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图佐夫像所有老人一样，夜里很少睡得着觉。他白天常常会突然打起盹儿来；但是夜里和衣躺在床上，他大部分时间不是在睡觉，而是在思考。
他现在就这样躺在床上，一只胖手支着受过伤的沉重的大脑袋想着事情，睁着的独眼凝视着暗处。
自从与皇上通过信且在司令部比任何人都有权力的贝尼格森总是躲着他以来，库图佐夫反而更加安心，因为没有人再强迫他和部队发动徒劳无益的进攻。他想，令他难以忘怀的塔鲁季诺战役及战役前的教训也应该起作用了。
“他们应当明白，要是我们发动进攻，就只能输。忍耐和时间，才是我克敌制胜的勇士！”库图佐夫想。他知道，苹果还青的时候不能摘。它成熟了就会自己落下来，如果青的时候去摘，就会毁坏苹果和果树，而自己吃了也会倒牙。他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猎人，知道野兽已经受伤，只有全俄国的力量才能使它受伤，但是否是致命伤，这还是一个没有弄清楚的问题。目前根据洛里斯通和贝尔泰米受命前来求和以及游击队的报告，库图佐夫几乎断定它受了致命伤。但是还需要证据，要等待。
“他们想跑去看看他们是怎样把它打死的。再等等，会看到的。总是要求采取行动，总是要求进攻！”他想，“为了什么？总想立功。好像打仗有什么好玩似的。他们简直像孩子，搞不懂情况如何，因此就都想证明他们善于打仗。可问题并不在这里。
“这些人向我提出的机动战术多么巧妙哇！他们觉得，他们想到了两三个偶然情况（他想起了彼得堡送来的总体计划），就是一切都考虑到了。可偶然的情况往往数不胜数。”
敌军在波罗金诺一战中受的伤是致命还是不致命，这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在库图佐夫的脑子里转了已经整整一个月了。一方面，法国人占领了莫斯科。另一方面，库图佐夫全身心毫不犹疑地感觉到，他和全俄国人共同竭尽全力给予敌人的可怕的打击应该是致命的。但是无论如何还需要证据，他等证据已经等了一个月了，时间越往后，他就越不耐烦。他在不眠之夜躺在床上，做着年轻军官们做的那些事，而他曾为此责备过他们。他设想所有可能的、能反映出拿破仑已经确信无疑走向灭亡的偶然情况。他就像年轻人那样想象着这些偶然情况，区别只在于，他不把任何事情构建在这种设想之上，他看到的偶然情况不是两三个，而是成千上万。他越往下想，设想出的偶然情况就越多。他设想过拿破仑全军或者部分军队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进军彼得堡，正面进攻或者包抄他，设想（他最担心这一点）拿破仑会用他对付他的手段回敬他：留在莫斯科等他。库图佐夫甚至设想拿破仑军队会回师梅登和尤赫诺夫；但是有一点他没有预见到，这就是那个已经发生了的事实，就是拿破仑军队在撤离莫斯科的前十一天里疯狂而惊惶地乱窜——这种乱窜使库图佐夫当时还不敢想的事情，即完全歼灭法军成为可能。多洛霍夫关于布鲁西耶师的情况的报告，游击队员们送来的关于拿破仑军队挨饿的消息，法军要撤离莫斯科的传闻——这些都证实了法军溃败并且准备逃跑的推测；但这还只是推测，年轻人认为这很重要，库图佐夫却不这么看。他凭六十年的经验知道，应该如何估量这些谣传的分量，知道那些怀有某种目的的人善于把所有的消息聚合起来使它们看来可以证明所希望的事，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宁愿忽略一切矛盾现象。于是库图佐夫越是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就越不让自己轻信真会这样。他的全部心力都用来思考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其他所有事情只不过是履行生活常规而已。这些常规事务包括他与司令部人员谈话、从塔鲁季诺给斯塔尔夫人 [1] 写信、读长篇小说、颁发奖章、与彼得堡通信，等等。然而，只有他一个人预见到的法国人的灭亡，才是他心中唯一的愿望。
十月十一日夜里，他一只手支撑着脑袋躺着，思索着这件事。
隔壁房间里响动起来，传来托尔、科诺夫尼岑和博尔霍维季诺夫的脚步声。
“喂，谁在那儿？进来，快进来！有什么新消息？”元帅喊他们。
就在仆人点蜡烛的时候，托尔讲述了消息的内容。
“谁送来的？”库图佐夫问，蜡烛点燃后，他脸上的冷峻严厉的表情让托尔吃了一惊。
“这是无可怀疑的，殿下。”
“叫来，把他叫到这里来！”
库图佐夫坐着，从床上垂下一条腿，大肚子压在另外一条蜷曲着的腿上。他眯起那只能看得见的眼睛，想把信使看得更清楚一些，仿佛想从他的面容中看出他所关心的东西。
“说吧，说吧，亲爱的，”他用低沉的、苍老的声音对博尔霍维季诺夫说，一面掩上胸前敞开的衬衫，“过来，走近点。你给我带来了什么消息？啊？拿破仑离开莫斯科了？真是这样？啊？”
博尔霍维季诺夫首先详细汇报了让他报告的所有情况。
“说，快说，别叫人着急。”库图佐夫打断他的话说。
博尔霍维季诺夫全部讲完后就不说话了，等候指示。托尔刚要说话，库图佐夫打断了他。他想说点什么，但是他突然眯起眼睛，皱起眉头；他朝托尔摆了摆手，朝农舍里对面挂着神像的黑乎乎的角落转过身去。
“主哇，我的造物主！你听到了我们的祷告……”他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声音颤抖着说，“俄国得救了。主哇，谢谢你！”于是他哭了起来。
[1] 法国女作家（1766—1817），与拿破仑不和，1802年起流亡国外，1812年住在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