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在《滋育型经典与静静的顿河》（《朔方》2019第2期）一文中有这样的表述：“当代作家的写作里，严重缺乏真正的人道主义情感。他们不懂得同情人……我们在大量的当下中国作家的作品里，看不到人性的光芒与美好。因此，人道主义危机，是我们今天文学最为严重的危机。”这段话揭示了当代小说创作中人道主义情怀缺失问题。但通读2019年宁夏的中短篇小说，我们能够察觉，宁夏作家的创作中，人道主义原则和情怀在回归，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对人道主义精神进行关注和思考。如马金莲的《我的母亲喜进花》（《朔方》 2019第5期），小说通过对两代人婚姻悲剧的书写，表达对人的生存痛苦的怜悯，这是一种带有人道主义情怀的温情写作。朱敏的《犯月羊命》也体现了鲜明的人道主义精神。翠翠因为童年时父母的遗弃而遍尝人间坎坷，又因为没有正确的婚恋观，人生屡次陷入泥潭，最后只能将种种辛酸遭际归结为命运。小说因为作家从人性和人道主义出发，从真正的悲剧性角度着墨，所以读者看到的就不仅仅是一个底层女性的波折人生和情感经历，还能看到女性的精神隐疾。

季栋梁的中篇小说《脑袋里那个声音》（《清明》 2019第2期）写一个有关成长的故事，小说通过书写傻小子的人生故事，彰显人性的光芒和美好。傻小子外表粗粝，内心善良，一生波折，但能固守内心，让人想起“归来仍是少年”这句话。世间怎么会有人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呢？这就是文学为现实搭建的梦想。杨军民《两个铁匠的故事》（《天津文学》 2019第9期），读者能明显地看到作家的人道主义写作立场。小说通过两个铁匠爱恨纠缠的故事，表达了生活粗粝的表面下，人心的纤细和脆弱。小铁匠外表倔强而内心柔软，他敬重师父老铁匠，却花了几十年时间来消化师父和母亲相爱带来的背叛感。小说看似写一个灰暗的人生故事，底色却是明亮而诗意的。此外，杨军民《乡关何处》（《朔方》 2019第2期），孙海翔的《北岔口》（《朔方》 2019第7期）等没有简单的道德层面的评判，而是从人道主义原则出发，将叙述重心指向人性救赎层面。

除了这些完整呈现人物命运的小说之外，还有一些作品从极小的切口进入故事，从中窥探人性的复杂和命运的无常，从而表达文学的人道主义关怀。如石舒清的两组短篇小说《小说三题》（《宰牛》《高邻》《情事》，《上海文学》 2019第10期）和《九案》（《喜姐》《何张氏》《剃光匠》《小纸包》《麻布衫》《烟泡儿》《二百九十文》《身份证》《学生证》，《十月》 2019第1期）。《宰牛》表面写牛，实际写的是人性。《高邻》写独居的溥伯因为保姆而重燃起生活激情，后来保姆被儿子驱逐，溥伯又坠入孤独，老态毕现。人性都是复杂的，小说想表达人性的自由永远摆脱不掉世俗的偏见和道德伦理的束缚。《情事》一篇通过感情一事写尽人性的复杂，文笔老到，出神入化。《九案》包括极为精炼的九篇小说。九个故事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无心之失，却付出了巨大代价，反映的是人生和命运的无常。作者几乎在每篇小说里都会强调故事的真实来源，但按照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来说，真实的也即是荒诞的。小说通过九个人生荒诞故事的讲述，想表达的应该是一种人生的不确定性。《喜姐》是作者从《宁夏审判志》里记载的一例案子取材构思而成的一篇小说。恶婆婆刘田氏被人围殴教训，与此事无关的李戎却为这件事付出了生命。小说对命运的无常性有独到揭示。《何张氏》和《剃头匠》两篇，世事的离奇和命运的无常跃然纸上。还有《小纸包》《麻布衫》《烟泡儿》三篇所书写的由偶然性导致的存在的荒谬，是对小说在世俗之外令人沉思的哲学意味的展示。《二百九十文》《身份证》《学生证》三篇，保持了作家一贯素朴沉静的叙事风格，以举重若轻的艺术手段，丰厚的情感积淀，将沉重的死亡观念转换为人生命运的偶然性和日常人性景观。

此外，宁夏大学学生张颖的中篇小说《炎夏永昼》（《朔方》 2019第1期）富有校园文学特有的诗意和美好。小说内容不够厚重，也缺少虚构的内容，但胜在文笔清丽，构思巧妙，让每个有过相同经历的人都能感同身受。张颖的小说让我们看到了90后的创作潜力，也看到了宁夏文学的另外一种可能。

纵观2019年宁夏中短篇小说的艺术成就，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仍是主流，佳作纷呈。像非虚构小说《让他们好好长》（《黄河文学》 2019第7期），其感人至深的力量就来自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手法和对农民工子弟生存处境的人性观照。非虚构小说的出现是2019年宁夏文学交出的一份亮眼的答卷，这些代表作家已经意识到了社会进程对于文学的巨大影响。《让他们好好长》的作者田埂是一名教师，一直接触农民工子弟，她将家访材料结撰成这篇非虚构小说。《大棚蔬菜绿油油》《纸糊的围墙》里的马梅花和马蕊都想飞翔，却背负着生活重担。《假模式式的老鹰》《历史分数我第一》《我要她考上大学》等篇则是对教育公平、当前教育评价机制等基层教育问题的深刻反思。高丽君的《校园三记》节选自其长篇非虚构作品《疼痛的课桌》，也是2019年宁夏非虚构小说的重要收获。《粉笔记》写基层教师因师道尊严受损而陷入精神困境。《录像记》对当前中学生由于青春期生理教育的缺失而引发人生悲剧的问题有独到揭示。《转学记》则对当前“升学难”问题深入反思。《粉笔记》《录像记》《转学记》三篇小说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基层教育的种种问题，整篇小说因为作者从容不迫的叙述，显得自然真实，体现出正视现实、直面真相的现实主义品格。正如作家在其创作谈中所说：“从回避到正视，从温暖到坚硬，从背离现实到投入时代洪流，我希望揭露一些真相，思考一些问题，唤醒一些渴望，寻找一些方法，甚至改良一些弊端。”还有李继林的《狗剩属狗》、王心军的《活在城中》等小说对底层人物生存境遇的悲悯表达，都采用了现实主义艺术手法。2019年宁夏很多作家在小说中熟练运用了一些现代主义艺术手法。比如吟泠的《与黄籽臻说再见》，几乎通篇都在用意识流的叙事方式推进故事的发展。《狗剩属狗》里对小人物尊严被冒犯后的心理活动有精彩描述。

在小说的叙事方式上，我们能看到作家明显的探索和努力。宁夏的小说家们，正在努力地突破经验写作的困境。尤其是马金莲、石舒清这些成熟的作家，他们对评论者指出的问题有所注意，不再进行单一的乡土经验写作和底层叙事，而是从历史的烟尘和民间的褶皱中寻找创作的灵感，创作了一些新笔记小说。石舒清2019年的短篇小说创作也能明显表现出他在叙事方式上的转变。他的《九案》和《杨增新将军》（《朔方》 2019第5期），皆从历史和地方志材料中寻找素材，不但扩大了写作空间，而且在叙事上取得了更多的可能性，他的小说艺术探索正在向着一个更为丰富和深广的方向前进。

当然，2019年的宁夏中短篇小说创作，尽管保持了对时代和社会的关注，但对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仍然缺乏深刻把握和深入批判，表明很多作家在思想能力的提升方面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真正优秀的小说，必然能够穿透现实和时代的包围，剥离繁冗庸俗的世相，冲破历史和文化的内核和基质，去探索人性本质，关怀人类存在的意义。未来可期，相信宁夏作家们在探索人性的深度上，逐渐会与川端康成、卡夫卡、海明威等文学大师的精神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