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2021年的荧屏，多部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电视剧展现出惊人的“吸粉力”，取得了巨大成功，如《山海情》《江山如此多娇》《温暖的味道》等等。其中，豆瓣评分9.4分、腾讯剧评9.6分的《山海情》无疑最为观众所注目，成为近年来我国主旋律电视剧创作的一部扛鼎之作。可以说，该剧突破了主旋律影视作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突出矛盾，获得了双丰收，为当代主旋律影视剧创作开启了时代精神表达的新视野、人物形象塑造的新范式、影视后期制作的新标杆。

表达：时代精神的价值坐标

《山海情》之所以广受追捧，好评如潮，一次次刷新收视率，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主创团队紧紧围绕人民和时代两个重要“命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时代节点上，以平民化视角来展开国家集体叙事与时代精神的表达。可以说，“《山海情》不仅完成了‘命题’，而且超越了‘命题’。”（康伟《“〈山海情〉现象”随想》）

该剧讲述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宁夏南部山区贫困群众响应国家号召，通过吊庄移民的方式，在福建省的对口帮扶下，克服重重现实困难，经过二十年的艰苦奋斗，最终将寸草不生的干沙滩建设成安居乐业的“金沙滩”的故事。这一故事的叙事关键词就是“家园·土地·希望”，剧中所有的故事情节设定与人物心理描写都紧紧扣在这一主题上，在面对旧家园贫瘠的土地和新家园可能的幸福之间，村民们依然无法割舍几辈人生活过的贫困的小山村，这是他们繁衍生息和赖以生存的故土。于是，是否吊庄搬迁成了全剧的第一个高潮，也是村民们完成精神意义上价值转换的关键一步。从今年流行的几部脱贫攻坚题材热剧来看，“脱贫攻坚剧真正的主角是村庄，是亟待改换新颜的贫瘠之地，是让人困顿不安却蕴含无限希望的田野。”（张富坚《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创作——共同体美学的一种呈现》）在《山海情》中，我们可以看到，生活在“苦瘠甲天下”的海吉县涌泉村的人们，世代与大山为伴，没有生活与生产用水，只能靠天吃饭，一个人一生只能简单洗三次澡，一次是出生，一次是结婚，最后一次是去世。生活上，更是穷得让人无法想象，兄弟三人只能轮着穿一条裤子，一个人出门，另外两个人只能钻在被窝里。这里的主要粮食作物是土豆，剧中开篇马得宝和几个少年要逃出去谋生，他的说辞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早上煮土豆，中午蒸土豆，晚上烤土豆，我已经吃够土豆了，我就想走出去。”剧中的女主人公李水花更是因为家里穷，父亲逼她远嫁外村，目的是换回一头驴和两口水窖。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电视剧作品，该剧无论从总体叙事架构，还是故事情节的设置，在现实中都可以找到比较接近的原型。这些取材于一个个鲜活人物的故事，客观地反映了奋斗在宁夏南部山区脱贫攻坚一线干部群众的真实面貌，从多个剖面塑造了脱贫攻坚实践者的集体群像，破解了以往相关题材“水土不服”的尴尬困境，生动而形象地阐释了新时代的精神坐标和价值取向，具有很强的代入感，从而引发了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

由于影视作品依靠多元的叙事视角和多维的审美价值，往往最能体现一个时代的风貌，也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这部作品的成功在于真实地再现这一既是历史又是现实的事件，真实地塑造了参与这一历史和现实事件的个性各异的人物，以鲜明的生活之真、艺术之美满足了观众的审美需求。”（王伟国《艺术真实之美——看电视剧〈山海情〉》）正因为如此，电视剧作品的主题表达不仅要追求艺术创造的审美价值，还要充分关注受众的审美诉求和精神需求，才能体现艺术作品更广泛的人民性。优秀的电视剧作品必然是深入生活、走进人民、观照时代，以艺术的形式反映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回应时代关切，影响乃至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塑造：脱贫攻坚的集体群像

近年来拍摄的扶贫剧确实不少，广受追捧的爆款剧也有多部。但《山海情》与以往同类题材作品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更加关注吊庄移民群体的心理描写与表达，或者说在剧情设置上并没有过多强调崇高精神的渲染，而是以小视角切入、小角色展开，强化了影视艺术“表达”的一面，而弱化了“演绎”的成分，因而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丰富而立体。

无论是村民在面对吊庄搬迁时的困惑与迷茫，还是在新环境中的奋斗与坚持都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精明而直爽的李大有、善良而果敢的白麦苗、懦弱而坚韧的白崇礼、明理而守旧的李运胜，尤其是充满无奈与满怀憧憬的女主人公李水花，让观众为之跌宕起伏的人生命运一次次落泪。水花因丈夫瘫痪而一度陷入生活绝境，但她并没有放弃自己对未来的向往，她拉着一辆平板车，载着瘫痪的丈夫和孩子七天七夜走了四百多公里，从涌泉村走到了玉泉营。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日子渐渐好转，先在村里开了小卖部，后又在镇上开了超市，还为丈夫装了假肢，最终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新生活。水花的自觉移民搬迁可以看作是全剧的一个关键转折，表明了涌泉村的村民们已经放下了故土情结包袱，有了对新世界新生活的新憧憬。这一人物塑造的成功就在于通过一个处于相对弱势的山区妇女形象，将她的人生命运与奋斗历程贯穿全剧，从一人身上折射的是全村人物的集体命运，暗含着“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真理。

此外，剧中还有两组人物群体同样采用写实的手法，一组是基层干部，另一组是福建对口支援的扶贫干部和科技工作者。如忠厚尽职的县吊庄移民办主任张树成、对未来充满想象的青年干部马得福、雷厉风行的杨县长，他们始终坚信只要涌泉村的村民愿意吊庄移民到玉泉营，政府就一定会帮助他们过上好日子。这一组基层干部的形象塑造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他们既是国家政策的坚定执行者，又饱含了对贫困山区群众的极大包容与人文关怀，在面对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时，他们共同选择了不回避问题，敢于直面现实。在动员搬迁过程中，最大的阻力来源于村里的老人们，当老人们质问马得福：“如果我们搬了，村里的房子会是一个什么光景？村里的庄稼会是一个什么光景？祖宗的坟地又会是一个什么光景？”马得福终于明白了问题的根源。当一个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超稳定村落结构被吊庄移民瞬间打破时，这种阻力的产生是必然的，这种故土难离的情怀与情节是难以瞬间转变的，哪怕希望就在眼前也是无法完全覆盖和替换的。马得福在与老人们反复的交流中悟出了“人有两个根”的道理，一个根是从先人那留下来的，一个根是后人带着先人换一个地方再扎根。

《山海情》中，有一个令人十分感动的角色，那就是福建菌草专家凌一农教授。剧中的凌一农教授是一个执着、亲民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历尽千辛万苦，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帮助村民在戈壁滩上种出了蘑菇，找到了一条帮助吊庄移民发家致富的产业。这一人物原型就是1997年把菌草技术带到宁夏的福建农林大学教授、著名菌草专家、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获得者林占熺。从这一人物原型中，我们看到福建对口帮扶宁夏脱贫攻坚，不仅仅是帮助宁夏找到了一个个脱贫致富的产业路径，也体现出两地帮扶者与被帮扶者建立了亲人般的浓厚感情，这不仅是党和国家交付的一份历史责任，也是一份人间大爱的鲜活呈现。

呈现：西部美学的荧屏张力

《山海情》成功的关键之一，在于以平民化视角展开国家集体叙事的观看与表达，同时很好地把握了西部影视以视觉造型为叙事场域，强化“土味”的西部荒原美学元素。正如王一川先生所言：“《山海情》的成功之处不少，其关键之一在于，深入挖掘这个易地搬迁故事深层所蕴藏而又容易被忽略的地缘美学密码。”（王一川《地缘美学密码的魅力——电视剧〈山海情〉观后》）影视作品的地缘美学所要强调的就是剧中人物赖以生存土地上的自然与人文风物，尤其是人物语言、形象要与视觉呈现的自然面貌融为一体，用当下时髦的话说就是“接地气”，要能从荧屏中闻到泥土的芬芳。《山海情》无疑做到了，看完第一集，你的心就会被牢牢的拴住，期待着接下来要上演的故事情节，即使是深夜追剧，睡意早被荧屏画面打消，这就是西部荒原美学的代入感和吸引力。

依笔者来看，该剧西部美学荧屏张力的充分呈现，得益于创作团队的通力配合，体现出高度的精品意识。摄影师在景别的选择上，不仅使用了电视剧常用的中近景和特写角度，在非语言沟通画面中还充分借鉴了电影拍摄的全景式构图，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视觉效果，从而呈现出西北的苍凉之美、厚重之美和壮阔之美，拍出了西北荒凉大地蕴含的勃勃生机。比如在该剧中，政府鼓励村民种植枸杞，发展壮大枸杞产业，在丰收时节，村子到处都是成堆的枸杞，为了在镜头里展现昔日干沙滩的巨大变化，摄影师通过俯拍视角，把“土黄为主色调的民房和村路与艳红的枸杞堆，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对比，热烈的颜色侵吞了曾经象征贫瘠的黄土”（黄丹红、程梦君《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何以突破“瓶颈”——电视剧〈山海情〉的影像语言与叙事策略》）。

同时，该剧的服装和道具设计十分考究，细节处尽显时代变化和地域特征。整部剧的时间跨度从20世纪90年代到当下，相距近三十年，人物衣着、家具、用器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深度还原20世纪90年代宁夏南部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真实面貌，剧组派出多路人马四处搜集旧物，尤其是对当时宁夏当地生产的生活用品的搜集，可谓煞费苦心。正是这种“严谨的态度以及精良的制作成就了《山海情》这部不同以往脱贫攻坚题材的影视作品，这不仅展现在其对于真实历史的深度还原，同时给没有真正经历过这场变革的观众一种平民化视角的代入感”（马恩扉页《扶贫题材电视剧的破立之道——以〈山海情〉为例》）。

值得一提的是，该剧在片头与片尾的制作上亦可谓匠心独具，创新亮点频现。如片头的背景音乐《渴死了嫑喝凉水》，以浓郁的宁夏地方民歌唱出了吊庄移民向往美好新生活的心声，让观者在尚未介入剧情以前就有了画面的想象空间。片尾以农民画的表现形式，借鉴了中国传统绘画手卷的鉴赏形式，一步一景，景随步移，从剧中主人公原居的旧村庄逐步过渡到吊庄移民后的新村庄，展现了一幅勃勃生机的新家园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