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分化格局与面向价值的写作

◎兰喜喜

——计虹小说集《刚需房》论评

有丰富编辑经验的计虹写小说着实令我惊讶，之前她写诗歌我知道，但她写小说，我丝毫未曾察觉，这多少有点说不过去。当然，这都是因为她对文学矜持、低调和不张扬的谦和态度。

《刚需房》就是这样一本矜持、低调和不张扬的小说。我之所以这样说，原因有三。第一，《刚需房》是作者站在多元文化格局的价值立场上，用女性主义的文化观念叙写的一本具有较强地域标签的小说集，正如作家郭文斌在序言里所说：“她的小说，发生的空间多为我们熟悉的这座城市，无论是写街区，写单位，还是写家庭，都有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既视感。我们经常谈论文学的地理性，其实计虹的文学地理就是银川……她正在写一本带有本土气息的‘银川文学’，它是与湖滨街、北京路、凤凰碑、北塔、典农河、唐徕渠等根脉相连的文学。”第二，这是一部低调不失优雅，华丽且不张扬的小说，从表面上来看，它和本土其他女作家的写作没什么明显的区别，个性化写作观念并不突出，但从本质上来看，这又是一本有别于哈若蕙、马金莲、韩银梅、曹海英等一批先前在宁夏文坛上有影响的女性作者创作的小说。她在汲取同行创作经验的同时，以都市为轴心，另辟蹊径，为她的创作寻找到一个很好突破口，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我们知道，都市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又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象征，在都市里，往往集聚的是不同文化、职业、语言背景的人群，这些人有着一定的匿名性。在计虹的小说中，这样的元素很多，如《老苟的狗事》中的老苟，《日子像流水》中的杜穆伟，《舞狮的老龚》中的老龚，他们出身不同，社会背景各异，但他们无不以都市为轴心，在高楼林立、人际关系复杂的都市代际脉络里展开他们的日常生活，消耗各自命运中的悲欢。第三，“现实主义”叙述策略是这部小说集最为耀眼的存在。这句话的调子可能太大，甚至不适合概括计虹小说所承载的文学意义和美学价值，但这并不妨碍这部小说在当下宁夏地域文学里的独特性。笔者以为，好的小说往往是“写实的”，这一点从计虹“耐心地写细节，耐心地写情节的发展过程，耐心地写人物的精微感受”①中就能看出，而这些恰恰是好小说最明显的特征，计虹的小说，已初步具备了这些特征。

一、多元文化格局下的“经验写作”

谈到“经验写作”，我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这个词和陈染、林白、卫慧、棉棉的写作联系到一起。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出现了两股较强的写作热潮，一是以王朔为主的商业写作，二是以陈染、林白等为主的“个性化经验写作”，前者不论，就后者而言，“革命历史”题材的宏大叙述在她们脑海中是缺席的，或者说她们是有意排斥的。她们在历史的横截面上选择远离主流，与政治关系刻意保持距离。但在需求远远大于供给的商业狂潮袭击下，文学话语的新背景下，又为了更好地适应时代，寻找文学创作和价值意义上的突围，她们将目光投向都市小人物，关注小人物的悲欢离合，用私密的经验传达城市生活光怪陆离的生存现状，这一点，计虹与陈染、林白何其相似。有所不同的是，陈染、林白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树立了一个反抗对象，即男权社会的价值立场。因此，她们的写作反抗性极强，叙述场景具体，甚至简单、粗暴。我们从陈染、林白的写作场景里，时常能搜寻到房间、床、酒吧、幽暗狭长的街道等名词，而在计虹的叙述中，这些场景演变为沙发以及柴米油盐的细枝末节。

我不能说计虹写作的经验就来自陈染、林白、卫慧、棉绵等人，但她们的路径惊人地一致。如《老苟的狗事》，这是一篇充满隐喻的小说。老苟退休后，赋闲在家和老伴儿过着无人打扰颐养天年的生活，他的生活简单、具体，没有多少闲杂事务，除了日常生活的烟火气息外，与外界的交流碰撞几乎为零，唯一的爱好就是抽烟。这一切对老苟来说，是多么惬意。就在他享受这种惬意生活的时候，生活的插曲来了，女儿怀孕了。

老苟的女儿喜欢养狗，品种是我们常见的迷你型贵宾犬。女儿怀孕后，担心养宠物会对孩子正常发育有影响，于是就让老苟代养狗。老苟是粗糙的人，生活邋遢，爱抽烟，对狗没有多少兴趣。可女儿让养着，他也只能将就着养。问题的关键是，这一接手，发现问题很多。尤其是女儿时不时地关心狗的生活状态，让他很烦。还有就是女儿为狗准备的生活所需，让老苟觉得人有时活得还不如一条狗。女儿为狗置办了一间像草莓一样精巧的房子，精致的不锈钢碗，高档的进口狗粮，一年四季的狗衣服，纱裙子、小毛衣、小绒衣、小棉袄，各式各样的狗链和花样繁多的狗玩具。最让老苟感到意外的是一包像尿不湿一样的东西，这个东西，老苟带着老花镜研究了半天，终于才明白，原来是狗狗发情时穿的生理裤。老苟看着这些东西真是哭笑不得，嘴里大骂着：“这两个败家的玩意儿，对爹妈也没见你们这么上心过，狗比爹妈还金贵了……”

老苟这句话看似随口一说，可现实的意味却并非这样。计虹在这里向我们道出了潜藏在这个时代里的一个巨大隐喻性话题，“孝”在物质主义获得极大满足的时代里被缺席、被遮蔽的一面。事实也是如此，在当下甚至与我们擦肩而过的陌生人群里，可能就存在着一大批置父母感情于不顾而独自享乐的人，他们花天酒地，沉沦堕落，他们吟风弄月，恋猫恋狗，就是不愿在孝敬父母上多付出一点力气。特别是在公公婆婆与儿媳妇之间的关系中，这种现象就极为普遍。关于这个问题，计虹在小说中也有阐述，儿子当了北漂后，孙子一出生，老苟和老伴儿也被迫跟着当北漂。刚开始，一家人还能和睦相处，月子一出来，儿媳的脸色就不那么好看了。要说，老苟也还算温顺，毕竟他也是退休干部，可唯一的毛病就是喜欢抽烟。儿媳坐月子期间，刚开始，老苟烟瘾犯了就跑到走廊里抽，后来觉得麻烦，老伴儿也骂他进进出出把外面的贼风带进来，会影响孙子。于是老苟就想了个办法，干脆躲在厨房抽油烟机底下抽，油烟机的嗡嗡声就影响到儿媳妇的休息了，于是儿媳就向儿子告状说，整天嗡嗡嗡的，她的头都要炸了。儿子给老苟一说，气得老苟第二天就打道回府了。

这些微妙的关系，既具普遍性，又具典型性。计虹作为一个写作者，用很自然的笔墨，把现实生活的细枝末节很巧妙地勾勒了出来。正如玛格丽特·艾特伍德在《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一书中说：“一本书可以是一种态度的征兆或反射（尽管它不一定是一本坏书），或者是对这种态度的有意识的考察（它也不一定是一本好书），后者看上去宿命感要少些，一种对受害经历的考察，包括成为受害者的需求，暗示一种更为现实的超经验的欲望，尽管他在那本书中表现得不明显。”②文学说到底，还是要传递或暗示一种更为现实的超经验的态度，关注弱者（受害者），因为“小说是对人生事实的回望和追忆，是人类对抗遗忘的一种手段……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物种，就在于他不仅有回忆能力，而且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只有通过持续不断地追问和反思，自己才能不断地积累经验，才能变得更加成熟和智慧”。③

《日子像流水》是一篇别具韵味的小说，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个小说在写人性复杂的同时，还写了复杂中蕴含的简单一面。这个小说读起来似乎并不一波三折，但极强的故事性和带入感让人看上几行就停不下来了。杜穆伟是一个因父亲患病而家道中落的人，为了给父亲看病，几乎耗尽了家里所有的钱财。即使这样，还是未能挽留住父亲。父亲走后，杜穆伟感觉像被抽走了筋骨，沉迷堕落，一蹶不振。昏睡间，父亲托梦说：“谁都可以瞧不起你，但你自己不能瞧不起自己。”醒来后，发现母亲坐在床边默默流泪。他想起父亲在医院的日日夜夜，以及为了医药费受煎熬的日子，最后振奋信心，去了南方打拼。

李想走后，生活归于平常，林晓芬这个养尊处优、爱慕虚荣的女人也因现实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她刚开始拒绝、排斥杜穆伟的一切行为，甚至怀恨杜穆伟与李想女朋友之间明暗不定的关系。尤其是在李想女朋友的月子里，杜穆伟为伺候她，忙前忙后，让林晓芬更是醋劲大发。这一切，李想的女朋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她知道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反而会拖累杜穆伟，使他们的夫妻感情变得更糟。最后，在孩子满月后，她选择一走了之。李想女朋友出走时，把孩子留给了他们，直到这时，林晓芬才彻底地改变了。我不知道这是作者有意而为之，还是因故事自身的力量推动作者这么叙述的，当然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写了一种温暖的情怀，责任以及现实生活中的残缺的美。因为，林晓芬不能生育，而这种意外，正好弥补了她自身的某种缺陷，使得他们的生活从无望到充满希望，从想着逃离，到变为对温暖的守护。

这让我想起刘再复先生在《文学的反思》一书里说的这样一段话：“文学的思维，是一种创造性极强的思维。这种思维的基础和出发点，是作家自身对现实生活的真切感受。作家凭借自己的感受和生活的逻辑以及自己的情感逻辑进行创作时，往往会冲破作家原来的设想，出现他们未曾预料的结局。这种思维的特点保证了作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也保证了文学艺术的丰富性和生动性。”④

二、现实主义的多样性与都市题材的策略叙事

赵炳鑫先生在《城市叙事的可能性表达》一文中谈到计虹小说城市叙事的自觉写作时说：“面对当下中国社会复杂深刻的变革和转型，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家会饱受时代裂变所带来的思想的困惑、精神的阵痛和心灵的煎熬，这应该说是我们的小说家必须承受的代价，唯其如此，才可能真正把握时代的脉动，才能真正贴近世道人心，才能真正洞穿时代的迷雾，接受灵魂的洗礼，生发有智识的思想，从而有效地介入生活的肌理，并最终参与时代精神的建构。这是对现代小说家在思想认知上的要求，说透彻点，就是现代小说家要有现代性。”这话若单纯用于计虹小说的评价，那实在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针对计虹的小说，笔者实在未敢用更高的标准来定位这部小说，怕判断失误。实事求是地说，如果用苛刻的文学研究标准来打量这部小说，它有很多可被我们挑剔的地方，比如《如果疼痛可以开花》《长颈鹿躲雨失败》《影子》等小说，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跌入了当下短篇小说同质化写作的陷阱里了，这些小说从文本叙述上看，没什么问题，但从小说创作的美学叙事上看，我可以向计虹宣战，甚至批评她缺乏应有的创新之意，循规蹈矩，沿着老路练就新的步伐，这是何其别扭。但若稍微转变视角，变换思维，把它放在地域文学或都市文学的特定区间内考察，它就有了一定的独特性。

就《长颈鹿躲雨失败》这篇小说来讲，写得极为清新脱俗。小说写了女性在现实生活中被妥协的一面，方舒是一位单位的小职员，工作上兢兢业业，生活上勤劳能干，就是这么一个勤劳朴素的人，与她生活发生交集最多的两个男人，一个是老公丁大力。丁大力是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弱势群体，无固定职业，跑保险、卖房子、做策划，忙忙碌碌，赚不到什么钱，而且三天两头换工作。他的现实处境，在方舒眼里，哪样都上不了台面。也就是这样一个在生活中混得一败涂地的男人，对待感情的态度也是十分差强人意的。在方舒外出学习的两个月，与其他女人鬼混到一起了。而方舒又是一个极为敏感的女人，出差后回家，第一眼看见丁大力，靠女人的第六直觉就能判断出丁大力出轨了，事实果然如此。

这让她感到委屈、窝火甚至想过离婚，可最终还是没有，因为孩子最终妥协了。他们之间已没有了感情，虽然之前的生活也是“一地鸡毛”，可丈夫出轨后，生活连“一地鸡毛”的凌乱感都找不到了。“一地鸡毛”虽然乱，可还有温度，现在他们之间连起码的温度都没有了。这篇小说里还有一个具有隐喻的人物，就是方舒的领导老黄。老黄这个人人如其名，内心淫荡得一塌糊涂，一天方舒上班迟到了大概半个小时，老黄不但没有批评责骂，反而高兴地又是抹桌子又是泡茶。实习生小黄打趣说：“黄主任，方姐回来你比她老公还开心哦！”老黄面对实习生的打趣，既不恼也不火，眯着眼，顶着个肉球脑袋说：“你个小丫头片子懂什么，你方姐老公肯定比我开心，开心得你方姐昨晚都没睡好觉，上班都迟到了……”紧接着对方舒挤眉弄眼。方舒说：“别挤了，就一道缝再挤该眼球内陷啦，老丁在外地根本就没在家，我这是让孩子拖累迟到啦。”老黄听了，摇着大脑袋打哈哈说：“不着急不着急，迟早回来要收拾你的嘛。”

这几句一来二去的简单对话，把人物内心的世界和脸谱表情刻画得淋漓尽致。计虹在这里，站在女性的对立面上重新审视男性世界，给出的结论是：男人无非也就是这样，仅此而已。

这种观点，在《刚需房》里也有隐约的流露。从结构上看，《刚需房》是一篇粗线条小说，探讨的问题依然很现实，略显粗暴。主人公林俊和阿芬是一对大学毕业生，两人在大学恋爱，毕业的时候，遇到就业难的问题后决定考研。结果双双落榜，考研失利后，林俊因生活所迫，不得不找一份工作来维持生计，就应聘了一份外资银行的工作。阿芬见林俊找到工作了，也不急着上班，于是就继续复习考研。二人合租房子同居了，于是阿芬就有了第一次怀孕。第一次怀孕后，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流产。术后，大夫告诉他们，阿芬的子宫本身就有点问题，后面怀孕就会有困难，运气差就可能怀不上。也因如此，阿芬哭闹了好些日子。从那之后，他们一直小心翼翼，不越雷池一步。直到有一天，隔壁合租的东北姑娘与其对象热火朝天、无所顾忌的时候，他们没有经受住刺激，逾越红线，不料又一次怀孕了。第二次怀孕后，阿芬再次开始哭闹，最后在东北姑娘的开导下，他们决定在上海买房。可要在一线城市的上海买房，对于刚毕业的小年轻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几乎不可能实现，于是阿芬给自己的母亲说了这些事情，阿芬的母亲又给林俊的母亲打了电话。最后，老两口东拼西凑，勉强凑够了首付款。故事的线条单一，机构并不复杂，类似的小奋斗故事还有《沙发客》等，在这里，就不一一分析了。

当然，计虹这部小说集里不尽然全是完美的小说，也有败笔之作，比如《老苟的狗事》，作者穿插第三人称的叙事策略，笔者以为较牵强，说严重点这是这篇小说最大的败笔。这种叙事策略老舍先生在《猫城记》里早就用过，老舍先生超凡的文学才华和过人的艺术造诣，使《猫城记》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了旗帜般的意义，计虹在一个短篇小说里采用这种叙事策略，有点过于炫耀写作技巧，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这篇小说的文学价值。还有《浮世清欢》，这篇小说开头写得很好，具有极强的画面感，小说起笔就写道：“当高子健写下这串数字的时候，他已经守着肖梅的尸体二十四个小时了。现在他是杀人犯，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这种对暴力事件的高峰叙事策略，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余华在《四月三日事件》《古典爱情》《鲜血梅花》中用过，余华的这种写作被温儒敏先生称为“零度叙述”。计虹的尝试，我觉得对她个人创作来讲算是有意义的。一个作者的写作应该有多种可能性，而不是贴有单一标签和烙印的庸常表达，这样的写作说白了就是缺乏想象力。正如林少华先生说：“语言的苍白，意味着内心的苍白，语言的贫乏，意味着精神的贫乏。”这话放在这里，虽然不那么准确，但也能说明一定的问题。但计虹的尝试，并没有一以贯之，开头部分用足了力道，但从第二节往后，开始用大量的笔墨交代肖梅、高子健的生活背景，以及他们在现实生活上的差距。当然，作者想通过门第关系的不对等来进一步阐明产生这场婚姻悲剧的根源，但这样的叙事路径对读者来讲，产生的效果甚至不如 “一场婚姻的失败，再次证明了门当户对的重要性”这句话所带来的影响广泛。也恰恰是这样的生活化叙事，破坏了整个小说内在的精神和气质，使小说显得头重脚轻。在这里，作者也可能意识到了这种问题的不足，极力通过故事情节来弥补，但收效甚微，甚至从人物命运出发，依然未能扭转这种局面。小说的最后，笔者以为高子健面对死者，会良心发现，至少应该有忏悔意识。很遗憾，我们没有看到。

文学说到底是要让人觉醒，引导、启迪人向善、向内转，而不是抛下一个话题，逃之夭夭，甚至不了了之。这种文学，多少值得怀疑。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对计虹的写作抱有希望。正如鲁迅先生在《随感录》里说道：“想到人类的灭亡是一件大寂寞大悲哀的事，然而若干人们的灭亡，却并非寂寞悲哀的事。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不得。自然赋予人们的不调和还有很多，人们自己萎缩堕落退步的还有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⑤

尽管，高子健已回头无岸，可面对守护了几天几夜甚至发臭腐烂的肖梅尸体，连最起码的忏悔意识都没有，这一点，我觉得作者应该有所觉醒，甚至觉悟。当然，对于计虹来说，文学写作的基本素养已经具备，但关于文学的终极价值意义到底是什么，她似乎还没来得及全面思考。

从根本上说，《刚需房》还算是一本相对能立得住、扶得稳、有追求的小说，我们期待作者在将来的写作道路上，重新审视文学与现实、与人的关系问题，写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心灵体验之作”，让我们拭目以待。

① 贺雄飞.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137.

专题·计虹

② 玛格丽特·艾特伍德. 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33.

③ 李建军.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135-136.

④ 刘再复. 文学的反思［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20:215.

兰喜喜，宁夏人。在《小说评论》《西南大学学报》（社科版）、《创作与评论》《东莞文艺批评》《黄河文学》等刊发表作品20余万字。宁夏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银川市作协理事。著有长篇小说《零度青春》。

⑤ 鲁迅. 随感录［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8：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