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慧萍

——以张孝华古体诗为例

张孝华是我区一位古体诗词爱好者。自2016年学习古体诗词写作以来，他的古体诗词被《诗刊》《中华诗词》《中华辞赋》等多家刊物选用，并多次获得全国不同级别赛事奖项。笔者认为，张孝华的古体诗词之所以能在当今众多古体诗词写作热潮中“浮出水面”，与他的现实主义写作风格不无关系。

古体诗词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常有“恍若隔世”之感。除了那些久经考验，众口相传，堪为经典的唐诗宋词之外，普通读者对于古体诗词常常是敬而远之的。但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和“诵读经典”以及近年来中央电视台的诗词大会等活动的开展，人们对古典诗词的欣赏和古体诗词写作的热情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境地，学习古典诗词、写作古典诗词蔚然成风，至今方兴未艾，大有如火如荼之势。

但是相对于其他文学体裁，古体诗词始终处于“曲高和寡”“阳春白雪”的地位，是少数人的文学，而失去了“大众”读者。不过，张孝华的诗被报纸杂志屡屡选中，并广泛流传于微信圈，被比较多的读者认同，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这与他诗词写作的视角的“低”、篇幅的“短”、语言的“白”有很大关系，即他借助格律诗这种“古典”的形式抒写着当代人“当下”的生活，他替那些处于生活底层的读者抒发他们心中所思所想而笔下却表达不出来的情感，说出了他们心中想说但没有人能用古体诗词说出来的话。写得明白，读得明白，所以就有共鸣。这就是读者和作者之间最为切近也最为直白的关系，也是文学作品（无论是什么体裁的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之所在。

张孝华的古体诗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其一是低。即选材接地气。古体诗词长期以来有一种几乎无古不雅的流俗。有人过于追求意境的优美而着意、蓄意美化生活，把情感寄托在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上。还有人追求典雅，追求古典美，讲究“无语不有出处，句句皆有来头”，甚至不敢越前人雷池一步。遵古、拟古成风，甚至到了“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黄遵宪《杂感》）的程度。这样的古体诗词只能是读书人写得出，写给读书人看的东西，成了真正的“案牍”之物，而远离了社会现实和生活实际。纵观历史，这样的案牍之物不在少数；观瞻今人，写古体诗词者大有不把古体诗词搞成“阳春白雪”誓不罢休的势头。当然对于意境的追求，你再怎么“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都不为过，但是一味追求拟古，以让人看不懂、看不明白为目标，就偏离了“文学为大众服务”的方向。而张孝华的古体诗词能着眼于底层，替那些粗识文墨或者说文化程度不高的“劳动民众”说话，写他们熟悉的生活，抒发他们熟悉的情感，那么引起共鸣就在情理之中了。

可以说，张孝华的古体诗是写给那些在现代生活中匆忙奔波而没有时间看长篇大论文章的打工者看的；是写给那些识字不多但有阅读欲望的现代人看的；是写给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最需要情感关照的人看的。

其二是短。古体诗词本身就以精炼为特点，言少意多，含蓄蕴藉，一字千金。在短小精悍的古体诗词行列中，张孝华尤其喜欢选用绝句这种只有四句话的诗体来表情达意，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这种言简意赅的精短小诗极适合人们利用缝隙化的时间进行碎片化的阅读。这也是现代大多数人（尤其是那些把手机微信圈作为主要阅读载体的人们）的阅读习惯。言简意赅又通俗易懂，极为切近“自己”的生活，具有情感共鸣，这就是微信圈里的“张孝华现象”形成的主要原因。

其三是白。张孝华把古体诗词写得浅显易懂，一如口头语。切合了大众文学的口味。关于大众口味，白居易有“老妪能解”的主张。白居易每作一首诗就念给老年妇女听，不懂就改，力求做到她们能懂。相传，他的《母子别》就是从他家的老保姆那里听来的故事。唐宣宗李忱曾写了一首题为《吊白居易》的诗，其中两联是“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极言白诗所知人多，所晓域广，通俗易懂，音韵和谐，圆润悦耳。可见，文字朴素、直白易懂，对于古体诗词而言并不是落于流俗，古体诗词最关键的是文字简白而意象丰蕴。白居易做到了，再往前数，李白也做到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而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也都是小儿能解、老妪能听之语。再往前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的汉乐府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里的《关雎》……哪一句是高深难懂或者生涩难解之语呢？因此，直白通俗并不是诗之大忌，运用得当才能大有佳境。白而好解，直而好读，简简单单，却意蕴丰腴，音律和谐，朗朗上口，有金玉之声，岂不快哉？

当今写古体诗词者大多数人遵《平水韵》《词林正韵》为正宗，拘泥于古韵，不能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也多多少少拘囿了古体诗词的写作和发展。要知道，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语言当然也在发生着快速的变化，尤其是语音的变化更快，今人写古诗，读者是今人，而拘泥于古音古韵，实在是弊多利少。张孝华的诗以鲜活的口语入诗，既不出格出律，又浅白易懂，这一点值得肯定。

现以张孝华《农民工系列》（绝句四首）为例，略做分析。

农民工

京城又是雪飞扬，遥望归途万里长。

为解心头思念苦，天天劳累用钱量。

首句从京城飞雪的环境写起，把农民工放在了特定的环境中，而这样的环境（不论是雪花飞扬还是艳阳当空）都是出外打工的农民工习以为常的生活环境，他们或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或骑在摩托车上奔跑，什么天气、什么环境似乎都不影响其劳动和奔波的速度，因为用体力来挣钱养家糊口是他们唯一的目标，也是他们惯常的生活场景。对于他们而言，没有喘息机会，没有休息时间，如果休息就不能挣到更多的钱。而无论怎样窘迫的环境和劳动场面，都不能熄灭他们心中的思乡之情，因为他们都是血肉之躯，他们也有七情六欲、儿女情长。而唯一聊以自慰的是“挣钱”的理想在一天天接近实现。因此“为解心头思念苦，天天劳累用钱量”就语出肺腑，自然天成，道出了农民工在挣钱和思念之间的挣扎与安慰。唯一觉得不够诗味的是“天天劳累”这几个字因为太直白而味儿淡了些。

农民工（新韵）

半袋“乌江”两个馍，一瓶啤酒一人喝。

莫说都市打工苦，追梦人生都是歌。

此诗以小视角入题，“半袋‘乌江’”和“两个馍”既是写实，又成佳对，半袋“乌江”榨菜和两个馍把农民工的形象异常鲜明地勾勒出来了。“一瓶啤酒”和“一人喝”是写实，更因为“一”的重复而带出了农民工形单影孤、寂寞无助的心理活动。而作者却躲在文字背后，只让文字说话。看似无情语，却深情藏泉下，汩汩作响，令人心动。下班之后，或者工作间隙，“半袋‘乌江’两个馍，一瓶啤酒一人喝”的情景对于这些在街头小憩的农民工来说是常态。一、二句，妙就妙在无一情语，却让读者、听者、经历者如鲠在喉。后两句稍显跳跃，似乎是跑出来“硬”说的话，虽然是光明的尾巴，却也是人之常情。不论是打工者还是现代写字楼里的金领白领，在这个人人追梦的年代，追梦是人生的主旋律，也是幸福生活的真谛。

回家过年（新韵）

大包拖曳小包扛，千里归家雪路长。

牢记爱妻私语事，纸烟换作口香糖。

此诗前两句似无奇处，朴素直白的语言描写了农民工归家过年之情景，大包小包，拖曳肩扛，司空见惯。“千里归家”还是“雪路长”也无奇处，只说归家路长，加上雨雪霏霏，倍增旅途艰难而已。奇处在于三、四两句的扭转和结牢。“牢记爱妻私语事”，突兀而起，令人眼前一亮，思绪联翩：私语者，何事也？“纸烟换作口香糖”是交代，也留有余音。为什么要把“纸烟”换作“口香糖”？不禁令人哑然失笑。小小一个的“换”字，便道尽夫妻之间的小情趣小情调，而倍增雅趣。回头再看前两句，那种受到城市文明熏染的打工者形象便如在目前。确实是字少言多，含蓄蕴藉，意在言外。

伏日里的农民工

晚归何处觅清凉，借宿街头凳作床。

但乞蚊虫莫惊扰，留些好梦到家乡。

此诗很得唐代金昌绪《春怨》之佳境：“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艺术上有明显的仿古之迹。但是从题材上来说，他选取的是现实中的街头一景：睡在街头长椅上的农民工，他们经受着日晒虫叮蚊咬的辛苦，却也因为劳累而睡得香甜。三、四句是作者跑出来说的话：“但乞蚊虫莫惊扰，留些好梦到家乡。”也是打工者的心愿，更是远在家乡的亲人的盼望。父母、妻子、儿女，也可以说出这样的话，心存这样的疼惜。“留些好梦到家乡”只说“好梦”，何为好梦？好梦里都有谁？作者不说。而读者各有解读，各有好梦。

司空图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难，已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如渌满酒，花时返秋。悠悠空尘，忽忽海沤。浅深聚散，万取一收。”（《二十四诗品·含蓄》）无一字直接述说自己的情思，而自己的情思却在寻常事物的描绘中得到了最完满的表现，这是诗歌的最高境界，也是“含蓄”的真谛。

张孝华的古体诗词内容以关注农民工、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取胜，既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又充分展现了“底层”人物的情感世界、生活环境、语用环境，可以说是非常“接地气”的“直如口头语”的古体诗歌，这在众多文人写作和案牍之物盛行的古诗词中无疑似春风拂面，令人耳目一新，心旷神怡。希望张孝华先生能够沿着自己“短、白、低”的路子继续探索，保持自己古体诗词的现代意识，写出更多反映现实生活的直如口头语、翁妪能解、小儿能吟又不失含蓄蕴藉的好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