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由正午阳光出品的二十三集电视剧《山海情》在各大卫视播出，并在多个网络平台同步播出。作为一部主题鲜明的主旋律电视剧，似乎不具备上“热搜”的潜质，却上了“热搜”，豆瓣网评分高达9.4分，这一评分超过了大多数国产电视剧。那么，《山海情》是如何突破主旋律影视剧创作的模式从而赢得了观众的？是真实加有趣，或者说是现实主义加喜剧式表达。它让人哭中带笑地看，笑中带泪地期盼着下一集，恨不得一口气看到结尾。

很多主旋律影视剧都有比较好的真实素材和原型，但拍成影视剧后，由于人物形象概念化、脸谱化，故事情节模式化，反而显得不真实，久而久之观众也就“弃剧”了。而《山海情》显然是真实的，且这种真实是一种接地气的真实，并使得该剧升华出一种现实主义品格。

首先，《山海情》能够直面20世纪90年代宁夏西海固地区的贫困和由贫困导致的种种问题。由于缺水以及地处大山之中交通不便，这里的贫困令人触目惊心。涌泉村一户人家家徒四壁，三兄弟只有一条裤子，谁有事谁穿着出门。这里土地贫瘠，生产力低下，只适合洋芋生长，于是洋芋成了一日三餐的主食。餐桌上烤洋芋、煮洋芋、蒸洋芋，看似食品制作方式多样，但难掩物资极度匮乏的现实。由于贫困，以得宝、水旺、尕娃、麦苗为代表的年轻人不堪忍受而试图逃离；由于贫困，水花经受了事实上的“买卖婚姻”；由于贫困，得宝、水旺、尕娃扒火车偷窃公家的东西；还是由于贫困，不少住户让不满十六岁的孩子辍学打工。更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贫穷限制了人们的想象力。当动员村民们搬迁的时候，大家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无一例外都是摇头。政府扶贫下拨的珍珠鸡种鸡，也被偷吃得只剩下一只。《山海情》的编导能够将这些贫困的真实图景和贫困触发的各种问题如实地再现到屏幕上，而电视剧主管部门亦能够通过审批呈现给观众，反映了他们共同追求艺术本真的勇气和决心，应向他们致敬并给予发自内心的掌声。

其次，扶贫不是口号，而是众多扶贫干部、帮扶干部和专家真正的一件件小事的落实，在这个过程中，剧中的各种人物不断地成长、蜕变。由黄轩饰演的马得福来自于贫困村——涌泉村，他了解那里的老百姓，在政策规定与老百姓的合理要求之间，处于夹缝中的他时常左右为难却耐心务实，不计个人得失，在工作中成为老百姓信得过的人，自己也一步步成长为“能干事”的基层干部。从福建来的对口帮扶干部陈金山和蘑菇培育专家凌一农，没有高高在上，而是真正深入到田间地头，急老百姓所急，想老百姓所想，帮助当地村民解决各种困难，从而实现脱贫致富。所以，当他们工作结束离开时，村民的依依惜别之情让观众不禁泪浸眼眶。以得宝、麦苗为代表的年轻人和以马喊水、李大有为代表的中年一代是被帮扶的对象，他们的人生道路既不时地交织碰撞，又各有其成长轨迹。得福找到供电局副局长，本以为供电问题就解决了，但没有；得宝在井下塌方时本以为他成了残废，但没有；得宝回家后本以为他会去福建找麦苗，但没有；等等。这类安排使得作品少了创作者人为的控制，少了理所当然的戏剧性，人物是在吊庄移民脱贫致富的剧烈变迁中自我成就了生命的光彩。

当然，只有真实还不够，优秀的现实主义影视剧在票房、收视率上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而《山海情》巧妙地把生活中的贫困，把扶贫过程的传统与现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断根与寻根的矛盾和冲突进行喜剧式表达，让人感受到生活的质感和活力，既增强了剧作的客观性，又实际上增强了真实性，更赢得了观众。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人物形象上的喜剧性。剧中的演员乡土气十足，真实不加滤镜，从头到脚都注重细节，甚至连强烈日晒下、大风吹后脸上皮肤干燥的颗粒与纹路都清晰可见。张嘉益饰演的村支书马喊水，顶着歪了的帽子，皱着眉头，太阳照得睁不开的眼睛，嘴里常常叼着小树叶。尤勇智饰演的李大有时常戴着黑色的帽子，有时戴着一副墨镜，脸庞晒得黝黑，短短的裤腿露出上下肤色不同的脚腕……这些形象一出现就让人产生一种喜剧性的代入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演员的错位演出亦具有喜剧性。张嘉益、尤勇智突破过去饰演角色的模式，扮成这样土得掉渣的形象出镜。当红小生黄轩饰演的年轻扶贫基层干部马得福，黑红脸庞上的两团“高原红”，让他变成了当地土生土长的少年。其他演员如姚晨、闫妮在该剧中的形象与之前角色的巨大错位，也让观众在对比落差中忍俊不禁。

第二，情节设计方面的喜剧性。在《山海情》中，李大有是一个比较自私的人物，围绕他的一些情节设计常常透出较强的喜剧性。李大有让儿子水旺贷款买个拖拉机，儿子开着拖拉机进村，他站在拖拉机上一脸风光，并且逢人就说拖拉机是他买的，穷了一辈子，在村民面前享受羡慕嫉妒的虚荣心理一览无余。得宝靠种蘑菇挣了一大笔钱后，很多人都借着政策优惠贷款搭棚种蘑菇，看着大家都种，李大有一直犹豫，种了怕没人买，不种又怕别人都赚了钱，直到看着村里的人都靠种蘑菇有了收入后，才决定开始种。买拖拉机时的虚荣和满足，看到别人挣钱的嫉妒和失落，都通过情节的延展、铺垫清晰地写在角色的脸上，深深吸引着观众的目光。

第三，语言方面的喜剧性。“天天谈未来，未来可不就是还没来嘛！那不就是一个梦嘛。”“扶贫下拨的珍珠种鸡被偷抓吃得只剩下最后一只。”“你看看你看看，把人都咬成这样了。再去，蚊子把人都吃了，我现在想明白了，把咱这伙人吊到那儿去干啥去了，就是给蚊子改善伙食去了。”……这些语言土话连篇，但很接地气，还透射出底层民众天生的幽默感。陈金山、凌一农这些福建扶贫干部、专家和当地官员、老百姓的交流，由于语言不通，也闹出了不少笑话。福建扶贫干部陈金山初遇马得福，福建普通话碰上西北话就擦出了喜剧的火花，陈金山把“治沙”说得像“自杀”，把“工作”说得像“钢作”，把“菌草”说得像“金草”，把“身份证”说得像“舍味证”，两人“鸡同鸭讲”的场景不禁让人哑然失笑。

可以说，通过真实加有趣、现实主义加喜剧式表达，《山海情》创造了一个独特的世界，再现了在福建对口支援下，在一批批扶贫干部的艰苦努力下，宁夏西海固人民群众历经千辛万苦，最终摆脱贫困过上了好日子的历程。

《山海情》具有强烈的西部风格，表现在人物的方言化、人物形象和景观的地域化，通过对贫困场景和脱贫的艰辛历程的大胆呈现，建构起了强烈的现实主义内蕴，独特的风格自然而然地烘托出来。其实，影视剧创作没有拍不好的题材，只有不会拍的制作者。《山海情》的热播打破了惯例，为主旋律创作打开了大门，那里有无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