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加骏

——论计虹小说集《刚需房》的“新写实性”

计虹新作《刚需房》，是宁夏近来鲜有的远离“苦难”与“乡土”的都市小说集。作者将笔触直指喧闹的都市生活，关注现代人们的生存境遇，刻画了一系列形象鲜明的都市小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新写实性”艺术特点。作品将高屋建瓴的文学世界拉回到了柴米油盐的现实时空，让我们不禁重新思考：在现代社会的现实语境中，文学创作究竟指向何方？怎样的“写作”才能适应当代语境的生成结构，回归文学的价值初心？

一、回眸：新写实与罗兰·巴尔特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种竭力淡化社会阶级关系和政治历史背景，回归现实，直面人生的创作思潮在中国文坛蔚然成风，文学史将其定义为“新写实主义”。这些作家集中写小人物，写小事件，写“非典型”，作品内容大多指向日常生活，反映小人物的生存境遇，以近似零度客观的写作姿态，将文字驾驭于生活之中。这为文学创作的方向，提供了新的指引。中国的新写实主义，与改革开放之后的新语境，中西思潮交融碰撞等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之所以称其为新写实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写实主义，甚至是之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有着较大区别。“它消解生活的诗意，拒绝乌托邦，将灰色、沉重的‘日常生活’推到了时代的前面。”①新写实主义给作家创作带来的最大启示便是对 “典型”的抛弃与文本中对作家身份的冷淡态度。而这些特点，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法国符号学学者罗兰·巴尔特的写作观。因此，要想探究“新写实主义”之问题，首先需回到“零度写作”的源头。

20世纪西方哲学思想的一大标识之一，便是维也纳学派的伯格曼在《逻辑与实在》中所提出的“语言学转向”。简单来说，指的是哲学家们应该通过叙述确切的语言来叙述世界，语言成了哲学家思想的出发点。后结构主义者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正是以语言学为研究起点，构建起来的一套系统理论。罗兰·巴尔特基于语言符号学视角下的“写作观”主要表现在有关“零度写作”与“不及物写作”的论述上。“为了使文学摆脱政治的、阶级的、意识形态等因素的操纵，使‘写作’不再负载某种特定的、人为的意图，巴尔特提出了‘零度写作观’，并从中发展出‘不及物写作’等思想。”他把“不再指向某个深层思想或真理般的意义的‘写作’，‘写作’的价值取决于它自身，而不再是服务于某种意义或思想的工具……而不是一种从属的工具、一种表达意义的媒介和途径”②的写作称为“不及物写作”。显而易见，巴尔特十分偏爱这一写作理念，即将“写作”本身看作是具有独立意义的个体，而不在于付诸“写作”之上的其他因素。“写作”的主体性在于“写作”本身，其他所有欲加之上的东西都极大地破坏了其主体价值。

至此，再去回望文学的出路问题。当文学开始指向日常生活中的“柴米油盐”，则更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深刻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③巴尔特的“零度写作”与“不及物写作”恰好契合了这一特质需要，力求祛除写作之外的一切意图的东西，而将写作还原于生活。在这一点上，计虹成为这一理念在宁夏文学中的践行者，其短篇小说集《刚需房》正是她试验的最新成果，因此笔者意图通过考察其新作中的审美形式，开掘“零度写作”于当下宁夏文艺创作的现实意义。

二、计虹小说集《刚需房》于“零度写作”之试验

在短篇小说集《刚需房》中，作者将笔调直指她熟悉的城市，以城市中老、中、青三代小人物为中心，采用近乎“零度客观”的纪实笔法来展现生活的全貌，揭示现代城市生活中各类群体的生存境遇。每一代表人物背后都有城市中某一类典型群体，作者以一种冷静的态度，审视着生活中的“鸡毛蒜皮”。

《老苟的狗事》中的老苟，代表的是城市“新一代留守老人”——子女在外，独自在家的退休老人。故事中的老苟由于生活习惯的差异，为了不给儿子造成困扰，独自返回家中。他的空虚，被新成员小狗娜娜所冲淡，与之相伴的是由娜娜引发的种种“狗事”。小狗娜娜潜移默化地成了老苟的心灵伴侣，而当娜娜死于难产之后，老苟的孤寂空虚一触即发，他迫不及待地想“北漂”寻找他的老伴儿和儿子。老苟是城市中典型的“新一代留守老人”，他们表面上不愿为子女带去烦恼，乐于享受没有子女陪伴的独处生活，实则所有的空虚与难处被潜藏在了内心最深处。这一点通过作者真切纪实的笔法展现得淋漓尽致。独居的“老苟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嘴里叼着烟，一双臭脚来回地搓着，就是不愿起身去洗洗”。此外，小说还详细描写了老苟在小狗娜娜陪伴期间，吃早点，打麻将，给小狗美容等琐事，似乎生活得不亦乐乎。但当娜娜离去之时，所有的幻影都拂袖而去，剩下的只是空虚。此时的老苟“很想念自己的孙子，很想吃老伴儿做的臊子面”。这类老人习惯于压抑自己的内心情感，而作者安排小狗的离去，正是揭开了他们内心的最后一层薄纱，将这种被压抑的情感“零度客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没有刻意进行任何情感渲染与人物塑造，一切情感的体味都是水到渠成，蕴藏于纷繁的琐事之中。作品的主体价值来自作者的写作过程而非写作之外的其他因素，此处的写作过程便是生活过程，换言之，写作即生活。作者本着这样的创作理念，让形而上的文学透视于形而下的生活之中，更为读者所接受。在此部作品中，写作的主体价值来自人物“老苟”的真实，老苟是一个有着诸多陋习的退休老人，他的不爱干净、肆意抽烟、爱打牌寻乐等行为表现，都在作者的客观叙述中得以呈现。叙述过程没有明显的情感倾向，极大还原了老苟的生活实景，从而引发读者的共鸣与深思，拓宽了作品的思想审美意蕴。

在《长颈鹿躲雨失败》《沙发客》等作品中，以方舒、田文等人物为代表，集中展示了城市中年一代的“生存危机”。方舒与城市中大多数职业女性一样，需要同时兼顾事业与家庭，较之其他人，压在她们身上的担子似乎更加沉重。作品对方舒的日常生活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出差、同事交往、接送子女、料理家事、亲朋往来等职责都落到方舒肩上。吵架是夫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元素，工作与生活的重担让方舒已无暇再与之“应战”，而是选择以一种超然的态度来回应，“对于一场永远打不赢也输不掉的战争，方舒不知道一直战斗下去的意义何在，与其耗费精力，不如养精蓄锐做点有意义的事”。因此，方舒开始尝试写作，试图以一种“形而上的”精神超越来应对生活的“苦难”，这也是作者透过客观叙事展现的个性价值。“写作能让你成就你自己所有现实生活中的遗憾”，这来自他人的随口一言，却成为压垮方舒的最后一根稻草，她没有被琐碎的现实生活击垮，而被这一句话击中泪腺，崩溃大哭。作者并无细究方舒大哭的原因究竟为何，而是以客观陈述的口吻将这一场景娓娓道来。但读者通过阅读不难发现，击垮方舒的是“现实生活中的遗憾”，这也是本文矛盾的核心。作者同样不加以任何情感渲染，从小说开始，便始终以一种近乎“零情感”的语调记录着方舒生活的种种琐事，冷静的叙述与方舒的情感宣泄形成强烈的反讽意蕴，凸显了中年一代在城市生活中的种种危机。方舒虽找到了一种“形而上”的解脱方式，但面对现实生活，照顾父母，操心弟弟，安抚侄子，仍旧需要按部就班地逐一应对，暗合了“现实压倒一切”的矛盾核心。直到结尾，方舒都还在朋友圈寻找卖小狗的卖家以安抚伤心的侄儿，可谓彻底被现实生活扼住了咽喉。正如小说之名《长颈鹿躲雨失败》，作者在文中解释道：“它的头和屁股露在外面……致我们顾头顾不了尾的中年。”方舒终究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写作虽可以让她弥补现实中的遗憾，但面对“柴米油盐”的琐碎生活，我们终究要排除万难加以应对。小说以冷静而又略带戏谑的语调，向我们展现了城市里中年一代真实的生活图景，从而引发文本以外的“方舒们”的观照与反思。

《刚需房》中的林俊，代表的是城市中为了房子努力打拼的“后浪青年”形象。林俊出生于普通家庭，为家中独子。在全家人的精心呵护下，考取了上海某知名大学，其间认识了女友阿芬。毕业后两人共同在上海打拼，林俊努力工作，阿芬则努力考研。上海高额的房租迫使他们必须与他人合租。而后阿芳在备考过程中未婚先孕，在其室友的怂恿下林俊决定与阿芬步入婚姻殿堂，却为女方提出在上海买房的要求苦苦发愁。最后，仍然是在父母倾尽家中财力的资助下，得以付清这套刚需房的首付。阿芬虽然过了考研初试，但由于已怀有身孕，导师有所芥蒂，在复试中被淘汰。正如结尾所言：“刚需房，是美梦的开始，又是什么的结束呢？”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同林俊一样的“房奴后浪”呢？作者将“房奴”的窘境，寄于零度的叙述之中。精妙之处，便在于对二人租房初期“禁欲”的描写。高额的房价，迫使他们二人共居于一室之内，且约法三章，绝不逾越“雷池”。但最终也没抑住青春的欲火，恋爱中的青年男女，情投意合，男欢女爱本不该有所禁忌，此举是为何呢？小说后文似乎道出了答案，阿芬意外怀孕，流产之后明确提出：“结婚，除非结婚，其他的想也莫想。”可结婚意味着林俊必须要有一套房，这对于初入社会的他来说实乃遥不可及。因而，房成为这对青年男女禁欲的矛盾核心。小说并没有直接将二者之间的因果矛盾展现于叙述之中，而是将这对青年男女奋斗中诸多琐事加以陈述，从而达到不辩自明之效。作者完全抽身于文本之外，站在上帝的视角，以一种绝对客观的第三者姿态，俯瞰芸芸众生。此般零度写作，解放了“写作”本身，让“写作”自然流淌而非强加于“写作”某种观点或蕴涵，避免被作者以外的其他因素“绑架”。

纵观《刚需房》这一短篇小说集，作者具有明确统一的叙事态度，即有意识遮蔽作者观点。作者主要采取两种措施来达成这种“遮蔽”，一则不许作者出面，二则冲淡作者的主观态度。读者不能直接从作者那得悉其对老苟是怜悯还是厌恶，对林俊的生活是赞扬还是揶揄，对方舒是敬佩还是同情等情感态度。所有的情感指向都是在阅读完作品之后自然地流露。当然，细读文本不难发现，近似客观的“零度写作”不等于绝对的“零度写作”，对作者意识完全的遮蔽显然是过于苛责，作者本人难以做到不动声色的绝对客观，总是避免不了留有作家自己的价值指向，绝对客观的“零情感”写作会让文本丧失作者的创作个性和主体价值，而走向极端自然主义倾向。在这本集子中，我们便可隐约地感受到作者对诸多小人物生存境遇的思考。例如，在《长颈鹿躲雨失败》中，有一段既不属于人物也不属于叙述者的议论：“多少婚姻败给了焦虑、烦躁，败给了鸡毛蒜皮，能把日子过得和和顺顺的人，不就是人生赢家吗？”这一叙述很明显寄托了作者自身对于婚姻的态度，属于作者在参与叙述的过程中对人物的有感而发，不禁让人想到巴金在《家》中对鸣凤悲惨命运的真情流露。这同时说明，当写作完全独立于其他因素时，作家的情感指向则归顺于人物与情节的自由发展，并表露于叙述之中。虽附有作家本人的主观态度，但其夹于文本之内，而非欲加之情，属于“零度写作”中作家的创作个性，有别于自然主义的“毫无情感态度的绝对纪实”。

三、审美与批判：两代“新写实主义”者的艺术碰撞

在新写实主义盛行初期，不乏精湛成熟之作，诸如池莉的《烦恼人生》《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等，这些小说在新写实主义的创作阵营中皆颇有建树。计虹的《刚需房》小说集，打破了宁夏当代文学中常被诟病的有关乡土、苦难的“主题先行论”，将笔力直指城市生活中的小人物、小事件，拓宽了宁夏文学的题材视域，对于中国文学版图下的地域文学的多样化立体进程极具建设意义。较之以上同类小说，计虹也从中汲取了大量养料，在创作的初期，积铢累寸。但作品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笔者主要从以下三点扼要展开论述。

其一，“去典型”而非“无典型”。“去典型化”为新写实主义小说突出特征之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厘清其与现实主义的界限而突出其“新”的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味地追求“无典型”而失去了文本的创作个性。例如，池莉的作品《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通篇采用对话的叙述模式，可谓对典型人物的塑造进行了有力的解构。但文本并不失其自身个性。在几个主要人物的叙事对话与行为表现过程中，尽显武汉底层市民的热心、焦躁的性格特征，在此过程中，作者又融入了武汉人“过早”（吃早餐）、武汉城区街道的描写等极具个性的地域特征，让直指小人物，小事件的小说文本环绕了一层浓厚的烟火气息，使文本在琐碎纪实过程中不丧失文字的生命力。计虹显然也在字里行间极力把控着这一尺度，例如在《长颈鹿躲雨失败》中那段夜市摊的描写：“这些外地人说着全国各地方言扎堆吃喝，大家都说来小城，不喝一场夺命X5（本地啤酒）、不吃一顿大块羊肉，那就白来了。”扎堆的外地口音的人、极具代表性的本地X5啤酒，都是作者在“零度写作”中对于当地地域特征的观照。但是对比池莉关于武汉“过早”，以及字里行间对武汉人民个性的塑造显然稍欠火候，即选取的对象不够“典型”。要明确的是，池莉等人对于“典型”的刻画突出表现在作家有意识地将此类“典型”事物蕴藏于客观叙事之中，而非纯粹的“无典型”，即淡化作家的写作意图而凸显文本自身的纪实性来表现“典型”，此举未曾违背新写实的创作初心。但我们不能为此而过度苛责作家，因为就创作者自身的成长环境而言，她所塑造的都市环境势必会显现银川的影子。而银川，一直以来都被冠有“新移民”城市的称号，这里的人们来自五湖四海，自然比不上武汉更具典型。恰恰于此，银川的“新移民性”，可以成为作家笔下鲜明的环境符号。因此，假若作家在此方面再稍加用力，作品在个性上则会再上一层。

其二，对 “客观的把握尺度”欠精准。所谓 “客观的把握尺度”，主要指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对 “零情感写作”的运用与拿捏。众所周知，“零度写作”的尺度如若把控不好，极易偏向冗长平淡的自然主义之中。为了在“零度写作”中不丧失文字的活力，作家通常在艺术形式上投入更多的精力。例如，《风景》通过对居住在武汉“河南棚子”中一家九口不同命运的书写，来表现武汉底层人民真实的生存境遇。作家并非平铺直叙地对九个人的命运挨个加以评点，而是以一位出生十六日就夭折的“八弟”的视角进行叙事，表现出一种奇特的审美效果。并且“八弟”的叙事视角与作家本身的叙事立场在文本的某些地方存在相像之处，更加剧其反讽的艺术审美特征。计虹在客观叙事之余，突出的艺术特征则是“倒叙”手法的运用。例如，《码头》开篇先写小高在收拾东西，准备离职等事宜，而后才对她们入职到现在，以及离职的原因进行详细叙述。《折腾》中以“活着，就得折腾”这一句“我”最后一次见到李梅的话为开篇，进而开始叙述“我”、李梅、苏方三人从小至今的成长经历与姐妹情谊。此类手法在这部集子中不胜枚举，亦为作者的创作特色之一。此外，前文所提到的作者通过冷静的笔调与现实的落差产生的反讽意蕴，也是其突出特色之一。但较之其他作家的同类题材而言，手法的运用有待于创新、变化。艺术手法缺乏变化，会无意地使一些情节落入模式化、格式化的陷阱之中，而缺乏新意。读者极易把握作家的创作意图与叙事策略，使得阅读趣味落入贫瘠。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计虹作为文学刊物的编辑，审阅了大量参差不齐的文学稿件，其文学创作仍处于探索初期，要想一下从接受主体向作家身份转变，显然一时半会也难以实现。因此，我们在对作家的叙事策略，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要宽容，为作家下一阶段创作提出新命题。

其三，内容把控力度不足，使得部分作品的思想无法“立”于现有文本之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写实小说家们对作品的把控总是张弛有度，小说紧紧围绕人物与情节自身的发展脉络收放自如，完全基于文本自身为中心而隐藏作者的写作痕迹。依据具体情况的需要与创作的自然流淌，他们的作品主要以中短篇为主。计虹在创作过程中也主要以短篇小说为主，部分作品的结尾收束稍显仓促，许多情节与人物命运的交代不够完备，逻辑有所欠缺，这使得部分作品的思想无法完全“立”于现有内容之上，产生戛然而止之味。假若将这种戛然而止化为文本自身的余味，从而深化作品的思想深度，延伸文本的审美意蕴，作品质量也会得到极大提升。不过，相信作家在之后的创作中，随着文本世界逐渐繁荣，其对文本的把控会更加驾轻就熟。

多元共生的创作形态无疑适于当今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参与这一进程的宁夏作家也有义务顺应这一新型的创作理念。在计虹的小说集《刚需房》中，我们可以看到植根于生活土壤之中的城市书写所迸发的蓬勃生机，这是一种久违的观照，是长期被乡土与苦难所遮蔽住的另一充满朝气的生命力。笔者期许，当沿着新写实主义的历史脉络，描写城市化进程中市井人生的笔调进军宁夏这片沃土之时，不要再让贫瘠与苦难成为宁夏文学走向现代化发展的屏障。城市生活召唤着人们对于当下境遇的生存反思，乡土苦难寄托着我们对于民族之根的深刻感知。两条脉络相互交织，蓬勃发展，共同滋育了我们对宁夏文学未来的展望。

基金项目：宁夏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时期以来宁夏女性文学研究”（15NXBZW01）；宁夏教育厅产学研联合培养基地建设项目（YDT201606）；北方民族大学重点项目“多民族文学史观与宁夏当代文学批评研究”（2017MYA07）阶段性成果。

① 旷新年. 写在当代文学边上［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90.

专题·计虹

② 司文会. 符号·文学·文化：罗兰·巴尔特符号学思想研究［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135-136.

③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860.

专题·计虹

专题·计虹

马加骏，广西桂林人，北方民族大学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