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凌

——《人面桃花》的遗珠之憾

茅盾文学奖已经评了十届，然而，在国人心中产生广泛影响的也就十部左右，这十部中，尤以《平凡的世界》与《白鹿原》影响深远，前者以宏阔的视野反映了改革开放之初底层民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孙少平奋力改变命运的形象激励了无数底层青年。后者以绵密精准的针灸方式直抵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塑造了一批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典型形象：白嘉轩、鹿子霖、田小娥、朱先生……他们像雕塑一样屹立在中国现代文学长廊。这两部小说是人们评价后来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一个参照。

然而，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人面桃花》却缺乏这种激荡人心的精神力量与让人回味良久的人物形象。

其一是对历史真实与社会矛盾的规避。《人面桃花》通过陆秀米从官宦小姐成长为革命党人的人生经历，反映了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江南小镇的历史变迁。陆秀米既是线索人物也是主人公。全书共分四章，第一章《六指》以陆秀米的视角看待成人世界，因《桃源图》发疯的“父亲”离家出走，引发了秀米探寻外部世界的欲望。革命党人张季元来家寄居，继而莫名惨死，留下一本日记，揭开了成人世界的不堪，成为秀米瞭望外界的窗口。这一部分写得比较成功的是张季元与梅芸及秀米之间的微妙关系。张季元作为革命党人的形象只是与秀米家人谈及变法，“一会儿‘尸骨成堆’，一会儿‘血流成河’”，再无其他依托。小说把张季元的日记对秀米的影响作为重点来写，但日记中谈及“革命”，仅有寥寥数语。日记里的张季元只是一个深陷情欲无力自拔的形象，张季元既无法抗拒梅芸的情欲索取，也无法压抑对梅芸的女儿秀米的情欲火焰。从反映人性的幽微而言，这些日记是有用的，但从革命党人这个角度看，这个形象仅靠日记支撑，显得有些单薄。第二章《花家舍》写秀米出嫁途中被花家舍的土匪劫掠，这是官宦小姐陆秀米人生的分水岭。作品一面把花家舍打造成一个世外桃源式的小岛，一面写花家舍头目与官府勾结、行凶作恶的表现。花家舍这处桃源不是被朝廷剿灭的，而是几个头目为了利益相互残杀消亡的。地位、金钱与女人是花家舍众头目追逐的最终目标。花家舍的消亡证明了乌合之众成不了气候。

出现在《人面桃花》第三章《小东西》中的陆秀米是从东瀛归来的革命党人，她冷静、沉着，把家乡作为根据地，策动反清革命。但作品重点放在对秀米家人的描述上，秀米东渡日本发生了什么？受到了哪些人的影响？作品以巨大的留白让读者处于一种悬空状态。秀米在家乡建立根据地，策划革命的过程写得极其简略，且多用侧写，未写出人物内心的斗争、纠结与彷徨。第四章《禁语》写秀米出狱，回到老家苟延性命，继而终老故乡。这一章用直笔，对秀米与喜鹊的日常生活极尽铺陈，读书、吟诗、种花……鸡零狗碎占了大量篇幅。显而易见，这种诗酒唱和的生活是作者熟悉的，因而写起来得心应手。而对人物生活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人物的影响，人物之间，以及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等都只是轻描淡写，缺乏令人信服的细节描述。

小说末尾对秀米在狱中所生孩子的归属交代尤其显得画蛇添足，那个孩子不仅做了县长，且认了亲，归了祖。这个圆满的结局就如同高鹗所续的《红楼梦》结尾，贾家“兰桂齐芳”，又要中兴一样，是个尾巴，削弱了作品的悲剧意义。

比照《白鹿原》直面惨淡历史，直陈社会矛盾，直述人物精神困境的写法，《人面桃花》始终没有让人怦然心动的感觉。阅读《白鹿原》，读者能看到近现代中国人是怎么走过来的。阅读《巨流河》，读者能够置身于宏大的历史场域当中，但阅读《人面桃花》只能生发对一个女人命运的感叹。

其二是激情与想象力匮乏。小说中的故事要引人入胜。如果作者缺乏激情，故事讲得四平八稳，就缺乏吸引力。《人面桃花》前两章以主人公陆秀米的视角窥探社会与人性，后两章以他者的视角窥探秀米的内心世界，虽然作品涉及人物众多，但多数人物形象较为扁平。秀米从清纯少女到革命党人，生活大开大合，其内心世界应该有闪电雷霆，但作品对此缺乏相应描述。秀米被劫到花家舍，整日与韩六相伴，在孤岛上游荡，心中仅有好奇，而无恐惧与希冀。秀米被花家舍几个头目强奸，亦表现得逆来顺受，缺乏对自我的审视与评判。秀米东渡日本完成了她的精神嬗变，对此，作品却一笔带过，无过程无体验，甚至在秀米以后的生活中无回忆无怀想，似乎这一过程可以完全忽略不计。一个弱女子流落异国遭受了什么样的欺凌与碾压，受到哪些人的影响，完成了启蒙与开化，最后脱胎换骨，灵魂觉醒，作品鲜少提及。最后一章以两个女人的日常生活填塞，给人一种想象力不足以呈现壮阔历史画面的感觉。

长篇小说从横向上而言，应反映波澜壮阔的社会画面；从纵向上而言，应揭示深刻的社会矛盾及其根源，但《人面桃花》既不宏阔亦不深刻。作家写起自己熟悉的日常生活总是得心应手，但对自己不熟悉的内容往往简略跳过。如果想象力不足以展现自己不熟悉的内容，至少应该备足了课再写，而不应泛泛而谈。

现代小说应以探析人性的幽谧之境为主，而不是以故事取胜。作为一部现代小说应该体现人的现代性，即小说应该关注人的精神困境，重视写人的意识、潜意识与梦境。在《人面桃花》创作过程中，格非一开始想向现代性上靠，但写到三分之一后就滑落了，对人的精神开掘流于表面，“父亲”、张季元以及花家舍的男人们都只是模糊形象。“父亲”罢官的原因，张季元参加革命党的动机，母亲冒险为张季元提供庇护所的缘由，秀米东渡、生子、接受现代思想洗礼，回家乡组建反清队伍以及与谭四的情欲纠葛等都写得非常简略。这些重大事件犹如锉刀，一点一点地把秀米打造成了一个冷静的革命党领袖。革命失败，她本人被捕入狱，那些非人的遭遇对她心灵的撞击应该是巨大的，但在作品的最后一章却很少提及。整部作品注重故事的编织，却不重视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

其三是叙述手法传统，个别表述上的纰漏成为作品的硬伤。

《人面楼花》在写人方法上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成分多，写女人可见《红楼梦》的影子，写男人则有《水浒传》的影子。作为教授的格非对古典名著可谓烂熟于心，人物之间诗文唱和，韵对自如。但作为小说家的格非，现实生活中的俗语、俚语、谚语积淀不足，很多时候，人物语言与人物身份不符。《人面桃花》所写故事发生于清朝末年，民间口语已经接近现代白话文了，但文中人物对话半文半白，有夹生现象。被花家舍土匪劫持到小岛的尼姑韩六一出现就是老学究：“总揽把卧病不起，二爷和四爷不近女色……这庆老五将大爷的死讯隐匿不报，厝棺地窖，秘不发丧。一面挟天子号令诸侯，一面暗中私植党羽，收买人心，一旦时机成熟，这花家舍一场火并在所难免。”这段话根本不像一个被土匪蹂躏的尼姑所言，倒像一个心机满腹，具有谋略的政治家的语言。

另有几处描写不符合生活真实，成为作品的硬伤。

“由于终年不见阳光，他的脸像木炭一般焦黑，头发如飘动的玉米穗，泛出褐黄。”长年不见阳光，没有血色，脸色应是青白色，不可能像木炭一般焦黑。从后文（“据宝琛说，的确曾有过一张《桃源图》。那是丁树则在父亲五十寿辰时送给老爷的礼物。”）可知，“父亲”是五旬弃官，“父亲”看了《桃源图》后发疯，在阁楼上待了几年，他从家里出逃时已年近六旬，头发早已花白，加之晒不到太阳，毫无光泽，应是枯柴一般蓬乱，而不是像玉米穗一样泛出褐黄。由此推断，秀米是在“父亲”中年时才出生的，什么原因导致“父亲”中年才得孩子？这些在后文都无交代。

“其中有一个名叫庆生的，年纪十八九岁……”这几句用来描述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显然有失准确。

“她一连发了五个誓，而且一个比一个刻毒……”发的什么誓？一个也没写，缺乏说服力。“她一连猜了七八遍，还是没有猜着……”她猜到了什么？应该写一写，反映她内心咋想的，但作品一笔带过。

“丁树则平常爱管闲事儿，最爱与人争辩……每逢丁树则与人争辩，双方各执一词、委决不下的时候，丁师母就会拿着个花手帕，一扭一扭地走到两人中间，笑嘻嘻地说：‘你们不要争，你们不要吵，把理由说出来我听听，我来替你们评判评判。’等到两人把各自的理由一说，丁师母总是这样做结论：‘你（她丈夫）是对的，你（她丈夫以外的任何人）是错的，结束！”这段话毫无机巧，不像一个中年妇女所言，倒像幼儿园孩子的话，而且“总是这样做结论”。丁师母那样一通毫无道理的简单评判就能把对方说服？语言的贫乏体现出的是想象力与智慧的贫乏。

“秀米又问他，好好的，怎么会碰着钉子？黄毛哧哧地笑：‘尴尬人难免尴尬事’。”黄毛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如何能说出“尴尬人难免尴尬事”这么世故圆滑的话来？

作家残雪在《当今时代是作家们“混”的黄金时代》一文中写道：“《人面桃花》里面有什么呢？我只看到一个过早衰老的中年人，利用自己有限的一点历史感悟在勉为其难地拼凑所谓的‘中国故事’……《人面桃花》和其随后的获奖是一场中国文坛的滑稽剧。”未读作品之前，我感到残雪批评太过犀利。读过作品之后，不得不说，《人面桃花》的确令人失望，与茅盾文学奖这个“身份”不符。

石凌，原名张惠灵，甘肃灵台人。在《北京文学》《西北军事文学》《奔流》《边疆文学》《延河》《散文世界》《散文选刊》《海外文摘》《作品》等报刊发表散文、小说、评论300余篇，10多篇散文入编多部书籍。2018年被聘为《作品》特约评刊员，在《作品》杂志发表千字评7篇，已出版散文集《且行且吟》《素蓝如瓦》，评论集《一川巨流贯风烟》，长篇小说《支离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