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天长啸发浩歌

◎张 铎

——在李增林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李增林先生曾任宁夏政协副主席、北方民族大学首任校长，又是著名的先秦文学研究家和楚辞专家，同时也是一位诗人。近期，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李增林旧体诗选》《李增林抒情诗选》《李增林朗诵诗选》《溪原楹联与联墨选》四部文学作品集，是我区文学创作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个重要收获。这几部作品集以火热的赤子情怀，鲜活的诗家语言，勾勒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出了浓浓的时代精神。李老的诗歌作品，除了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还具有鲜明的情感色彩、语言色彩。他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把笔触伸向人民和社会的深处，画时代之像，传人民之神，展现中华审美风范。

一

诗人的代表作《给大海》，最初刊登于1962年7月号的《宁夏文艺》。诗作既有雄放之势，又有浓郁之情，时代特色鲜明。甫一发表，读者奔走相告，互相传抄。李老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用自己热情的歌声，参与了人民群众反对旧世界和创造新世界的伟大事业。他的作品受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文学，尤其以叶夫图申科、罗日杰斯文斯基等为代表的“大声疾呼派”（又译为“响派”）的影响较大。不过，李老的作品除了反映历史的兴衰和人民的忧乐，又根据新的时代生活的表现需要，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诗歌语言方式，构筑新的形象意境，确立新的美学风格，创造了一种既有社会教育功能，又有艺术审美价值的诗歌作品。如《亲爱的党，下命令吧！》《给大海》等，就是其中代表性作品。诗作用语平易而不乏形象，有慷慨豪迈之气概，真挚动人，无尽的深情溢于言外，语浅意长。李老的诗歌创作在表现时代生活时，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饱含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感受，融合着个人的真情实感，有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他诗中的情，是“这一个”知识分子的情，只不过诗中的“我”超出了诗人本身的范围，是“大我”。诗是最为个性化的文学形式，真正优秀的诗人，都是以“小我”表现“大我”，追求个性与共性的统一。高尔基曾说：“诗人是世界的回声，而不仅仅是自己灵魂的保姆。”是的，有责任感的诗人，怎能仅把诗写成自己心灵的历史。诗人之中的“我”，大多是借“我”这个抒情主体来传达一个时代的感情与愿望。诗人个性消失，就等于失去了诗的魅力，也失去了时代生活的丰富性。李老的作品大都是时代的产儿，是一个时代人民的感情（情绪），其根基关键在于人民群众。从李老的诗歌创作实践看，应该说是忠实履行了对时代的责任，无愧于时代和人民。

二

新诗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优秀的诗人之所以能写出优秀的诗歌作品，就在于他们写出了时代的乐章，表达了人民的心声，诗歌作品的时代特色非常鲜明，这是李老他们这一代诗人的共同特征，不过与同时代的众多诗人相比，李老诗歌的感情色彩也比较丰富。李老除了表现具有广泛意义的社会现实以外，也写了许多优美的抒情诗。正如著名诗人吴淮生老先生所言：“以豪放为主调的诗人李增林也有柔情似水的诗章，其《李增林抒情诗选》大率如此。”众所周知，诗不能排斥感情色彩，何况感情色彩的高尚与低俗等，同样是有是非界线的。只有思想境界比较高，写出来的诗，感情色彩才可能是高尚的，能反映时代精神。如这本诗集中的《胡琴和风琴》《当桃花盛开的时候》等，就是一些抒情味很浓的诗章。诸如此类诗作，当然是可以写的，也是诗歌百花园所需要的。又如李老的山水诗《乙亥春咏银湖》：“天降彩虹桥，剪裁柔水娇。涟漪舟数点，莲叶半湖飘。”“天”“桥”“水”“舟”“湖”“涟漪”“莲叶”七个名词，“降”“飘”“剪裁”三个动词，以及形容词、量词等，被诗人巧妙地排列在一起，组成了一首诗，动静交错，时空交汇，情渗于景，意溢于言，婉雅纤丽，抒发了诗人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思想感情，足可摇动人心。从“诗家语”的角度看，真乃学者之手笔。这也有力地证明了题材不具有决定意义，思想认识水平的高或低、感情倾向的高尚或低俗对作品色彩的格调起着决定的作用。写山水诗，抑或小花小草都是可以的，但如果把写山水诗、小花小草作为一种厌恶“带时代色彩”的创作目的来追求，那就很不妥当了。因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创作就不应带着某种思想偏见，那种认为只有“不带时代色彩”的诗才是好诗，或唯有时代色彩强的诗才是好诗，这些观点都是片面的。思想的偏狭就会带来创作上的偏颇。无论何种题材，都离不开作者的思想认识和感情倾向，把握不好，同样写不好。李老诗歌创作的主旋律是豪放，但也不排除婉约，二者兼得。李老的创作是丰富多彩的，既有自己的个性特色，也有自己的艺术主调，那就是为时代为人民放声歌唱，这是他诗歌创作情感色彩的主色调，即使山水诗也没离开这个大方向。当然，李老作为一个具有火热赤子心肠的诗人，他不可能只把兴趣集中在一些狭小的天地里，而看不到广阔的社会人生，发现不了更具有时代意义和美学价值的内容。为人民鼓与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写诗，有了这个明确的目标，才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

三

诗歌语言是别有特色的语言，王安石称之为“诗家语”。著名学者周振甫曾说：“诗家语就是说诗的语言有时和散文不一样，因为诗有韵律限制，不能像散文那样表达。”李老作为知名的学者，他的诗歌语言也有色彩，主要体现在诗家语和音乐美上。其诗歌语言来自日常的现实生活，但又高于日常生活语言，有自己特定的语汇、语法、语序、逻辑和修辞。《七律· 仲夏游沙湖》诗云：“芦争绿簇翔鸥鹭，舟竞银波跃鲤虾。”“争”“翔”“竞”“跃”，“芦”“鸥鹭”“舟”“鲤虾”动词与名词组合，时风古韵，跌宕有致，诗意隽永。“绿”“银”设色清丽、意象鲜活，格律严谨，但不是与日常生活相对应的语言，而是对其的提炼、净化，尽管韵味浓郁，然“翔鸥鹭”“跃鲤虾”，在“文理”方面确有不通之处，可就是这个不通恰恰构成了地地道道的诗家语，体悟物性，慨然成篇，意旨绵邈，令人赏心悦目。又如阅读《南国红豆歌》《骆驼行》等这些感人的诗作时，我们首先注意的不是诗人提炼诗歌语言之苦，甚至忘记了诗人在写诗。这说明李老作为知名学者善用诗家语，诗歌意象感性大于理性，其诗歌语言艺术已经达到相当纯熟的境地了。

毋庸讳言，诗之所以为诗，还在于它的语言具有音乐性。诗歌是最接近音乐这种艺术品种的。诗的音乐是语言的节奏、音韵构成的交响。著名诗人闻一多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了诗歌的“三美”之说，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奠定了新格律诗派的理论基础。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克服并纠正了新诗过于松散、随意等不足，对我国诗歌事业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李老是宁夏第一个出版朗诵诗集的诗人，他以自己近期出版的四部诗集提醒诗人们注意自己诗作的音乐美。这也是李老诗歌作品语言富有色彩美的又一个显著特点。因为朗诵诗、传统诗词、楹联等，都是具有音乐美的作品。音乐是诗的翅膀，诗歌只有插上音乐的翅膀，才能四处传扬。李老在这方面的实绩，大家有目共睹。诗歌语言不但给读者提供一个美的感情世界，而且它本身的音乐美也是读者鉴赏的内容之一。音乐美，是内心的诗，是诗的心理学，是哲学的冥想。

李增林先生不仅在学术研究方面硕果累累，影响深远，在诗歌创作方面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作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我们应该像李老那样，到人民群众中寻找艺术的生命力与创作灵感，仰天长啸发浩歌，唱响时代先声，彰显改革精神，勇立时代潮头，不断推出高质量的文艺作品。

张铎，原名张树仁，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宁夏诗词学会副会长，北方民族大学客座教授。诗歌《沙湖》荣获第二届“ 诗国·中华诗词创作”荣誉金奖。著有诗集《三地书》《春的履历》，评论集《塞上潮音》《塞上涛声》等。

专题·李增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