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高速前进的时代，每个普通个体的生存都陷入了一种庸常的状态。我们不再深陷动乱的泥潭，但同时也失去了20世纪中国人所具备的那种经由历史转变而来的忧患感和崇高感，也缺失20世纪末因为经济形势的转变和诸种社会思潮“你方唱罢我登台”的热血与澎湃激情。当今时代，个体的生活表面看来都是一派岁月静好的模样，实际上却多了些面对现实生活的无力感。敏锐的作家已经注意到，这种平静和庸常的生活表面下其实掩盖着巨大的潜流涌动。2019年，很多宁夏作家，揭开了风平浪静、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面纱，努力寻找人生存的悲剧性。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在一次访谈中说：“文学应该从人类的暗部去发现光明的一面，给人以力量，让人更信赖人。”真正优秀的作家，总是致力于透过丰富繁杂的生活表象，去探索人类生存的荒诞性和悲剧性，从中努力寻找积极向上的力量和因子。

张学东2019年发表的几篇小说关注的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但却以一种冷静而客观的叙事方式与现实保持着距离，努力揭开覆盖在现实外层的面纱，深入揭示人类生存的荒诞性，从而探索积极向上的勇气和力量。中篇小说《一意孤行》（《当代》 2019第5期）中因为被误判坐了十多年冤狱的屠师傅，二十年后，面对一个无辜死亡的女孩子，还是忍不住去追查凶手，抓到后一度想亲手处决他，但善良和理智使他最终选择将凶手交予法律裁决，他也获得了心灵的救赎和平静。在这富有启示意义的选择面前，屠师傅的高贵人性让每个读者动容。短篇小说《归途》（《芙蓉》 2019第4期）尽管展示的是人间琐碎与灰暗的生活光景，但作家的创作立意和态度是积极正面的。小说通过出色的叙事才能，客观冷静而又细腻传神的笔致，传达出对冷漠的人际关系的思考，对人的生存处境的忧虑及对存在的荒谬性的反思。尽管笔触冷峻犀利，写的也是处处布满暗礁的人生，但从小说的结尾我们能清晰地看出作家批判的立场和悲悯情怀。

对复杂敏感的现实生活和情感问题，如何认识和拿捏，考验着一个作家的智慧和笔力。张学东的《被狗牵着的女人》（《小说选刊》 2019第11期）将目光投射到退休人群。小说以入世的悲悯情怀与凛冽的笔触深入描摹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芬素因不幸的经历，总是被孤独和无助包围，退休后终于在宠物狗身上找到了情感慰藉，她甚至为此放弃了现实亲情，成为一个“被狗牵着的女人”。作为一种文学形象，“被狗牵着的女人”直指现代都市人的精神孤独。在这几篇小说里，张学东小说的叙事和语言尤其值得称道。他的小说语言带着强烈的视觉和神经冲击力，这种冷冰冰的语言，以及近乎幽暗甚至带着魔力的叙事方式，将生命、人性以及存在的荒诞感尽数展示出来，这是张学东小说的叙事魔力所在。这种荒诞叙事所带来的艺术张力，成为张学东小说重要的审美特征。

在2019年的宁夏中短篇小说创作中，还有一部分小说通过对人类精神伤痛的集中展示，尝试重新点燃反抗绝望、反抗荒诞的精神之光。如马悦的《银玲珑》（《芒种》 2019第5期），围绕小女人麦燕一生的悲剧，写一个有关西绪福斯神话主题的故事。在古希腊神话中，西绪福斯是一个有着悲剧命运的受难者形象。加缪的《西绪福斯神话》一书却赋予西绪福斯反抗命运、实现理想的崇高悲壮的精神内核，《银玲珑》很好地承续了这种精神内核。麦燕八岁时被母亲卖掉，成为童养媳，逃跑成为她此生唯一坚持的事。但耗尽大半生光阴，她仍然没能从魔窟里逃出来。麦燕一生都在希望和绝望间重复着，但她一直反抗，努力向前，并以此构成她悲剧而传奇的人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麦燕和西绪福斯的形象有着某种联系，与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文学中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有了内在延续性。每个人都知道命运之神的强大，但绝不会放弃挣扎，这才是生命真正的韧性和高贵之处。类似主题的还有王心军的中篇小说《活在城中》（《朔方》 2019第11期），小说通过不紧不慢的口吻，将地下停车场收费员与保安、车主、停车场管理人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写得精彩纷呈，全方位地展示了挣扎在城市底层人们的生存故事。小说中的“我”尽管厌倦人事纷争，但仍然保持着美好的品质和高贵的做人准则。小说既不回避人物贫困窘迫的生存处境，也不让他们陷入没有精神的泥淖中，而是将生存的残酷挤压和心灵的超拔相碰撞，从而营造出小说的诗性品格。王心军的小说并不有意美化生活中的琐碎与痛苦，但是在叙述的时候又能保持节制的笔致，使得小说有一种理性的力量。朱敏的短篇小说《犯月羊命》写的也是反抗绝望的主题，小说中的翠翠命运坎坷，屡遭打击但仍然向往美好的生活。这篇小说中小人物挣扎向上的力量无疑是动人的。

2019年宁夏的一部分中短篇小说，努力从反思现代性的角度出发，展示乡村人们的真实处境和精神世界。客观来说，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作家们一直以改造乡村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现代性思考，但是受时代环境影响，这样的写作大多带有一种惯性写作的特征和为时代服务的意识，缺乏独立的创造精神。很多作品，对当前农村的现实状况，并没有真正从反思现代性的角度切入，只是停留和沉浸在简单的社会和道德谴责中，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精神缺陷。事实上，缺乏理性精神和反思意识的作品，也不可能真正揭示乡村社会现实的真实面貌。马金莲的中篇小说《主角》（《芒种》 2019第9期）将目光投向农村，从反思现代性的角度出发，以一个傻子的视角展示了乡村政治的荒诞性。小说有对乡村基层政治的批判和对形式主义的反思，也有对英雄主义精神失落的叹息。但细读之后，会发现作品表现的并非对现实人生一种简单的否定，还有批判与反思立场的表达。与此相似的是，卢永的《头羊》（《朔方》 2019第7期）通过刚刚找到情感慰藉的郭瘸子的意外死亡，透视和反思乡村孤寡老人异常孤独和寂寞的情感现状。与经济快速发展相伴相生的，必然是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从现代性反思的角度及时地捕捉和把握乡村社会中的新问题，是作家们责任意识的体现和基本的写作伦理。2019年宁夏的中短篇小说，有多篇反映社会中的新问题和新矛盾。董永红《纸上有座山》（《朔方》 2019第7期）是一篇值得仔细玩味的小说。小说透过一只还未出壳的小蛇的眼睛观察人间世相，展示斑驳岁月和大的时代进程，同时对利用留守老人生财等乱象进行揭示。作家杨军民的《只想和你唱秦腔》（《朔方》 2019第7期）触及的是养老问题。农村老汉栓子独居，只好在唱秦腔中寻找精神寄托，他和剧团的麻女子之间产生了一段相顾相怜的情感。小说虽然以悲剧收尾，但麻女子身上坚毅、豁达等优秀品质使人动容，这是生长于民间的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在作者平静的叙述下尤为震撼人心。

韩银梅的短篇小说《浪漫伴侣》（《朔方》 2019第6期）带给读者一种难以言传的震撼体验。从题材看来，小说关注到当下炙手可热的人工智能和虚拟世界等问题，但如何将冷冰冰的科技知识嵌入文学作品中，如何将科技问题转换为文学话题，以文学的方式表现科技对于人性的异化，是摆在作家面前的一个重大艺术难题。韩银梅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角度，小说通过为一对夫妻分别安排机器人伴侣这样夸张的方式，凸显人物内心世界的极端孤独和痛苦，通过反讽的艺术手段将现代社会人和人之间的隔膜疏离悉数展示出来，表达的是存在主义式的文学主题。作家将技术性的因素很好地消融在对生活细节的描写里，将哲学反思寄予在人物的生存境遇中，这种艺术和哲学的探索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