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博

了一容祖籍甘肃，生在贫瘠的西海固，从童年开始颠沛流浪。过早经受历练的他较其他宁夏作家，更能在文本中呈现一种透视人心的质地感与悲怆感。张贤亮侧重政治苦难对灵魂的重创；马金莲关注的是匍匐男权体制下残喘的乡村女性的苦难；火仲舫关注市井生活中的人性险恶；李进祥注意到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人格异化引发的人性倾轧；张学东倾心书写各色女人的苦难命运；季栋梁深刻剖析封建家长制下，人们精神超负荷状态引发的道德失范、人性沉沦；南台专注描摹基层官场极具丑态的众生相；而了一容更关注深陷绝境的底层人物的生存困境，他把目光投放到被命运推到生死边缘的另类群体，用近乎绝望的笔调对他们的命运走向进行人文观照。

了一容特殊流浪经历决定小说整体基调冷暗阴鸷，赋予小说苍凉悲怆的西域风貌。他对底层社会烛照异常透彻，淘金工、流浪者、手艺人、牧马人等被抛到社会边缘的人物，在他笔下层出不穷，建构出一个不同于宁夏其他作家描绘的西部世界。小说叙事的变形与荒诞、意识流的穿插运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深层流露，明显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在文本中呈现一种内蕴审美张力，带给读者新奇阅读体验。了一容用新奇艺术构思架构一个晦暗的意象与生存空间，充满生的渴望、痛的挣扎、死的威胁。生存苦难与精神苦难的双重压迫让主人公深感窒息，人性倾轧如此惨烈，得益于了一容绝望生存体验与新奇审美视角。

笔者从生存苦难下的隐忍与抗争、精神苦难中伦理的异化、“文化寻根”对苦难的超越三个维度架构论文，为我们进一步开掘了一容小说深层文化蕴涵与社会意义提供思考。了一容对传统社会伦理异化的隐忧、对本民族文化的寻根与汲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再回望，对彰显优秀文化起到的凝聚共识作用，对民族伟大精神的继承与弘扬在当下具有显性时代意义，从中也折射出作者鲜明创作主题倾向与普世人文情怀。

一、生存苦难下的隐忍与抗争

了一容是流浪作家，能接触社会最底层的各类边缘群体，诸如流浪汉、淘金工、手艺人、乞讨者、牧马人、残疾人等，熟稔他们的生存困境。了一容对他们的情感观照始终透露悲悯情怀与人道主义精神，他们在生存苦难的重压下匍匐前行，隐忍成为其对抗命运苦难的唯一途径，对命运的安贫乐道何尝不是对苦难持以抗争的姿态呢？

《绝境》中，章哈与虎牛涉世未深，被骗到青海淘金。严酷的自然环境，老板动辄打骂，两人反复被推到死亡边缘。他们在出逃还是忍受现状的两极之间徘徊，心理矛盾的刻画在文本中构成显性二元对立，即将喷发出来，呈现一种内在紧张文本张力与异样审美体验。第一次出逃以失败告终，面对广袤戈壁、肃杀夜晚与嘶吼野兽，他们认为人起码比动物有温情，宁愿挨打也不出逃。回来后老板变本加厉地惩罚，被寒冷与饥饿裹挟意识的两人决定再次出逃，最终虎牛惨死荒漠，章哈带着身体与心理严重的创伤度过余生，小说具有极强现实批判力量。了一容用近乎绝望笔触，对主人公命运走向进行心理观照。人生已深陷绝境泥沼，试图抗争只能加重深陷程度，虎牛的死亡是作者向毫无人性的淘金老板的沉痛控诉。但作者没有停留在对苦难的表层叙事，而致力于挖掘深层民族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取向，这一目标是通过对章哈的塑造来实现的。章哈与虎牛性格迥异，虎牛生性懦弱，优柔寡断；章哈坚韧果敢，顽强拼搏。虎牛的结局必然注定懦弱者在生存前没有出路，只有对命运持以抗争，扼住命运咽喉，才能顽强存活。最终章哈逃了出来，他对生存的强烈渴望及与厄运的顽强抗争也是作者本人的投射，只有经历苦难，才能理解信念在人生困境中的伟大支撑力量。

了一容的隐忍不同马金莲笔下的隐忍，以马金莲为代表的宁夏作家，侧重书写荒凉感与苦涩饥饿体验，在这种苦难观照下，女性被迫隐忍；了一容笔下的人物本身多悲剧色彩。《独臂》中的独臂少年因身体残疾备受歧视，他人嘲讽加剧其精神重负，生存尤为艰难；《废弃的园子里》展示一幅苦难下求生的画面，厄运接踵而来，像《活着》的徐福贵，厄运仿佛是为考验主人公而存在；《大姐》中，出嫁前善良叛逆的大姐，对知识与艺术极度痴迷，想嫁知识分子的愿望被现实击败，婚后苦痛不幸，隐忍度过一生；《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中，母亲与残疾儿子的相互扶持，支撑他们在西海固大街上挨过一个个冬日，即使无人救济，即使儿子对母亲百般刁难，母亲仍坚强活了下去。“了一容小说中的各类人物，社会身份有别，个人遭际不同，但都面对着在这种特殊环境中怎样生存下去的共有课题，从中发掘出底层人民所特有的与苦难相抗争的隐忍之美。”①这种抗争不屈精神贯穿其作品所有主人公，文本涉及大量死亡书写，用一系列死亡意象构造完整死亡美学艺术，试图达到感官刺激的极致审美体验，产生阅读的陌生化效果。理想与现实、希望与绝望、美好与残酷的绝对化冲突在文本中一直呈显性存在，环境的艰难变相激励主人公的生存斗志，体现作者对失落民族精神的深切追寻，对家园意识的深层呼唤，彰显作者的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身份认同。这种顽强抗争精神也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里脱胎而来，显示作者对中华民族精神极强的归属感。从本民族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伟大、优秀的精神力量，体现作者致力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抒写，这为进一步弘扬民族精神，展现国家文化魅力起到促进作用，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正确抉择。

二、精神苦难中伦理的异化

“伦理关系指人伦关系，人与人之间能体现并反应伦理规定的关系，它是指导人们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他人等关系的道德规范。”②人作为社会性存在的生物，人与他人、群体必然产生联系。在现代化浪潮的席卷之下，原有社会伦理价值体系逐步解体，人与其他群体的伦理关系呈全新发展态势，如何构建新型生态伦理观是急需解决的难题。生态伦理蕴藏人与人的关系，凸显特定时期伦理价值理念。了一容用饱含讽刺笔触，批判现代社会因利益诱导而道德滑坡的群体；用饱含深情的笔触，歌颂遭人性之恶仍顽强反抗的边缘群体。了一容深刻揭示这些群体，在现实苦难前找不到出路，内心长期压抑痛苦，产生精神危机与违法犯罪等社会伦理问题。

《独臂》《废弃的园子》中，主人公们不仅面临身体残疾带给他们的伤痛，更多是人性之恶造成无法回避的心理创伤，人性异化导致传统社会伦理解体。《去尕楞的路上》中，撒拉族老人与东乡族青年结伴同行，老人无意瞥见青年的钱袋，引发贪欲的人性之恶却转瞬即逝，隐喻民族信仰对现代异化人格的救赎，以及作者对新型生态伦理意识的深情呼唤。《出走》中，窝蛋与伊斯哈进城流浪，遭城里人侮辱打骂。城乡差异的鸿沟在文中被揭示，城里人的歧视引发的矛盾皆为人性之恶，赋予底层人物的是无尽的伤痛与折磨。作者隐忧社会伦理的异化，渴望健康伦理的重塑。《板客》中，主人公反复遭遇不幸，沦为板客，以骗人为生，以悲剧收场。社会比自然残酷在于人性之恶，它会吞噬良知，让人麻木堕落，无可挽回，揭示作者对利益主导下伦理关系异化的嘲讽，研究者发现：“中国伦理道德总体上处于市场经济主导的状态。”③

西部社会背景下，了一容凭借记忆将流浪往事文学再现，营造一个具有强烈批判社会现实性的精神空间。在回忆与想象建构的叙事空间中，作者以大开大合的叙事模式，展开时空联想，打破时空限制，昭示记忆空间的宏大将人性之恶挖掘得淋漓尽致。上层人物的骄奢淫逸与底层人物的步履维艰构成二元对立，人性倾轧对边缘人物的精神束缚被尽情开掘，这是一个对传统社会伦理不断解构的意象空间。作者对生态伦理给予关注，从本质上说，是对人类自身的道德关怀。人的浅层欲望引发的道德失范、人性倾轧、伦理解构都是人格异化的产物，终导致人类的自我否定。了一容深刻认识到，人的浅层次欲望会掩盖人的本质性需求，就是作为种的形式，类的存在物延续下去的必要。所以，了一容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上，对现代社会进行人文观照，呼唤传统美德回归，实现对异化人性的救赎。对现代生存空间下生态伦理意识的深情呼唤，最大限度地实现“共生”现象，表现出作者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

三、“文化寻根”中对苦难的超越

了一容是东乡族作家，流浪生活使他长期浸没在苦难中。东乡族的族群身份，西海固的地域身份让他更有胆识与底气面对苦难。作者对苦难无一味情感宣泄，而试图开掘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通过对苦难的诗意化抒写，达到对苦难的深度超越，彰显作者的浪漫主义情怀。苦难叙事下隐喻的隐忍抗争精神的深层意蕴，彰显了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深层意识形态与精神文化状态。通过对本民族文化强烈寻根，加深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与中国文化的强烈归属感。“根应该深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上”④，“从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与现实看，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文化认同的基础” ⑤。

无论身体流浪，还是精神流浪，了一容执拗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从中汲取肥沃精神养分，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的一再回望与坚守，彰显作家的人文主义情怀。《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中的老奶奶，《绝境》中的少年章哈，《大姐》中的叛逆大姐，《妈妈》中的隐忍后妈，《猴戏》中的母猴，《去尕楞的路上》中的东乡族少年，《出门》中的伊斯哈，小说的主人公们都在绝望边缘挣扎，虚妄无助的死亡气息充斥文本，他们仍执拗抵制人生附加的苦难，试图与苦难和解。了一容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书写响应时代号召，走在时代前列，这也是作者本人的精神写照。东乡族人口相对较少，族源不确定性让了一容对族群归属质疑。《根基》中，主人公“我”说：“啊，我是一个失去根基的东乡族人，我们的民族是个苦难而流离失所的民族。”主人公就是了一容的缩影，东乡族历经沉浮的坎坷命运，民族苦难史深深刺激着作者，民族苦难何尝不是作者的苦难呢？同时，民族的苦难史又是一部奋斗史，东乡族在苦难中成长，向幸福走去，拼搏不息的民族精神给了一容极大激励，他选择把自我命运与民族命运绑定一起，把自我精神与民族精神深深契合。通过对本民族文化的寻根，了一容不仅充实小说容量，也让自我境界得到提升，灵魂得到升华，与苦难抗争时多了笃定与从容，彰显民族精神在当下的时代意义。民族优秀文化对个体审美心理、性格养成、人格塑造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了一容流浪身份向作家身份转换，乡村身份向都市身份转变，身份的不确定性让了一容深陷痛苦。流浪经历虽使了一容积累了丰富创作素材，但也让他人对他的作家身份产生怀疑。同时，不适应都市身份与留恋乡下身份让其精神饱受压抑。身份认同尴尬让了一容产生错位，精神流浪不亚于身体流浪。《静土》中，主人公哈儿回乡探望哥哥，却被误解自私，昔日家园不复存在，城市生活又充满压抑，这种城乡边缘状态不也是了一容本人的写照吗？城乡身份转换的尴尬，更激励作者试图寻根。这种强烈归属感在流浪者形象上体现得更明显，流浪者群像的塑造是了一容的成功尝试，带有极强自传色彩，所以真实可信。流浪者们的迷茫无助，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尴尬，也是了一容的写照。民族精神的强势介入尤为必要。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下形成的价值取向，对该民族具有强有力的指导作用。东乡族一直与恶劣环境作斗争，迁徙流浪是常态，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对生活坚定的信念深刻影响了以了一容为代表的东乡族人民。所以，了一容无一味展示苦难，而在苦难底色中透视底层人物蕴藏的坚韧民族精神；同时，作者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也见诸笔端，体现作者对民族文化滞后性的忧虑与反思。笔者认为了一容小说此层面的精神寻根与韩少功不谋而合，有论者认为：“韩少功所关注的绝不仅仅是中国作家的精神寻根问题，而是现代中国国民的精神寻根问题。韩少功将寻根的方向与目标从传统生活转向了现实生活，这或许是因为他觉得现实的精神寻根问题比传统文化的寻根问题更重要更迫切。⑥ ”

了一容是当代文坛特色鲜明的东乡族作家，流浪经历让其审美观照对象趋于多元化，为读者建构一个容量丰富的叙事空间，在这个多元话语空间中，异质文化元素不断碰撞，在文本中形成极大张力，表现作者对文字超强控制力。小说囊括十几种社会职业，对其细致描摹彰显作者对底层社会的洞悉，不同阶层人物的情感取向在文本中形成内蕴审美张力，给读者造成紧张阅读体验，他的语言粗粝化，对苦难抒写极尽真实，营造出一个感官刺激达到极致审美的意象空间，形成一种咀嚼趣味。

主人公内心世界丰盈，与外部恶劣环境形成强烈反差，民族精神价值得到最大程度彰显，民族精神的介入让小说焕发出蓬勃生命力，这是作者执意文化寻根的结果，只有汲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个人价值才能实现最大化，民族精神才能在新型话语环境下得以弘扬。同时，了一容以细腻平民视角关注社会伦理变化，表达内心隐忧。身体苦痛尚能容忍，人性之恶带来的精神创伤却难以弥补，人性倾轧终会导致传统伦理的瓦解，对社会稳定乃至国家长治久安也产生威胁，了一容站在人文立场上审视异化伦理关系，对现代社会人性异化提出批判。对民族文化的回望与坚守，对传统美德的呼唤与回归，暗含作者渴望重构生态伦理社会的诉求。了一容执拗回归民族传统文化，借民族精神实现对苦难的高度超越，不仅表明了一容对本民族身份的认同，也表明了一容的民族自信意识，对民族文化强烈归属让了一容小说极具力量感。

① 了一容. 手掬你直到天亮［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6.

② 龚群. 社会伦理十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1.

③ 樊浩. 当前中国伦理道德状况及其精神哲学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2009（4）.

④ 韩少功. 在后台的后台［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276.

⑤ 王福革.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文化认同研究［J］. 学术探索，2019（4）.

⑥ 陈仲庚， 韩少功. 从“文化寻根”到“精神寻根”［J］. 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2）.

张一博，北方民族大学在读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