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情》作为主旋律扶贫剧，能够成为一部“现象级”电视剧，为今后现实主义题材的影视创作提供了新的审美范式。该剧以章节形式、平民视角和家国情怀真实地呈现东西部协作扶贫的时代画卷。二十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赴宁夏视察，情系宁夏。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视察期间再次强调：“无论是全面小康、脱贫还是现代化，一个少数民族也不能少。各族群众是一个大家庭，要携手并进。”《山海情》正是反映“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伟大变革的精品力作。

一、审美价值

在人物与叙事之间，凸显审美价值。该剧创作团队到闽宁镇、西海固和福建莆田等地深入采访，真切体验生活和感受时代变迁，就是为了要讲好中国扶贫故事，塑造时代人物形象，展现国家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梦想。该剧中，尽管闽宁两地扶贫干部也在不同场合宣讲国家政策、对口帮扶系列规划等，但这些都是通过感人至深的人物故事来呈现的，所以主要还是以人物中心来呈现扶贫工作中攻坚克难的光辉历程。

编导选用慢叙事节奏，将每一个故事有意识地向纵深挖掘，将人物在行为上的差别、认知的不同和思想上的逐渐转变真切地呈现出来，不回避现实中的问题，直击社会痛点和矛盾，将生活真实升华为艺术真实。应该说在当今的扶贫剧中，这是还原度极高的一部优秀现实主义剧作。对于剧中人物，不同观众会有不同层面的共鸣与共情。若单从塑造人物的角度而言，我更倾向于李水花这个人物，这个人物与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典电影《牧马人》的女主人公李秀芝有相似之处，特别是其对劳动价值、人生意义和对家庭的责任感及人性等问题的探讨都有深刻见解，其批评的政治意识、方法、视野等方面都值得当前文艺批评借鉴。这与《山海情》所表现人的劳动价值和人性中的朴素情感问题有着一致性。水花与李秀芝一样有着内在之美，她们对家庭和婚姻的观念和认识也有着一致性，淳朴善良、乐观坚强是她们共同的美德。戴清教授认为，该剧“创作者在力避过度戏剧化、避免过度的情感纠葛——比如水花和得福，也避开了女性只有通过改变情感对象（新时期以来确立的女性独立的叙事模式）才能标识自强，而是另辟蹊径——通过写水花靠勤劳致富来表现女性的自强自爱，也是当下的一种审美革新，一方面融入了‘她时代’中新的‘她选择’，同时也呈现了传统爱情婚姻观念的影响这一更深广的生活真实”。在笔者看来，如果观众充分理解了《牧马人》主要人物形象的时代意义和审美价值，那么《山海情》中的人物形象和情感走向自然也就较为容易理解，同时也就与当前的都市情感剧或者说同类扶贫题材影视剧明显地区分开来。换言之，这部剧作并没有以情感移转讲述爱情故事，马得福与李水花之间也仅仅是产生爱情的萌芽，他们在年少之时都无法改变现实生存环境和所处的时代。很明显，这部剧作是要塑造对家庭有责任、对困难不低头和对生活有向往的劳动妇女形象。李水花来到金滩村让全村通电成为现实，水花自己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是这样的“金贵”；她还在马得福对涌泉村迁村工作几乎就要放弃的时候，又重新给予马得福以希望和力量；同时也让安永富重新“站”了起来，树立起生活的信念。发生在李水花身上的这些事情都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但集中在她一个人身上又是虚构的，李水花这个人物就是吊庄移民中从贫困到创造美好生活的女性代表。福建扶贫干部、科技扶贫专家，还有白校长、马得福、马得宝等人物形象，都是主创团队深入生活在真实故事的基础上用心用情创作出来的、属于这个时代的典型人物。可以说，在脱贫攻坚战役中每一个人物的经历都是一部奋斗史和心灵史。

个体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融入变革的时代大潮中，才能激起晶莹的浪花。在东西部协作扶贫波澜壮阔的历程中，需要福建一系列投资援建和一批批对口帮扶工作者的示范引领，更需要金滩村的干部群众通过艰辛的劳动和智慧将昔日“干沙滩”变为今日“金沙滩”。唯有两地跨越山海的通力协作，才能绘制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史诗般的时代画卷。

二、人性之美

在细节与场景之间，折射人性之美。细节是塑造人物形象的主要形式，在细节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表现生活本质。不同的观众心中会有对细节不同的认知，但该剧在粗粝与细微的叙事场景中，折射出人性之美。

戈壁滩荒凉，风沙肆虐，人物活动场景底色沧桑而粗粝，正是这种造就了生存意愿强烈的戈壁滩与山峁绵延的真实场景，涌现出细节真实的艺术力量。该剧与之前反映脱贫攻坚主题的影视作品不同，不是一味地从概念上图解国家政策、一线扶贫干部的“苦难经”和典型事迹，而是着重讲述东西部协作扶贫大时代背景下感人至深的故事。该剧的故事并不复杂，但这些故事真切地发生在“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地理意义上的地域状貌反差便呈现出来。剧作要彰显国家改变深度贫困地区的意志和决心，就要在人物故事上深层挖掘，以细节呈现出人物命运、时代变迁和东西部协作扶贫的伟大历程。

如“金滩村通电”这一叙事场景，聚焦在“只差一户”能否通电的问题上，马得福可谓是在希望与失望之间一次次往返，即便这样他也从未想过放弃，叙事场景将人物所遇到的困难与问题一层层剥开呈现给观众，让观众判断在政策与人事之间究竟该如何解决金滩村通电问题。现实的境况是，在初期扶贫过程中没有一天是轻松的，“一个困难接着一个困难，一个事情接着一个事情”，这是马得福们的心里话，也是当时基层干部扶贫工作的真实写照。李水花走了七天七夜的脚程来到金滩村的这一叙事场景，剧作采用浅焦镜头将同一人物虚实映衬在戈壁滩上的景象，天空瓦蓝与云朵变幻融为一体，当李水花唱起《眼泪花儿把心淹了》的时候，镜头又从不同角度对水花、永富进行特写。在生活中，他们有过苦痛与挣扎，但从未向苦难低头，作品将人物的淳朴善良、执着坚韧的品质细腻地展现出来。还有凌一农教授教马得宝采摘双孢菇的场景，先是让黄展旗讲解知识和要领，边示范边让大家记住口诀，之后是凌教授的提醒与指导，种菇、出菇在他们心中的重要性是无以言表的。真实地反映了在戈壁滩上科技扶贫、发展庭院经济和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艰难历程，但这也仅仅是科技扶贫工作的开始。这些场景都体现了编导和演员对艺术创作的追求和匠心，从细节和场景中呈现讲好扶贫故事的艺术力量，是这部剧作的鲜明艺术特色。

三、风情之美

在显性与隐性之间，折射地缘风情之美。显性与隐性，在这里主要就剧作对“物”和场景所呈现的镜头布景而言，让观众在有意或无意之间关注到的场景信息。该剧在人物对话、活动场景、家用日常等方面或隐或显地以“带货”的形式呈现出地缘风情之美。除了马得福在闽宁镇葡萄酒推介会上大力推介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之外，剧中还有宁夏双孢菇、枸杞、黄芪、洋芋等地方特产，还有油香、滩羊、羊肉臊子面等特色名吃，这些也通过镜头直接呈现出来；而在大夏贡酒、银川白酒等“带货”的方式上，镜头就显得略隐藏，但细心的观众依然能够判断出来。还有罐罐茶，在涌泉村就要搬迁时，马得福到李老太爷家中看望，李老太爷坐在炕上就摩挲着煮茶的罐罐，可惜镜头只呈现了局部。罐罐茶是宁夏或者说西北地区具有深厚历史的茶文化标志，凝聚着世代的乡情与乡愁。此外，福建扶贫领导吴月娟主任给凌一农教授带来了家乡的武夷岩茶和沙茶酱，还给地委杨书记带来新一季福建茉莉茶；挂职副县长陈金山拜访凌一农教授时也带来了岩茶等，他们也为福建名特产做了形象代言。《山海情》作为东西部协作扶贫剧，展现闽宁地缘风情，也是扶贫题材类影视创作的应有之义。

影视作品历来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最直接体现出社会价值和审美趣味的视听艺术。宁夏花儿的大量穿插，无疑为该剧增添了浓郁的西北文化风情。《眼泪花儿把心淹了》《绿韭菜》等家喻户晓的花儿，是宁夏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以特有的方言、调式和旋律倾诉着这片土地上流淌的惆怅和埋藏在心底的念想，是当地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这片土地上孕育出来的文化根脉。这些花儿被孩子们一首首完整地唱下来，在其他影视作品中是很少见的，尤其是《眼泪花儿把心淹了》在剧中就出现了三次，而安晓燕唱的花儿，着实让白校长“眼泪花儿把心淹了”，西戈壁小学现实中的困境和理想中的最低需求之间的矛盾，就是教育领域亟须解决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无助、困惑之情，心扉难掩。同时也反映出李水花在艰苦的日子里教孩子唱花儿时的情景，又何尝不是“把心淹了”？而在闽地打工的年轻女工们在海滩上也唱起《眼泪花儿把心淹了》，以解思乡之苦。实际上，尽管跨越山海，但有花儿的地方就是心中的故乡。该剧突破以往影视剧对场景叙事的概念化做法，将宁夏花儿完整地呈现出来，这也是该剧鲜明的艺术特色。

当然，闽宁两地方言、连绵山峁、戈壁荒滩等都为该剧真实地呈现了浓郁的地缘风情底色，这也是与东部主旋律扶贫剧的明显区别。

四、家国情怀

在寻根与迁村之间，彰显家国情怀。在第五章“迁村”阶段，马得福在整村搬迁的过程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马喊水和得福召开涌泉村村民动员大会，就遇到了更深层的阻力，加剧了村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当马得福说出“刁民”时，直接将问题的矛盾冲突推向顶点。马得福心理上简单地认为，涌泉村搬迁到闽宁镇、摆脱贫困是党和国家的政策，需要贯彻执行。马喊水带着得福来到先人坟茔所在的后山上，动情地讲述了二百年前涌泉村李姓人家接纳陕西落难无可落脚的马家先人的历史故事，其中“百家宴”就是李姓、马姓两族亲如一家的明证，这规矩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涌泉村对于李姓人来说就是血脉的源头，对于马家人来说是落脚的地方。这是我在影视剧中看到的最为亲切感人、直抵心灵的民间表述，说明主创团队深入乡村历史文化的阵痛，关切到社会风俗、礼仪与这片土地蕴藏的深厚历史文化。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并不是只讲政策、实施教条式的“硬性”搬迁，而应从群众的内心深处、思想上做工作，才能解决关于寻根、落根、扎根的认知问题，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碰撞过程，搬出去是为了要把根脉移到土壤更加肥沃的地方。

该剧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入手，解决扶贫工作中存在的深层思想问题，而并非将问题模式化、套路化地创作出“高大上”的扶贫干部形象，正如编剧王三毛说的：“编剧写剧本，除了要有国家视野的高度，只有扎根在百姓中间，才能看到百姓真正的问题、需求与国家意志的交集与融合点，你才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山海情〉编剧王三毛创作谈》，《文艺报》2021年1月27日第4版）正如这部电视剧的片尾“变迁”中描述的那样，该剧“是一幅荡漾理想主义浪漫、蕴含现实主义真切的画作”，“更是时代大潮写给每一个人波澜壮阔的史诗”。从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以来，现实主义题材创作逐渐成为艺术的主流，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人民书写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精品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