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扶贫题材的电视剧，《山海情》从一开始就设定了“扶”和“贫”这一组既定的关系。闽宁两省区以及这两组人物，因为扶贫攻坚的国家战略，被捆绑在一起、联合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这就是《山海情》的故事带给观众最初的悬念。

在前四集中，无论是吊庄移民的遭遇挫折，还是面对缺水没电、沙尘暴的严峻局面，故事集中展现的是宁夏的干部群众在恶劣环境中求取生存与发展的精神品质。不管碰到多少困难，宁夏人改变命运的决心和力量从来没有动摇。这不是靠喊口号、表决心，而是透过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得到呈现。剧中的宁夏人并未给人一副悲苦绝望的形象，而是隐忍、坚忍，愈挫愈勇。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马得宝、白麦苗等几个年轻人试图扒火车外出闯荡的那一段。他们带着挣脱“枷锁”的狂喜，在起伏的坡地上追逐、奔跑，焕发出生命的激情和对新生活的向往。这充满青春活力的一幕，让人不难感受到这片苦焦的土地蕴藏着怎样一种变革现实的动力。这就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扶贫政策符合民心、顺应时代发展的基本特征——这是《山海情》着力去表现的一个方面。

与此相关的，是福建援助人员的到来，也被处理得那么不动声色，既没有热烈的欢迎，也看不到救苦救难的恩人派头。陈金山的第一次出场，竟是因为在赴宁夏的火车上被小偷窃取了提包，他只能狼狈下车，又因语言不通，只好跟着当翻译的马得福在村子里熬过了一夜。陈金山第二次出场时，则是在山坡上跋涉，到处寻找手机信号更强的地点，以便和家乡联系。画面上是一片广袤而起伏的土地，在俯拍镜头中几个显得更加渺小的身影，似乎是在提醒观众，福建人的出现也不显得有多么的惊天动地。作为援宁的主要领导，吴月娟的出场同样平淡无奇；她在会场上讲话一直口气平和，没有一点派头。只是后来在和陈金山的交谈中，才让观众得知，她早已来过宁夏几次，并深切领教了这片土地令人震惊的贫穷落后的面貌。对口支援的工作，集中在组织外出务工和指导村民种菇这两件事情上。两个事件推进的难度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如何打开当地百姓的心扉，改变他们的观念和陋习。从语言的障碍开始（这部分制造了不少喜剧性），到思想的交锋、行动的引领，尽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他们仍随时提供帮助和支持，甚至像凌一农教授那样，硬着头皮接下自己根本不擅长的推销蘑菇的工作。这几个福建人形象，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那种平实的姿态。这是《山海情》对福建援宁干部总的印象，也是最为成功的塑造。这种平实，以群像的特征呈现在观众面前，他们不说大话、假话、空话，一味实干，只求实效。正是这种平实，才让他们得以平等、对等的态度，很快融入当地的干部群众，并在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下去完成这个艰巨的政治任务。这种平实，塑造了福建干部的整体形象，摘下了福建作为援助者头上的光环；援助不是施恩，不是去扮演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而只是履行职责而已。福建派他们来了，他们就来了，来了就好好干，为宁夏人民做点事，他们想的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山海情》超越山与海的关系，去反映扶贫攻坚这个国家战略的意义，非常需要有一种壮阔的胸襟，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壮阔图景。这种壮阔，是题材本身提出的要求，当然也是电视剧把握题材，并试图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影像风格的追求。由此，仅从福建和宁夏两个省份之间的关系来看待《山海情》的价值，那显然是不够的。它展现了“山海情”，又不只限于“山海情”，从中我们看到的，更是国家发展的壮阔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