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主旋律题材作品由于与观众的社会经验、审美意识处于同一时空，农民形象是否被脸谱化，能否立足地域、直面矛盾、正视阻力，还要通过观众的种种艺术与现实的考问，对创作者而言是个巨大的考验。《山海情》观众最认可的，首先当属“真实”二字。

《山海情》对剧中人物既不随意拔高或者贬低，对于农村落后的描述，也绝不从亮丑、猎奇上找卖点，而是作为村民思想为何能够发生深刻转变的背景板，一种更接近于现实的理由去解读，令人信服。

其次，是情节安排生动感人，不乏泪点。马得福念过农校，算是跳出了“农门”，吃上了国家粮，怀着一腔改变老家面貌的热血回乡任职，他的每一次努力却屡屡碰壁。搬迁是大事，总不能像押运货物一样硬拴着乡亲们过去吧。兴奋、激动、失望、懊恼，他的每一次情绪变化，都牵动着观众的心。当他带领搬迁的村民在吊庄路上遭遇沙尘暴，导致三户人打退堂鼓时，当他反复跑供电局多次未果仍一意孤行去争取供电时，当他召开种菇动员会却被村民以一句“你先种我们才种”造成不欢而散时，当他在县委领导参加的现场会上不念稿子讲出实话要求政府帮助菇农解决滞销难题时，我们看到了一个有志向、有抱负的西海固青年的大智大勇、责任担当。

再次，《山海情》中的语言表述朴实自然、轻松幽默。以小人物见证大时代，艺术作品中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是虚构的，但其典型化提炼是有现实依据的。如凌一农教授，原型就是我国著名的菌草专家林占熺教授。他的科研成果在宁夏落地生根，造福一方。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除了扶志，还要扶智，这才是当地老百姓最终摆脱贫困的最好手段。在塑造人物过程中，剧中的语言风格营造出浓郁的地方味道，当地方言、福建腔普通话贯穿全剧，非但没有造成观赏障碍，反而带来更逼真、更特色的效果，应当说，这是大胆的尝试，也是成功的尝试。

《山海情》中的对话不都是沉重的，很多时候反而是轻松甚至幽默的。比如因为带头种菇致富，媒体记者要采访马得宝，他婉拒说：“要采访就采访我师父吧，我这张嘴长在我脸上就是一种摆设。”调皮而机智，脑筋转得快。马得福成为村里观念转变的先行者、得益者看来是有道理的。

文艺要反映人民心声。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要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与评判者，要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的天职。1957年，著名作家周立波创作了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展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前后，中国农民在历史巨变中的思想感情、心理状态和理想追求。《山海情》则从思想观念、乡土意识、生活行为、精神风貌入手，以创世纪的胆魄、爱拼敢赢的勇气、改变命运的追求，书写记录了一场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也留给历史一个深邃悠远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