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情》聚焦吊庄移民这一事件，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家扶贫政策的引导与福建对口扶贫的支持下，西海固的群众移民搬迁、建设家园的故事。《山海情》以空间为轴心，建立起西海固涌泉村—金滩村/闽宁镇—福建莆田的跨域叙事，并由此勾勒出脱贫攻坚时代背景下的地域景观与变革图谱。除此之外，该剧通过不同空间的群体人物，建构起带有启蒙性质的话语体系，并借由主角设置完成了观众的价值指认。该剧成功革新了观众对于扶贫专题剧的固化认知，以影像的力量将拼搏共进、开拓发展、不忘初心等精神品格春风化雨般地融入人心。

一、空间叙事：折射时代的跨域景观

当今人们身处的时代是一个并列共存的空间时代，我们的时代焦虑也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山海情》中的叙事空间横向并存，成为折射时代的地域景观与展现变革的发展图谱。其中，作为原乡的西海固涌泉村处于黄沙戈壁环境之中，整个村被包裹在光秃秃的山沟里，看不到植被，寻不到水源，只有一条坑坑洼洼的山路通向远方。村中的土房、破窗、篱笆墙处处勾勒着贫瘠，唯一具有标志性的建筑是一块写有村名的土坯墙。在一帧帧以土黄色为主基调的画面中，人们的生活被贫困所困扰——政府的救济鸡只剩一只，村民顿顿靠吃土豆维系生命，一头驴便能娶一个新媳妇，三兄弟共用一条裤子……恶劣的生存空间既尊重了客观现实，又揭示了主要人物的特殊生长环境。

除此之外，福建莆田也成为重要的叙事空间之所在。作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对口援助地，福建不仅为宁夏输送了大批扶贫干部和扶贫人才，更是为村民提供了宝贵的就业机会。随着麦苗等人迁移来此，观众也随人物进入了这一叙事场域。这一沿海城市通过莆仙方言、黄屿沙滩、电子厂、红团、联谊舞会等一系列的元素建构起来，组合为一个异域化、现代化、消费化、产业化的想象空间。其中，黄屿沙滩作为女工们第一次放假便去游玩的地域，囊括了山区人民对于“海”的向往与期盼。“人们逐渐认识到，空间不是一个非物质性的观念，而是种种文化现象、政治现象和心理现象的化身……在某种程度上，空间总是社会性的。”（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正因为如此，福建莆田这一空间中的诸多内容，诸如擦脸油、水龙头、气球、龙眼等，它们不仅成为海吉女工在异乡感受两地差异的能指，更成为异域化景观世界中的现代性符号。

除了原乡金沙村和异域莆田以外，《山海情》中最为重要的叙事空间则是位于两者之中的金滩村。作为“吊庄移民计划”的终点，尘沙飞扬的金滩村同样吓跑了一批又一批“吊庄”户，但是靠近黄河又接近银川的金滩村又是渴望摆脱贫困、追求新生活的人们口中的希望之所在。正因如此，一批又一批村民远离了涌泉村，抵达了金滩村。作为福建的援助对象，这里汇聚了一批又一批的福建扶贫干部和扶贫人才。正因为如此，金滩村在福建的对口帮扶与吊庄村民的不懈奋斗下，由地窖成为了村落，由村落变成了高楼林立的闽宁镇。作为枢纽的金滩村/闽宁镇，于“山”“海”之间拔地而起，成为见证社会、历史变迁的恢宏图谱。《山海情》中的村民在政府的引导下，从被动消极中走出，走向美好且富足的未来，这种借助空间转移传达审美化的思想内容的电视剧作品，润物细无声般地使得政府的追求、百姓的诉求相弥合，传递出价值缝合的集体观念。

二、启蒙语态：群体人物的多元使命

可以说，“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启蒙运动充任了很重要的思想资源”（李宏图《启蒙与现代性（笔谈）》），同样地，启蒙也是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借助空间转移实现价值观念革新的过程中，《山海情》也形成了一条启蒙话语的体系。这条体系是由一批生动鲜活的群体形象所构成的，他们承担着启蒙体系中的不同任务，呈现出多方位、全覆盖式的灵动视角。其中，作为启蒙者存在的人物始终一马当先，成为金滩村致富路上的风向标。首先，吴月娟与陈金山作为来自福建的扶贫干部可归为一类，陈金山借助劳务输出政策为麦苗等年轻人寻找到外出务工的机会，让他们增长了见识、学会了技能，而其发展庭院经济的政策让金滩村的部分村民如马得宝、李水花等人成功地摆脱了贫困。

除了扶贫干部的扶贫工作，福建的专家学者凌一农更是成为科学精神的指代。这位处事严谨的学者因为村民吃不起青菜而动容，他手把手教给村民如何种植蘑菇，更是在目睹蘑菇滞销后，亲力亲为为村民建立销售网。前者的启蒙是指出了脱贫攻坚中方向性的重要意味，后者的启蒙则是言明了扶贫工作中科学与技术的强大力量。除了来自福建的启蒙者，宁夏当地的启蒙者亦不在少数。其中，剧集开篇就雷厉风行地下达扶贫任务和“吊庄”计划的杨县长便是其中的典型，她第一时间为金滩村的蘑菇售卖提供了渠道、解决了问题。可以说，作为启蒙者的杨县长成了当地基层官员的写照。除了官员以外，兢兢业业的乡村教师白崇礼作为思想的启蒙者更具言说意味。他将希望播撒在自己的学生身上，以至于马得福带着希望走上岗位，带着理想奔向未来。白崇礼更是在马得福徘徊于“高速路”与“独木桥”的关键时刻，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另外，从群众中走来的基层干部马得福，能够深刻理解群众的疾苦。作为通过教育走出大山并接触到外界的涌泉村民，他是一个能够与陈金山在语言上进行交流的人。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语言是协调人类活动的重要纽带，是人类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能够进行语言上交流的马得福成为第一批被启蒙者以及上传下达的交接人。他一方面被先行者一再启蒙，脚踏实地地投身于改变家乡的实践，成为追逐未来的领军人，另一方面通过自身的所学所得启蒙涌泉村的村民。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被知识感召的新一代青年代表，马得福的妹妹马得花同样成了启蒙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在全村移民的段落中，马得花“人不是树，人有两头根，一头在老先人手中，一头在后人手里。我们后人在哪里，根就在哪里”的言论，终于让村里的老人们同意搬迁。马得花的话语重新定义了“家”这一概念，她转移了地理的空间，把“家”描摹成为心灵的安置所。实际上，马得花的一席话不仅是“穷则思变”的延展，更洋溢着激昂、奋进的时代基调。

借助这一条鲜明的启蒙路径，涌泉村村民不仅被扶贫，还被“扶智”“扶志”，涌现出李水花、白麦苗、马得宝等一批又一批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自主自强走上富足生活的群众，观众也随着涌泉村的一众村民成为被启蒙的对象。实际上，借助一系列的启蒙，该剧建立了随着中国时代变迁而与时俱进的话语体系，强调了改革、科学、知识、奋进的重要意义。正因如此，该剧恰逢其时地将启蒙意识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语境对接得当，成为一首时代改革的赞歌。

三、价值指认：平凡而又伟大的价值召唤

马得福在剧中是可以供观众进行自我投射的对象。作为农村出生、农校毕业的青年，作为被借用到扶贫办的干部，正因为他平凡的身份与经历，观众才更容易被代入其中。演员黄轩在自述中强调，他在诠释这个人物的过程中“主要是从人物‘柔情’和‘朴实’的面相着手、处理的，也因此，这个人物的笨拙、可爱、执着、善良，都能扎在土里生出根来，让观众相信，让观众觉得亲切”（《黄轩：我佩服“马得福”滴水穿石的精神》）。随着这个扎根泥土的人物形象的建立，观众也被代入到剧情之中，完成对于其价值观念的体认。如阿马蒂亚·森所观察的那样：“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与他人认同对于一个人的社会生活来说可以是极端重要的。”（阿马蒂亚·森《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想》）社会中的独立个体通过寻找与自身相似的“倒影”，不断书写个体的身份价值与认同。同样地，电视剧观众也以角色/人物为媒介，完成自身的价值指认。

除了身份以外，颇具人情味的马得福更容易召唤起人们的情感认同。在上任之初，马得福动用了老父亲与老支书的“人脉”与“权威”，解决了追回吊庄户的任务。在工作的过程中，马得福对福建来的扶贫干部陈金山情感真挚，迎接与送别陈金山的两场戏更是感人至深。最后，马得福冒着被质疑滥用权力的威胁把工程转交到弟弟马得宝手中，这一设置与以往主旋律作品中对类似角色的设置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实际上，“对于我们自己的生活中看不到的世界，我们一无所知。甚至当我们从我们的生活中抽象出某种特征并把它作为一个对象放在我们自己面前时，其实也并没有真正把它放在我们之外，而是仍然在我们生活本身的范围里，给了它一种特定的确定性和普遍性”（鲁道夫·奥依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而马得福正是被赋予了最具有普遍意义和确定价值的内容——人情，使得观众更容易被代入到剧情之中，去完成指认。

在马得福成为观众的价值指认对象之后，其具有正义感的理念以及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跌宕道路才被逐一接纳、跟随，也因此，由于迁移户不够导致通电受阻、村民用水困难、种植庭院经济缺乏资金、丰收后的产品饱和导致滞销等问题不仅成为马得福面前的一座又一座大山，更成为观众眼前感同身受的难题。随着问题的不断解决，马得福这个冲在一线的小人物不断成长，从当初那个听从命令去相信未来的人，成长为一个通过踏实肯干获得未来的人，观众也与之完成了共情与共振。作为观众的价值指认对象，其勇往直前、韧劲十足、充满激情的个性也让观众感到振奋和激动。

《山海情》故事结束于2016年，此时的闽宁镇已是高楼林立，葡萄酒产业如火如荼地发展成当初马得福口中的未来的面貌。剧中回到故乡的孩子们奔跑在绿草如茵的山坡上，奔跑在先辈们曾经生长和奋斗过的那个干旱贫瘠荒凉的地方。同一空间和不同时间的前后连接，不仅激起了两代人的碰撞，更在呼唤乡土记忆的同时演奏出政策的福音。《山海情》正是通过这一条跨度十余载的迁徙之路，呈现出脱贫地区山乡巨变、山河锦绣的时代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