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楞草

现居珠海的陈继明是在宁夏成长起来的作家，20世纪90年代，他与石舒清、金瓯以令人瞩目的文学成绩被称为宁夏文坛的“三棵树”。其201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七步镇》获“中国·李庄杯”第十五届十月文学奖，该作品故事情节起伏跌宕，构思巧妙，以回忆症患者东声寻找前世为主线，揭开了一段陈年旧事。这部小说塑造了李广则、金三爷、东声、居亦等鲜活的人物形象，挖掘并呈现了甘肃甘谷县七步镇的地方文化，形成了可读的看点。

一、人物塑造

作为有着多年创作经验的作家，陈继明十分擅长小说人物的塑造，在《七步镇》中，通过细致的描写勾勒出李广则、金三爷、东声、居亦等性格迥异，独具魅力的人物形象，在读者脑海形成直观感受，以此构建文本的核心内容。

首先，这部小说对于历史人物的塑造是以后人讲述的形式呈现的。如在卷二中，安牧师描述李广则：“据说，鹞子李长得很标致，不像粗人，脑瓜子好使，能说会道，说话和下棋一样快，一张嘴就有气场，手下的人很听话。”这段文字在阅读中转化成动态的画面，李广则的形象出现在读者意念中，但这个视角主体只是意指行为的主体。在这里，安牧师并没有见过李广则，不过是讲述一种创造性的传闻，成功之处是作家借助这样的描述方式把人物表现得惟妙惟肖，毫无违和感。再如卷五中，海棠村人口中的金三爷：“个子大，但灵活，从小习武，打架没输过。每天睡两三个小时，而且不喜欢睡炕，喜欢睡在窄而长的东西上，比如树枝、板凳、扁担上。胆子大，不怕狼，不怕鬼，天一黑提一根扁担出去，睡在自家的田间地头，甚至坟地里。”这段描写较有特色，能够反映出人物的气质，可以说把人物写得很生动。作家通过对人物肖像、行为的勾画，将金三爷描述得栩栩如生，并且揭示了人物身份以及特定场合下的心理，达到了表现人物性格、精神面貌和思想品质的创作目的。

其次，小说的核心表达多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得以实现。《七步镇》中，东声、居亦身上寄寓着作品的主要意义，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情节更是加深了读者对人物性格特点、思想品质、精神特征等的印象。作家笔下的东声是故事的叙述者，有完整的叙述对象，既可以在故事中出场，成为“同故事叙述者”，也可以不在故事中出场，成为“异故事叙述者”，而其自身也具有双重人格，呈现出“文和武”两个方面。小说里东声是个只会拿笔杆子的知名作家，形象斯文儒雅、稳重随和，历经三次失败婚姻依然不舍对爱的追求，深得女主角居亦的爱慕和追崇，给读者留下的整体印象是“文”气十足。另一方面，又因为他身受回忆症困扰，认为自己是军人、土匪出身的李广则的转世，并声称“是土匪，而且是土匪头子，杀人如麻”，以致渐入角色，骨子里有种“匪气”驱之不散，从而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两种人格，呈现出别于常人的形象。而对居亦这个人物，作家刻画得比较单纯，“容易害羞，脸说红就红，连耳朵都红，但是，过不了多久，她又会露出相反的一面，口无遮拦，想什么就说什么。”她成为一个桥段有些老旧的爱情故事的主角，个性中没有多少心机，很可爱，让人感觉温馨。虽然，作家对其容貌、衣着没有太多描写，但在一些描写情爱的章节里对她的神情、姿态、语调却刻画得细致入微，使人物形象丰满，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总之，作家陈继明在《七步镇》中多角度、全方位地刻画人物，凭借艺术手段对李广则、金三爷、东声、居亦等主要人物进行肖像、心理、行为等塑造和描写，呈现出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思想感情等内在活动，展现了人物与环境互为作用的关系，从而创造出丰满而成功的故事文本，提升了小说的品位和质量。

二、地方文化呈现

地方文化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与人的生活相融，打上了别具一格的标签，它是小说背景的最好素材，是影响文学发展轨迹的重要力量。《七步镇》对于地方文化的抒写，源于甘肃甘谷县七步镇地方文明对作家陈继明的小说创作产生的深远影响，这部作品也因为地方文化的渗透，更具有文化传承的意义。在《七步镇》中可见作家以挖掘一般的探寻，呈现了“打山歌”“人皮鼓”“道情”等彰显地方精神文化的描写。

“打山歌”在《七步镇》卷二的故事中两次出现。其一，在第六节中，东声躺在七步镇的一块麦田里，半空中传来了“打山歌”。作家介绍“打山歌”为家乡特有的调子，“和陕北的信天游不同，和青海、宁夏的花儿不同”。“‘打’就是唱的意思，但比唱更随便，相当于一声叹息，一声吼叫，歌词通常很简单，不厌其烦翻来覆去地打就可以。”其二，在第八节中，东声在七步镇海棠村附近的北山顶上想起自己的母亲，这时候耳边再次响起“打山歌”。小说中，“打山歌”和七步镇的地域环境形成了独特的人文背景，对故事中的人物塑造有着非凡的意义。人文是一方水土的根与魂，也是地方文明的核心，它作为一种精神的体现，被作家渲染得独具风采。

“人皮鼓”的描写贯穿于《七步镇》卷二、卷三、卷四的故事脉络中，作家以大量文字描写主人公东声意外得到的“人皮鼓”，随着故事情节由浅入深，环环相扣，这面来自七步镇姑嫂寺的“人皮鼓”的来龙去脉一目了然。其形状“是精致的小鼓”——“一面略大，一面略小。腰很细，一只手能握起来。”相传，“公主圆寂时留下遗言，把自己的一部分皮剥下来做成鼓，千人打万人敲，替她母亲消罪。她的母亲据说就是女皇武则天。”由此描写，揭开了七步镇鲜为人知的“人皮鼓”的文化历史。并且，在“人皮鼓”追踪溯源中，作家还呈现了美国波士顿馆藏的“人皮书”、18世纪欧洲流行的“人皮书装订术”等“人皮文化”的意义和内涵，可见作者对其有着浓厚的兴趣。

“道情”主要出现在《七步镇》卷四第一节中，作家介绍“道情”是七步镇土生土长的说唱艺术，也是一门“乞讨艺术”——“和秦腔一样，有稳定的曲牌和唱腔，唱词则是有旧有新，有才情的道情艺人可以根据现场情况随口现编，以唱为主，以说为辅。”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的溯源，作家又写道：“道情的灵魂不是别的，是流浪，而且是从遥远的大汉大唐一路流传下来的……边夷地区的酸曲小调。”这些描写，凸显了七步镇的人文环境，将东声、李广则等人物放置在独具西部特色的文化背景之下，从而使作品脱离浅层的故事讲述和描写，显现出地方文明的厚重与深远。

《七步镇》中，随处可见的是作家对七步镇地方文化内涵多方面的阐释，这种创作手法对小说人物性格塑造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七步镇》地方性文化书写彰显了人与文化的亲和关系，作家关注人的命运和心灵，将其置于地域文明之中，使之在文化的积淀中产生全新的文学审美，是为成功之举，而注重小说的地方色彩，也是作家陈继明有意无意间形成的一种稳定的审美状态。综合来说，神秘有趣的故事和深厚的地方文化色彩是这部小说最大的看点，也构成了文本独特的人文氛围和景象。自然，在小说里呈现一方水土的文化精髓相当不易，在这一点上作家懂得取舍和识别，才使读者在纷繁的西部文化现象中看到令人瞩目的表达，也使得作品具有非凡的个性。

瓦楞草，原名于洪琴，现居宁夏银川市，从事诗歌、评论等文体写作，著有诗集《词语的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