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山海情》的影像语言与叙事策略

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多部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集中播出。《山海情》根据真实事迹改编，对整体搬迁、对口援建、产业帮扶等国家扶贫政策进行了呈现，构建了以基层干部为核心、联结老中青三代人的奋斗者群像。并且，该剧运用超长的时间跨度表现脱贫的动态过程，在物质与心灵的成长变迁之中，展现乡土文明所象征的血缘与地缘关系。这些均是《山海情》不同于以往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的创新之处。

一、以镜头抒写社会众生百态

《山海情》以宁夏黄河滩边一个平凡村落为叙事背景，展现了二十年来我国西北农村变迁的基本情况，通过平民史诗般的镜头画面，述说了农民群体的内心情感与命运轨迹。该剧以丰富多变的镜头语言和强烈的地域色彩展现宁夏农村的人文生态，透过浩渺的黄土、壮阔的戈壁等自然景观，对“脱贫攻坚”这一主题展开深度探索，阐明人物命运的波澜壮阔和奋斗自强的思想主旨。

（一）脱贫攻坚题材的“求真”

《山海情》与大多数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一样，将农村作为叙事空间，观众想要从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的镜头影像中，看到现实农村的社会生态及人物命运，这就要求电视剧以农村经济、社会与文化转型中的艰辛为主要表现对象，影像语言不仅需要“求美”，更要做到“求真”。

电视剧作为一门声画语言构成的艺术形式，其真实性首先体现在“服道化”、置景和人物对白上，这些因素必须由故事发生的时空背景所统率。部分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刻意迎合流行的审美标准，造成了角色形象的失真与年代感的悬浮。而《山海情》在人物服饰和化妆上最大限度地还原了真实的时空背景，在造型上突出皮肤的粗粝感，让人物脸颊带有西北风霜的斑驳痕迹，突出了贫困重压下村民“黄土中刨食”的劳苦艰辛。以年轻女性人物白麦苗为例，她在涌泉村时的造型是两个麻花辫子，头戴鲜艳的头巾，身着短上衣长裤，脚穿布鞋，这些是当时典型的西北农村女子装束。当她来到沿海城市工作后，造型也随之变化为披肩直发、身着颜色清新的连衣裙，颇具20世纪90年代都市少女风情，衬托出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剧中大到房屋院落的内外陈设，小到人物的鞋袜、钢笔、手电等道具，再到剧中人物地地道道的宁夏方言，都可谓完全融入当时的年代和空间之中，以此实现脱贫攻坚题材影像的真实可信、生动可感。

（二）宁夏地域特色的影像演绎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俗语在我国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中体现得尤为具体，如《索玛花开》展现了四川大凉山彝族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特色；《最美的乡村》加入了窗花、长城、河北美食等富有承德地方风情的元素；《枫叶红了》以内蒙古农牧交界地带的乡村脱贫为题，讲述了旅游业、种植业、畜牧业并举的致富故事。地域特色是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不可或缺的内容，而在我国脱贫攻坚题材影视作品的版图中，观众对能够代表宁夏的作品还知之甚少，《山海情》的出现填补了这一空白。该剧以我国对口扶贫典范——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为现实原型，为宁夏农村百姓的生活变迁写下了一部厚重的影像方志。

宁夏本土观众在对《山海情》的评价中特别提道：“外地人在提及宁夏时，由于该地缺乏具有代表性的影视作品，导致它总是被湮没在与陕西、甘肃无差别的边地想象中。而这部电视剧的出现，真正从浑然一派的西北黄土中提炼出了宁夏的地域特色。”电视剧开篇，部分村民响应政策号召，举家迁往黄河边的吊庄，涌泉村村民开始念叨着这里恶劣的自然条件：“蚊子都能把人给吃了。”“一碗饭，半碗沙。”“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电视剧将村民拙朴的语言具象化处理，例如村民搬迁时突遇沙尘暴，昏暗迷蒙的画面色调和铺天盖地的黄沙，令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戈壁荒滩的环境之恶劣。随着村民的生活改善，各家开始种植枸杞，镜头又通过俯拍的形式展现了干沙滩的变化，以土黄为主色调的民房和村路与艳红的枸杞堆，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对比，热烈的颜色侵吞了曾经象征贫瘠的黄土，放眼远方菌草的点点鲜绿，铺满了黄沙戈壁。这些希望的颜色以“看得见”的形式昭示出宁夏农村的客观变化，利用当地独特的自然生态景观来凸显故事背景。

（三）乡土文化的视觉表征

乡土文化反映到影像视觉上，便是“以自然的‘土地’为中心来构建其物化形态”（陈晓云、陈育新《作为文化的中国当代电影文化阐释》），人们渴望从电视剧的镜头中，看到民风淳朴、简单朴实的生活，以及涌动着生命力的年代感。同类题材电视剧主要通过二元对立体系来表现脱贫主题，将原始的乡村与贫穷相连，将现代化乡村单纯地定义为富饶的乡村，这样的理解过度简化了乡土文化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虚置了乡土符号本身的文化价值。而《山海情》透过充满视觉张力的影像语言，表现了人们对乡土文化的肯定与依恋，对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古老乡土的何去何从展开了反思。该剧不将原始与现代进行简单粗暴地一破一立，而是将古老的乡土文明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的沉淀，赋予了剧中的山川草木、村民们的生活方式以独特的文化属性和精神意义。

全剧开篇，水花、得宝等人从荒山上迎着落日狂奔，荒滩上的夕阳西下伴随着火车画过的弧线，他们追赶着列车、渴盼拥抱外部的世界，壮美辽阔的边地风光构成了剧中乡土文化的视觉形象，这是贫瘠岁月中理想符号的闪现。全剧尾声，涌泉村的孩子们在一片绿茵中玩耍嬉戏，物换星移、黄沙变绿草，而家乡的土地被视为代代村民心中的永恒存在。《山海情》精心设置的首尾呼应向观众说明：扶贫的最终目的不是让人们争相拥入都市的洪流，而是让村民们在世代安守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从渴望逃离到盼望回归，该剧用土地这个乡土文明的典型符号展现了一百万吊庄移民内心情感的变迁。

二、平民意识下的生命纵深

朱家玲《影视叙事学》一书将西方学者对影视叙事的理论归纳为五种特性，即“始终性、时间性、话语性、非现实性、整体性”，这五个特性强调了叙事开端和结尾的重要意义，并指明了影视叙事作为一个双重时间段落的特殊性质，以此印证电视剧叙事的整体性。《山海情》的叙事首先是一系列情节的整体，借易地搬迁的核心矛盾牵引出大量事件，在构建事件关联的过程中找到恰当的叙事节奏，段落式的跳跃叙事思维由此打破了同类题材的线性叙事模式。

（一）开放式叙事结构

《山海情》的重要创新之处在于，该剧采用了一类新颖的开放式叙事结构，并借鉴中篇小说的散点化、片段化叙事手法，起于1990年吊庄基地建设，止于2016年闽宁镇走向小康。全剧以时间节点为序划分了五个篇章，以小标题的形式独立分段，组成了新颖的叙事结构。

大部分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时间跨度不会太长，事件之间的连贯性强、因果关系突出，基本通过线性时间的推进带动情节发展，而《山海情》段落式的谋篇布局为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观感。首先，这样的叙事结构使情节安排详略得当，五个独立篇章的渐进，清晰地勾勒出时空斗转、今昔对比的错落层次，表现了涌泉村由贫瘠到富饶的转变过程，其中马得福结婚、白崇礼校长离开等情节被略去，详细描写了马得福几次动员村民搬迁、得宝和水花学习种双孢菇、白崇礼校长带学生参加合唱比赛等一系列故事，将叙事重心尽可能地聚焦于脱贫致富的奋斗上，奠定了电视剧砥砺奋进的情感基调。其次，开放式叙事结构增添了电视剧的文艺浪漫气质，一部以黄沙戈壁为叙事背景的作品，需要文学艺术的美学调和，许多被略去的情节构成了该剧叙事的留白，赋予了观众对人物命运的想象空间。《山海情》中白麦苗和许多西吉女工在福建电子厂的打拼历程，是通过对她们生活零散片段的拼接，以及舞会、流水线考核、海边游玩等事件的详细描写共同组成的。电视剧略去了对白麦苗从女工成长为企业中层管理者的直接叙述，但根据前期的情节铺垫，观众能够自然而然地从这个西北女娃倔强执着的个性中感知到她未来的变化，无须过多冗余的叙述就已将这条叙事线索展现得清楚明了。

（二）典型事件的叙事特征

与当今大部分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相比，《山海情》二十三集的篇幅堪称短小精悍，却完整地讲述了涌泉村三代人壮阔恢宏的乡土史诗，时间跨度有十余年之长。面对这样的内容体量和思想深度，电视剧自然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和盘托出，而是通过选择典型人物的典型事件，来达到以点带面、见微知著的叙事效果。

“脱贫”是该剧的绝对重心，而创作者又将其拆分为两种意义上的脱贫，其一是经济层面的致富“摘帽”，其二是探索精神文化上的“富矿”。对“脱贫”两个层次上的解读，分别构筑了该剧两条叙事主线。经济脱贫叙事线的核心人物是年轻村干部马得福，还包括得福的弟弟得宝、昔日恋人水花、农业专家凌一农师徒等。《山海情》不仅讲述了得福追回搬迁户、移民村通电、水花学养菇等典型事件，还擅于抓取典型细节，如得福在村里走访时见到兄弟三人轮流穿一条裤子、村民将扶贫补贴的珍珠鸡宰杀等情况。不同于多数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通过人物对白讲解贫困情况的处理方式，该剧直接将涌泉村经济贫困的动因转化为具体情节加以演绎，让观众从现象中窥见本质。

思想脱贫叙事线的核心人物是白崇礼校长，还包括支教老师郭闽航、水花女儿晓燕等人物，这条线索着重描写了合唱比赛和白校长挽留学生两大事件，一方面，白校长为了让全体学生参加合唱比赛，不惜冒着被撤职的风险卖掉工厂捐赠的电脑；另一方面，为了留住想要辍学打工的学生，他甚至追到客车上挨个儿劝说。最终，白校长同时收到了撤职令和在校生不得辍学打工的通知，这样充满戏剧性的结局是理想主义情怀在《山海情》中的映照，与电视剧深耕农村精神文明沃土的题旨不谋而合。本剧对乡村教育问题的深思，更加拓宽了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的内容边际和思想纵深。

（三）乡土观念的现代叙事

《山海情》的题材突围还表现在对农村“安土重迁”思想的深刻剖析上。该剧对中国偏远农村典型的乡土社会结构进行了透彻分析，涌泉村不仅是全剧的叙事空间，更是现实社会中一个典型的乡村群落样本。《山海情》的开篇，马得福走访劝说中所见的各种现象，反映出当地贫穷的深层动因，以及扶贫工作开展难的现实原因，这些都是贫瘠戈壁上人们真实的生活状态：有人因挖水窖险些丧命，老人们安土重迁，宁可固守深山一辈子也不愿迁往新居，少年们却纷纷扒上火车渴望离开故土。这些场景催生出马得福的愿景——“绝不会再让涌泉村的女人为一头驴就许人”，拙朴真实的语言带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象征着剧中平民意识的觉醒。

“从血缘组织的整体出发，父子同一仅是一个大家庭范围内所必需的一条纽带，它一边连接着众多的祖先，另一边是无数的子孙后代。”（谭同学《桥村有道——转型乡村的道德权力与社会结构》）《山海情》中涌泉村这片贫瘠却养活了祖祖辈辈的土地，无疑是村民们的血缘纽带和精神家园。从20世纪90年代初马得福一家带头迁往吊庄，到21世纪初仍有村民不愿离开涌泉村，故乡与异乡、扎根与移居的矛盾展现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的观念变迁，以李老太爷为首的老一辈村民宁死也不愿离开村子，而以得花为代表的新一代却强烈渴望外界的崭新生活。电视剧通过得花在村广播的呐喊和得福最终说动乡亲两处情节，以情感的喷发带动剧情的发展。尤其是得福以自己的身世为例，讲述涌泉村李家与马家的关系，这一情节既展现了中国百姓故土难离的乡愁情结，又符合时代要求。

三、结语

《山海情》通过西北边陲一个村落的脱贫变迁史，展现了我国农村二十年来天翻地覆的变化；通过时空的斗转星移，讲述了中国农村社会丰厚的思想内蕴和平民的生命力量；通过拓宽脱贫攻坚题材的内容纵深，不仅完成了宁夏地域特色和乡土文化的影像“转译”，而且开辟了物质脱贫和精神脱贫两条叙事线；首次尝试篇章式的分段叙事，让观众在黄尘阻绝的乡村背景中看到了人性最质朴深情的流露，看到了国产正剧应有的精神气度和生命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