确又共同的集体思路。这一方面是因村民们教育水平和眼界所限，另一方面由地域环境所决定。在剧中，以马得宝为代表的新一代年轻人眼中，摆脱贫困、寻找幸福就是要走出这十年九旱的大山，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打工，但根本没有考虑过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打工会遇到哪些艰难和险峻，所以剧中有了尕娃扒车远赴新疆却遭受到欺辱，逃回时差点死在狼口等情节。在这样一种焦灼的心理状态下，随着一项项移民政策比如闽宁村通电通水、发展产业等落实到位，落户到闽宁村的第一批移民生活逐渐得到改善，日子有了盼头，村民们从已经移民的邻里好友中感知到了政策的好处，起初对吊庄移民政策的不理解、质疑、排斥甚至恶语相向，到电视剧结尾时老人们为了后代们的幸福，忍痛割“根”，同意整村搬迁，证明了这一扶贫政策出台的正确性和特色减贫道路上的可行性。

《山海情》之所以引发全国人民的“围观”，在于相比以往一些反映时代洪流中的宏大叙事，摆脱了教条化、模式化、口号式的输出与说教，通过点点滴滴的鲜活接地气的生活故事来展现老百姓们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收获：“落户扎根”闽宁镇后生活日益美好，搬离西海固后“生态美景”涌现，以成果印证了政策的精准成效和人民力量的伟大。“良好的政府形象是新时期社会公众对政府的客观要求，也是政府巩固和提高凝聚力、组织力、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必要前提。”（黄河《政府新媒体传播——直面新媒体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山海情》中通过一项项扶贫政策展现了当地以人为本、倾心服务、急百姓所急、忧百姓所忧的政府形象。从干涸艰辛的山区搬到飞沙走石的干沙滩再建设成一个商机遍布的“金沙滩”，这是政府主导的结果。电视剧以精妙的艺术符号串联，恰到好处地用不同人物故事的美好结局来为政府形象代言。电视剧结尾，那些曾经埋首大山里的几兄弟穿一条裤子的村民们住上了敞亮的大房子、开着小车做生意，县委、政府组织全国各地的企业家们来购买当地的双孢菇、品鉴和推销宁夏的红酒等，继续展现的是有所作为的形象，也表达了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这一主旨。在这个意义上，电视剧《山海情》以政策需求和实施为主线，通过一系列政府工作人员的表现，有效展开了电视剧的叙事策略和影像表达，起到了建构和传播地方政府良好形象的作用。这在以往宁夏的文学或影视作品中是比较缺乏的，如作家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石舒清的小说《低保》、季栋梁的小说《上庄记》等，对政策内容有所体现，但切入点、着力点并没有那么突出；电影《闽宁镇》中村民二黑他们也是奔着好政策去的，但影片更侧重展现的是村民们自身的能动性和苦干实干精神，政府形象相对而言比较薄弱。

二、公而忘私的基层工作人员形象

《山海情》塑造了一批性格真诚、干事得力的政府工作人员形象。一般而言，主旋律影视剧大多以正面宣传教育为主，对现实生活进行引导，人物形象高大上，往往给人一种刻板印象。《山海情》里的政府工作人员的形象则充满着“烟火气”和“土腥味”。办公室虽然简陋但收拾得十分干净，在烈日和风沙中辛劳地奔波时给出的面部特写令人心痛，黝黑而皲裂的面容时常因工作而忧虑焦灼。

例如，一开始是普通工作人员后来担任闽宁镇镇长的马得福，为了让家乡父老百姓吊庄移民，全身心扑在工作上，不分日夜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劝解村民；在风沙漫天的戈壁滩，他冒着烈日和沙尘暴迎接奔赴而来的移民；为了移民村能通上电，他多次找供电所的人求情、软磨硬泡；为了让涌泉村整村搬迁，他急火攻心病倒在炕上。而他和弟弟马得宝诉说衷肠时，吐露真心说当了镇长，不仅没有帮助弟弟，反而为了避嫌把弟弟的很多事放在最后，为此潸然泪下。可以说，马得福代表着那些忍辱负重、勇担重任、公而忘私、外柔内刚的基层工作人员形象，与老百姓手拉手、心连心。和他在一起的福建对口支援宁夏的扶贫干部陈金山、工作中有时严厉到近乎苛刻的杨书记、干练睿达的吴月娟主任，还有因车祸殉职的张书记，都是有原型、接地气的人物，为宁夏脱贫攻坚做出了积极贡献。

剧中涌泉村要整村搬迁了，马得福接下了这块难啃的骨头，抛下待产的妻子前去村里做工作。村上年龄最大的李老太爷说：“这人一搬走，房、庄稼撇下了，先人的坟头也撇下了，那是啥样子的光景吗？”李老太爷的想法代表了大多数老人的心理，让人无言以对。对于搬迁，他甚至以死相抗。因为祖祖辈辈世世代代维系的故土情感突然中断，老人们无颜面对祖辈，这些关乎乡民们的乡土情结和伦理道德问题，不能用行政命令简单地处理，只能用情感来开导化解。正如马得福父亲所说：“你是涌泉村的人，不能亲手把村子拆了，再把老人逼死吧？”面对这个难题，马得福着急上火发烧倒在了炕上，深切地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而作为一名基层干部，马得福只有通过自身的认知和实践去完成工作。经过与水花的一番长谈，马得福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并通过村广播对整村村民恳切表白：“住的时间长了，那就是根。”以情理打消了村里老人们思想上的顾虑，让村民们移民搬迁后依然能延续他们的乡土之情，根本性地解决了关于“根”的难题。这一叙事情节展现了一名基层干部做工作时应有的态度、能力和方法，并不是简单粗暴地强迫村民去服从政策安排，而是春风化雨般地让村民们从思想和行动上自觉跟着政策走。马得福基层公务员形象的塑造和传播，有效提升了当地政府的公信力，也将会引发更多年轻人投身基层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导演孔笙说，通过《山海情》“也希望让大家看到那些敢于担当的好干部和吃苦耐劳的普通老百姓”（《〈山海情〉：牵系闽宁的脱贫梦，贯通东西的中国结》）。剧中公而忘私的基层干部不少，像闽宁镇张树成书记因车祸走了后，儿子还是个临时工，村民们感慨地说，“那个人是个好人！”，“追着撵着吊庄移民的好干部”，是个“嘴上说着未来的好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剧中老百姓们发自心底的感怀，不仅证明了一个人存在的价值，同时也彰显了新时代优秀干部的美好形象。

找到矛盾冲突背后的根源后具体问题具体解决，这是剧中基层工作人员的工作方法和特色。像村上几个年轻人去扒行驶中火车上的化肥赚钱，被警察逮住后很快放了出来。这种做法被从福建赶来的扶贫干部陈金山看到后，认为应该严格依法办事，不能这么简单放人。马得福委婉解释说，当地警察在执法过程中考虑了这些人因生活无着，实属无奈之举，只根据主客观情节进行批评教育处理。剧中这一情节传递了贫困落后地区最根本的解决之道是发展经济。后来挂职副县长后，陈金山意识到这一点，推动的劳务输出计划不仅让年轻人赚到了钱，根本性解决了扒火车等问题，还使他们增长了见识，学到了技能，开阔了眼界，引进了外界资源建设家乡。

另外，在最基层一线工作的村干部形象在剧中也意蕴悠长。主人公马得福的父亲马喊水就是一个“啥问题都能解决”却不乏传统农民思想的代理村主任，他对村里的一切人际关系看得很透彻，在处理村里事务时有手腕有招数，每次遇到困难都能牵住几个关键的“牛鼻子”。在涌泉村村民们不愿整体搬迁时，他并没有费尽口舌去宣讲大政策，而是去找村里几个有威望的老人谈心商量。他帮助儿子动员村民们整村搬迁，看似咋咋呼呼大大咧咧，却在村民们同意集体搬离、做百家宴时，他进行了最后一次村广播，关闭喇叭后黯然失神、泪流满面，把一名村干部、老农民对家乡的眷恋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然，这样的村干部形象、情节在以往宁夏的文艺作品中也出现过，比如电影《闽宁镇》中老村主任把那些出外偷自行车被拘留的年轻人从看守所领回来后用鞋底一顿抽打，因为他明白这些没怎么受过技能教育的小伙子们为什么要去偷，镜头中心痛之情溢于脸上；季栋梁小说《上庄记》中塑造了一个为了给孩子们找到一个相对长久的带课老师而四处求告的老村主任形象；石舒清小说《低保》中，也有费尽心思处理好村中事务和关系的村主任形象。这些人物形象有感情、有温度、有能力，无疑具有正面的、良好的导向作用。但不同的文艺作品在处理这样一些人物时根据作品主旨和叙述方式采取的着力点不一样，在传播过程中给受众留下的印象也不尽相同。

三、深蕴活力的地域文化形象

新时期以来，宁夏的文学创作一直在全国享有较高的口碑。不管是煤炭文学还是西海固乡土文学的兴盛，不管是“两张一戈”（张贤亮、张武、戈悟觉）还是到“三棵树”（石舒清、陈继明、金瓯），再到后来的季栋梁、张学东、了一容、李进祥、马金莲、漠月、刘汉斌、许艺等全国相对知名的作家，宁夏文学创作中往往以“苦难”为底色，以“苦情”为基调，以“苦痛”为动力，最终展现的是困苦之中的伟大精神，不管是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还是自我与“他者”救赎，大多作品表达的是以精神的力量去战胜苦难带来的伤痛，“呈现出来的是西北大地上的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敏感与顽固、苦难与信念、理想与追求”（漠月《宁夏地域民族文化与文学》）。这与宁夏作家身处的外在地域环境有关，也与作家们的内在认知环境所限有关，同时还受制于主流文化的“他者”想象，有时下意识地通过表达苦难中的精神力量来获得关注和青睐。

“山里干得连根蒿子也不长，粮食种进地里，发不了芽，发了芽却结不了籽。”（了一容《去尕楞的路上》）再加上单调树木、连年干旱、土坯房子、煤油灯盏、破衣烂衫等一系列陌生化的审美意象，基于苦难中的人性和精神探求为出发点的宁夏文学，在地域形象的书写和建构上，基本呈现了与乡土有关的刻板印象：贫困、干渴、苦痛、悲伤、温情、力量、静默等，尽管也塑造了“我出去就是想看看山那边到底是啥地方，路那头是啥地方”（火会亮《麦黄时节》）的年轻女子形象，但相对较少。

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宁夏文艺创作者们的自我风情化、自我诗意化、自我苦难化也比较明显。乡愁语境中的家园想象大多与苦难有关，也与作家对当下生活的处理能力有关。浓厚的乡土意味与现代、时尚的新农村建设和充满科技感的城市形象，存在着一定的悖谬性。在宁夏文学创作者们笔下，因为选择的出发点不一样，时间点不一样，无论是散文、诗歌还是小说，西部风情中的苦难表达依然是宁夏作家无法摆脱的宿命，始终充满着回望乡土困苦时的诗意和不可名状的怅惘。这与同在西北的陕西作家如路遥在反复书写苦难中寻找力量还有所不同。“我们过于保守或矜持的作家和诗人，似乎缺少了宏大而深刻的当下社会本质的把握和人之存在的真实观照。似乎多是对回望乡关的留恋和难舍，而少了追随时代的开放、自信和掘进。”（李生滨《丝路文学新观察：后乡土时代与作家的情志——“宁夏文学六十年（1958—2018年）”文学史散论》）虽然苦难之中自有动人心魄的力量，但就宁夏地域文化形象的建构而言，在不少人的心理认知中，宁夏的文化在于表达苦难和赞美对抗苦难中的精神。地域宁夏依然是干旱、荒凉、贫困的“他者”，充满着边地的想象并报以同情。

当然也有一批反映地方城市风貌、市场经济的小说，比如马知遥的《南下广州》，张贤亮的《一亿六》，查舜的《局》，李进祥的《二手房》《天堂一样的家》《换水》，石舒清《小米媳妇》等，主旨大多是面对商业冲击时的精神反应、现代化进程中的观念冲突、城市中人性之恶等，但没有形成较大的影响力。与其他省区相比，宁夏的乡土文学和城市文学并驾齐驱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们的城市文学是很不景气的，可以说我们只有城市，而没有与之相般配的城市文学”（石舒清《文学与城市》）。这个意义上，在地域文化形象的建构和传播中，宁夏文艺作品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对乡土的过多书写、片面认知、过往认知和单向认知等问题。

这也是文艺作品中取材和表现点不一样所致。例如，在获得高度赞誉的经典的纪录片《沙与海》中，导演康健宁给外界所呈现的宁夏是困苦的、干旱的、焦渴的形象：刘泽元一家人在沙漠中艰难生存，尽管意志顽强、精神坚忍但充满悲辛。根据石舒清的同名小说改编、在国内外获得如第二十一届釜山电影节新浪潮大奖等重要奖项的电影《清水里的刀子》，以写实般的影像表达再现了西海固普通民众日常的生活，如贫穷、缺水以及人们面对生死时的笃定等。影片里有一个细节：有一天，突然下起了一场雨，马老汉一家老小纷纷拿出锅碗瓢盆等来接水，动作娴熟至极，仿佛接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对沿海地区的受众而言，肯定是不可思议的场景和陌生化的审美表达，艺术化的审美表现中难掩其中流出的苦涩。

《山海情》综合运用多种视听表达手段，在建构宁夏地域文化形象上一方面承继了以往宁夏文学与影视作品中表达苦难中生长的精神力量这一优点，比如对小说《上庄记》、电影《冯志远》等文艺作品中的教师奉献精神的承继，对纪实文学《闽宁镇》、散文《走进西海固》、电影《闽宁镇》、版画《远方无血》中戈壁滩、土坯房、漫天黄沙、地窝子、荒山深沟等物象书写的承继，包括对挖窖塌方打残了老公、因一头驴嫁了女儿、一家三兄弟只有一条裤子换着穿等故事情节的承继；另一方面丝毫不回避因贫困造成的现实残酷情境，并对这些内容又做了进一步的思想推进，侧重于表达这片山峦绵延、干旱少雨、上学困难的西海固地区人们之所以生生不息，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求新思变、充满活力。

这种深蕴的精神力量推动着一个地方的人们克服各种困难，追求美好生活。《山海情》里的年轻人想冲出新的天地，老人也并不是那么迂腐不化。在干涸的环境里，年轻人们有那么多的欢乐与梦想，希望联合出外打工来改变目前的现状；在面对吊庄移民时去不去的争论中，“没有奔头才是真的苦”，老支书抛出的一句话，让多少乡亲们克服了对戈壁滩的恐惧而燃起了奋斗的意志；在闽宁镇的建设中，不少村民们为了致富，敢于尝试并在福建专家的指导下种植蘑菇；麦苗打工回来后意识到宁夏的地理优势，参与到葡萄酒庄园的建设与开发中；得宝尝试着干了不同行业并成了致富带头人；等等。剧中，从西海固走出来的村民们在扶贫政策的支持下是充满奋斗精神、生命活力和时代气息的，他们的世界如万花筒般的丰富多彩。

剧中结尾处，当这些搬迁来的忙碌打拼的年轻人们“被逼着”跟随自己的子女们回到故土，遥望西海固的山川时，曾经寸草不生的大山已经是郁郁葱葱、一派繁茂，旧貌换新颜，青山绿水令人感慨万千，似乎沧桑巨变只是一瞬间的事，多少困苦中的艰难求索掩藏其间。在这个意义上，《山海情》用审美的影像表达，不但全方位呈现了宁夏西海固地区的今昔和伟大成就，隐含着时代的变迁、个体命运的变化和精神风貌的嬗变，而且还立体地呈现了当地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各个行业的方方面面，凸显了一种充满活力、求新思变、奋斗不息的地域文化形象，意蕴深厚。

四、有情有义的普通百姓形象

《山海情》之所以直抵人心，还在于刻画了一批实干加苦干、生活得到改善、想法得到改变的村民群像。

石舒清的散文《西海固的女人们》作为带给人们深刻阅读体验的经典文本，里面描写的西海固女人们在花季般的年龄里快速绽放后又沉重地融于黄土地中。她们本可以有更多的人生选择，但生活的环境决定了她们的选择是那么窄小又那么无奈。虽然在不少文艺作品中，作家们能将这些苦难中的生活升华到哲理的层面，彰显人性、人情之美和精神丰盈之美，可读完后难免还是苦涩的。正如作家李进祥所写：“这些人活了下来，繁衍生息，在极端的艰苦中演绎着极致的人生，绽放出最艳丽的生命光华。”（李进祥《换水》）在宁夏大多文艺作品中，因文体特点和主旨要求，并未给这些西海固的人们指明一条物质层面幸福生活的出路。当然这也不是文艺作品必须要承担的任务。像《放羊的女人》《口弦子奶奶》《女人的河》《碎媳妇》《掌灯猴》《麦黄时节》《烟火》等中短篇小说，作家们通过独特的艺术呈现和生活内涵的挖掘，塑造了各不相同的悲痛形象，比如马金莲笔下困苦不已的“掌灯猴”、李进祥笔下命运悲惨的口弦子奶奶，了一容笔下日复一日推着瘫痪儿子的白发苍苍的老奶奶等，但未能表达出“怎么活才会更好”这样一个愿景。

《山海情》中塑造的村民群像相比宁夏文学作品中分别展现的村民形象，有承继，有创新，有侧重，呈现得更多的是美好且有情有义的一面。“干沙滩上花不开，想喊云彩落下来。”这首花儿是村民内心的期许又是力量的积蓄。剧中通过大量歇后语、农村土话、“金句”等使用，刻画了鲜明的普通村民形象：在不乏小心眼小算盘中坚守朴实善良、勤劳能干的品质。比如村民李大有这个内心世界非常复杂的角色特别引人注目，他从当过红军干过村支书的父亲身上继承了一部分的威望与智慧、手段与眼界，幽默、刻薄，也有胆量。他移民闽宁村后带着村民们通过种种合法与非法的方式“解决”村里用水问题，又因为种的头茬菇滞销而与儿子产生剧烈冲突，心理崩溃到极点，但他最终能够打量和反观自己，理性地看待身边发生的一切变化，响应国家政策，并通过勤劳努力追求美好的生活。

这样一系列丰满而立体的普通百姓形象的塑造，增加了地方形象的真实性和活力。剧中对马得福青梅竹马的恋人李水花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承继了宁夏文学作品中诸多悲苦女子的形象特点，同时又赋予她新的生命色彩。水花在年少时被迫辍学，又被父亲“卖”到邻村嫁给一个她不喜欢的男人。这与石舒清笔下的《果院》、马金莲笔下的《碎媳妇》里的女子形象和电影《闽宁镇》中的余妹有相似的一面。水花丈夫不幸残疾后，她并没有选择逃离，而是无怨无悔地用双臂撑起了这个家庭，“这就是咱俩拴到一起的命”。她用架子车拉着瘫痪的丈夫和女儿走了七天七夜赶到移民村，这是多么英勇的壮举！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对瘫痪了的丈夫始终不离不弃，努力在言语中维护丈夫的尊严，用自己挣来的血汗钱给丈夫买了轮椅，后来又帮助丈夫站了起来。导演在剧中并没有刻意去强化这一人物形象，而是通过几句对话、几个不经意的镜头，一两个表情特写，衬托出一个有情有义、坚强伟岸的女子形象，感染力十足。“娶妻当娶宁夏女”成为观剧后不少网友对宁夏西海固女子的由衷赞美。

剧中还刻画了西海固女工群体这一从柔弱无助、技能不足，到后来英勇无畏、好胜能干这样一个集体形象上，有效改变了人们对偏远地区女民工们的认知偏差。远赴福建打工的西海固年轻女工们，尽管刚开始遭受各种复杂的人情算计而不知所措乃至痛哭失声，但在工厂发生重大倒塌事故时，仍不顾安危抢救伤员，而且通过提高技能来获得尊严和肯定，这是她们本性中勇敢率真的直接表现，以此展现了宁夏一方水土的育人之本：无论生存条件多么贫瘠，人们骨子里的善良、淳厚、勇敢和勤奋不会缺失。

毋庸赘言，《山海情》一方面宣传了党中央关于精准扶贫、吊庄移民、生态建设等一系列扶贫政策，同时也以其精妙的影像表达方式记录和呈现了良好的政府形象、基层工作人员形象、地域文化形象、普通百姓形象等，同时还展现了宁夏葡萄、马铃薯、滩羊肉等产业形象和百家宴、花儿等民俗形象，涌泉村李家、马家先人之间的情义等历史文化形象等，形成了极具地域特征的审美风格和丰富的美学意蕴，从不同层面综合构建了新时代语境下的地方形象。

地方形象在文艺作品中的建构，一方面来自于其他地区人们的“他者”想象和书写，一方面是本地的自我想象和书写。自我塑成的地方形象，不见得能获得他人认可。两者构成了一个地方的一体两面。也可以说，一个地方的形象由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等生产与再生产完成。电视剧《山海情》取材宁夏，有以往许多宁夏文学或影视作品包括版画、音乐等文艺类型的影子，可以说联系紧密，无论是叙事结构还是文化构型，在展现时代风貌和建构地方形象方面一脉相承却又参照、借鉴并做了提高和升华。宏大的时代视角、脱贫攻坚的鲜明主题、新审美风格的多元化叙事表达，电视剧从题材选择、叙事策略、思想深度、人物形象的塑造到政策表述语境等方面都有强烈的探索意识和明显的创新，具有巨大的超越性。电视剧以情感为纽带牵动着剧中人物命运和观众的热诚，同时引发各种话题讨论和剪辑表现力强的短视频进行全网的社交化传播，“从大众传播主渠道进入到人际传播与群体传播中”（庄晓东《传播与文化概论》），实现了文艺作品传播方面的巨大覆盖面，强化了作品本身建构出的地方形象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尽管这样一部剧并不是白玉无瑕、完美无缺，但确是扶贫题材中难得的精品力作，表达了新思想，展现了乡村振兴，塑造了新人物，致敬了新时代，多声部唱响了地方形象之歌，在寻求地方形象建构和传播新路径方面值得未来文艺创作者们思考、研究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