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放弃并烧毁莫斯科这个比军队不战而退更重要的事件中，拉斯托普钦采取的是与库图佐夫完全相反的做法，我们都认为他是这个事件的领导者。

放弃并烧毁莫斯科不可避免，就像波罗金诺会战后军队不战而退离莫斯科以外一样。

每个俄罗斯人，不必以逻辑推理为根据，仅凭我们和我们祖先内心的感情出发，就可以预料到所要发生的一切。

从斯摩棱斯克开始，俄国所有的城市和村庄，即便没有拉斯托普钦伯爵和他的传单，在莫斯科发生的事件，在那里也发生了。人们漠然地等待敌人的到来，没有骚动，没有惶恐，更没有把谁撕成碎片，人们若无其事地等待敌人的到来，若无其事地等待着自己的命运，自信他们有能力在最危急的时刻找到出路。敌人即将到来时，最富有的一部分居民就抛下财产，独自离开了；而穷人则留了下来，把剩下的东西烧掉、毁坏。

该发生的事总是要发生的，这种意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深藏于俄罗斯人心中，尤其是比预感到莫斯科将被敌人占领更深深地存在于一八一二年俄国莫斯科上流社会人们的心中。有些人七月和八月初就开始搬出莫斯科，这表明他们预料到了这一点。人们带着所能带走的东西，抛下房屋和一半家产，仅带了些便于携带的东西离开，是出于潜在的爱国热情才这样做的，这种爱国热情既不是以华丽的辞藻，也不是以献子救国等不自然的方式来表达，这种爱国热情的表达是不知不觉的、无意的、本能的，因此它总能造成最震撼人心的结果。

“逃避危险是可耻的，只有懦夫才会离开莫斯科。”有人这样对他们说。拉斯托普钦在他的传单里宣传，离开莫斯科是可耻的。他们羞于担个懦夫的骂名，羞于离开首都，然而他们还是离开了，因为他们知道必须这样做。他们为什么离开？不要以为是拉斯托普钦用拿破仑在被征服国家的恐怖行动吓坏了他们。离开的都是些文化人，尤其第一批离开的是有钱人、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很清楚，维也纳和柏林完好无损，当拿破仑占领这些城市时，当地居民与那些风度翩翩的法国人度过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当时俄国人，尤其是女士们对那些魅力无穷的法国人也是崇拜有加的。

他们之所以离开，是因为对俄国人来说，处于法国人统治下的莫斯科是好还是坏，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受法国人统治这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因为最糟糕的事莫过于此。波罗金诺会战之前人们就陆续离开，会战之后跑得就更快了，根本不顾保卫首都的号召，不顾莫斯科总司令宣布的打算抬着伊韦尔小教堂的圣母像去作战，不顾能消灭法国人的大气球，更不顾拉斯托普钦在传单里写的那些荒诞无稽的话。他们知道部队应该打仗，如果部队都打不过，那么他们带着女眷及家仆去三山 [1] 与拿破仑作战也是徒劳的。所以，不管他们多么不愿意把自己的财产留下来毁掉，还是得离开。他们离开时根本没考虑居民们丢下、显然要被烧毁的这座雄伟、富庶的首都有什么不同寻常的意义（一个被遗弃的庞大的木质城市是必然要被烧毁的）；他们每个人都是出于自己的考虑而离开的，与此同时，也正因为他们的离开，才促成了俄罗斯人民引以为荣的伟大事件。那位还是在六月份就带着黑奴和仆从小丑从莫斯科到萨拉托夫省乡下的贵妇，朦朦胧胧地意识到她不愿当波拿巴的奴仆，她担心人们会遵照拉斯托普钦伯爵的命令阻拦她离开，但她无意中却干了一件切切实实拯救俄国的大事。而拉斯托普钦伯爵呢？他时而羞辱离开的人，时而疏散政府机关，时而给一群酒鬼发放毫无用处的武器，时而抬着圣像游行，时而禁止奥古斯丁主教 [2] 往外运圣骸和圣像，时而征集莫斯科所有的私人车辆，时而用一百三十六辆马车运走列比赫制造的气球，时而暗示他会烧毁莫斯科，时而说他烧毁了自己的房屋，给法国人写了一篇檄文，义正词严地指责他们捣毁了他的孤儿院，他时而把烧毁莫斯科的荣耀归于自身，时而又拒绝这一荣耀，时而下令把所有奸细给他抓来，时而又为此骂人，时而把所有法国侨民赶出莫斯科，时而又让法国侨民在莫斯科的中心人物奥伯尔-夏尔玛夫人 [3] 留在城里，而命令把毫无过错、受人敬重的老邮政局长克柳恰廖夫 [4] 抓获并发配流放，时而把老百姓召集到三山去同法国人作战，时而又为摆脱这帮人，让他们杀人而自己从后门溜之大吉，时而说他忍受不了莫斯科的不幸，时而又在纪念册里用法文写自己参与这件事的诗歌 [5] 。这个人理解不了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意义，他只想亲自干出一番事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一番爱国主义的英雄业绩，他像一个顽皮的孩子一样，在放弃并烧毁莫斯科的这件严肃而无法避免的事件中上蹿下跳，使劲用他的小手一会儿向前推，一会儿向后挡那连他自己也一起卷走了的巨大的人民洪流。

[1] 指三山城门区（莫斯科南部）。拉斯托普钦的传单命令人们9月1日去那里“痛击恶魔”。

[2] 奥古斯丁即维诺格拉茨基主教（1766—1819），著名的宗教作家和传道士，1812年代替75岁的都主教普拉东主持莫斯科教区。

[3] 莫斯科时装店业主。后来《俄国档案》出版人巴尔杰涅夫写道：“这个俄国小姐们的勒索人管理拿破仑的伙食，他负责阿尔汉格尔斯克教堂的伙食再合适不过了。她追随着伟大军队的残部，跟它一起灭亡。”当时传说她被哥萨克人打死了。

[4] 克柳恰廖夫（1754—1820），曾任莫斯科邮政局长，在托尔斯泰小说的草稿中他是皮埃尔的一个要好的熟人：“克柳恰廖夫老头儿是一名老共济会员，因此跟皮埃尔很熟。”克柳恰廖夫因儿子的行为受惩罚被赶出莫斯科：小克柳恰廖夫向朋友维列夏金传递父亲机关的外国报纸。

[5] 他的诗是这样写的：我想当个罗马人。法国人叫我野蛮人。俄国人称我乔治·当丹（乔治·当丹是法国作家莫里哀喜剧中的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