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拿破仑之所以同俄国开战，是因为他不能不来德累斯顿，不能不被荣誉冲昏头脑，不能不穿波兰军服，不能不被六月清晨那种催人奋进的氛围所感染，不能不在库拉金和巴拉舍夫面前大发雷霆。

亚历山大之所以拒绝了所有的和谈请求，是因为他觉得他个人受到了侮辱。巴克莱·德·托利 [1] 之所以尽全力指挥军队，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赢得一个伟大统帅的荣誉。罗斯托夫之所以纵马向法国人冲击，是因为他抑制不住要在平坦的田野上跃马驰骋的愿望。同样，所有参加这场战争、但我们未能一一列出的人都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性情、习惯、条件和目的在行事。他们胆怯、虚荣、兴奋、愤怒、夸夸其谈，他们认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也知道是在为谁干，其实他们无意中充当了历史的工具，完成了自己并不清楚，而让我们后人了然的事情。这就是所有当事人无法改变的命运，职位越高越无法自主这种命运。

现在，一八一二年的那些当事人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个人的恩恩怨怨也成为过眼烟云，只有当时的史实还展现在我们面前。

但是，我们假定拿破仑统率的欧洲人命中注定要深入俄国腹地并在那里灭亡，那么参加战争的这些人的自相矛盾、毫无意义的残酷行为，便可以被我们理解了。

是天意驱使所有这些人通过追求个人目的，促成实现了一个严重的后果，而这样的后果是所有人（无论是拿破仑，还是亚历山大，更别说其他的参战者）都始料不及的。

现在我们明白一八一二年法国军队毁灭的原因了。拿破仑法国军队覆灭的原因有二，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其一是他们出征的季节太晚，而且对冬季远征没有足够的准备便深入俄国腹地；其二是烧毁俄国城市并激起俄国百姓的仇恨，这便决定了战争的性质。但当时不仅没人预料到（现在当然看得很清楚），仅由于这些原因就会使八十万世界上最强大、由最优秀的统帅指挥的军队，在同不及它一半强大，而且由毫无经验的将领指挥的俄军一交战，法军就会灭亡；当时不仅没有人预见到这一点，而且俄军的主要精力都花在了阻挠唯一能拯救俄国的事上，法军尽管经验丰富，还有所谓的军事天才拿破仑，但他们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夏末把战线延伸到莫斯科，也就是在做使他们自取灭亡的事。

在有关一八一二年战争的历史著作中，法国作家喜欢说，拿破仑如何感到拉长战线的危险，他如何寻找作战机会，他的元帅们又是如何说服他在斯摩棱斯克停下来，并且引用一些其他类似的论据证明，似乎当时就清楚战役的危险性；而俄国作家们更热衷于说，从战争一开始就有个诱惑拿破仑进入俄国腹地的西徐亚人战争的计划，这个计划有人说是出自普弗尔之手，有人说是出自某个法国人之手，有人说是出自托尔之手，还有人说是由亚历山大皇上本人制订，他们援引了一些记录、方案或信函，其中确实暗示过这种作战意图。但无论是从法国方面，还是从俄国方面，所有预示已发生事情的暗示被公之于世，都是因为事实证明它们是正确的。假如事情不是这样，这些暗示也就被人遗忘了，正如当时成千上万流行的、相反的暗示和预测，后来证明是不对的，便被人遗忘一样。对每一个事件的结局当时都存在很多种预测，无论最后结局怎样，总会有人说：“我当时断言，结果肯定会这样。”他们忘了，在无数的推测中还有完全相反的意见。

所谓拿破仑意识到拉长战线的危险，以及俄国人所说的引诱敌人到俄国纵深，这些预测看来就属于这一类，只不过史学家牵强附会地把一些预测强加到拿破仑和他的元帅们头上，而把另一些计划强加到俄国军事将领的头上罢了。其实所有的事实完全与这种预测相反。俄国人整个战争期间不仅没有故意去引诱法国人到俄国腹地，而且还极力在他们一入侵俄国时就进行阻挡；拿破仑不仅不怕战线过长，而且把自己每推进一步都当作胜利而欣喜若狂，根本不像在先前的战役中那样去寻找决战机会。

战役一开始，我们的军队被冲得七零八落，而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把军队联合起来，尽管军队的联合对于后退和诱敌深入并没什么好处。皇上御驾亲临军营是为了鼓舞士气，激励他们保卫俄国的每一寸土地，而不是为了让他们撤退。按照普弗尔的计划，构筑庞大的德里萨阵地，是不准备继续退却了。每退却一步，总司令都要受到皇上的斥责。别说是烧毁莫斯科，就连撤退到斯摩棱斯克都是出乎皇上意料的，军队联合起来后，皇上因斯摩棱斯克失陷并被烧毁，没有在城下进行一场决战而大为光火。

皇上是这样想的，而俄国将领和所有的百姓一想到我军退到了腹地就更为气愤。

拿破仑把我军切断后便向俄国腹地进军，错过了几个作战机会。八月他到达了斯摩棱斯克，一心想着怎样前进，当然我们现在很清楚，再向前推进对他是有致命危险的。

事实清楚地说明，拿破仑没预见到向莫斯科进军的危险，亚历山大和俄国将领当时也无引诱拿破仑之意，他们想的是完全相反的事。引诱拿破仑到俄国纵深不是按谁的计划（谁都没想到这种可能性），而是由参战人员的谋略、目的和愿望等复杂因素造成的，他们没料到必然会是这样，没料到这是拯救俄国的唯一方法。所有的事情都是无意发生的。战役一开始军队便溃散了。我们努力将其联合起来，只是想参战并遏止敌人的进攻，但在联合过程中尽量避免与强大的敌人作战，不由自主地呈锐角退却，这样我们就把法国人引到了斯摩棱斯克。说我们呈锐角退却，不仅是因为法军在我们两支军队之间挺进，这个角就变得越来越尖锐，我们退得也越来越远，还因为巴格拉季翁讨厌不得人心的德国人巴克莱·德·托利（巴格拉季翁将要受巴克莱·德·托利的指挥），而指挥第二军的巴格拉季翁尽量拖延与巴克莱会合，不想受他的指挥。巴格拉季翁迟迟不会合（尽管所有指挥员的主要目标就是会合），是因为他觉得，在这次行军中，他的军队会置于危险境地，对他最有利的是向左和向南退却，从敌人侧冀和后方袭击敌人，并在乌克兰为自己的军队补足编制。他这样想可能是因为他不想受他所憎恨并比他级别低的德国人巴克莱的指挥。

皇上为鼓舞士气来到军中，由于他的在场并且优柔寡断，再加上大量的顾问和计划都削弱了第一军的战斗力，于是军队退却了。

俄军本打算坚守德里萨阵地，但一心想谋求总司令位置的保鲁奇出乎意料地极力影响亚历山大，于是普弗尔的整个计划就被放弃了，所有的事情交给了巴克莱，但他又不孚众望，所以他的权力也受到了限制。

军队四分五裂，缺乏统一指挥，巴克莱不得人心。这种局面混乱、军队溃散和德国将领的不得人心最终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犹豫不决和逃避作战（假如军队完整，而巴克莱不是统帅的话，我们不可能不战），二是越来越激起人们对德国人的愤怒，爱国情绪也越来越高涨。

皇上终于离开了军队，他唯一的、最合适的借口就是他需要鼓舞两都人民来展开全民战争。这次皇上亲临莫斯科使俄军力量倍增。

皇上离开军队是为了不影响总司令的统一指挥，他希望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没想到军队指挥层却更加混乱和软弱了。贝尼格森、大公和一大群侍从武官仍然留在军中监督总司令的行动，并为他鼓气，巴克莱觉得在这些国王耳目的眼皮底下更受拘束，做决断更为谨慎，所以竭力避免会战。

巴克莱认为应该谨慎行事。皇太子暗示他这是背叛行为，要求他决战。而柳巴米尔斯基、布拉尼茨基和弗洛茨基 [2] 之流对此大肆鼓噪，结果巴克莱以给皇上递交文件为由，把这些波兰高级侍从武官打发到彼得堡，由此与贝尼格森和大公展开了公开较量。

不管巴格拉季翁多么不愿意，军队终于在斯摩棱斯克会合了。

巴格拉季翁坐着轻便马车来到巴克莱的住所。巴克莱一边披挂武装带，一边出来迎接并向级别比自己高的巴格拉季翁报告。巴格拉季翁竭力表现得宽宏大量，尽管级别高，却还听命于巴克莱；但当了巴克莱的属下后，与他的分歧却越来越大了。根据皇上旨意，巴格拉季翁可以亲自向他递奏文。他在写给阿拉克切耶夫的信中说：“尽管这是吾皇旨意，但我与大臣（指巴克莱） [3] 实在无法共事。看在上帝的分儿上，随便把我派到哪里去吧，哪怕让我指挥一个团也行，我实在不能在这里待下去了。整个司令部里全是德国人，俄国人根本无法立足，也不会有任何好处。我衷心想为皇上、为国家尽忠，可实际上，是在为巴克莱效力。我承认，我不愿意！”布拉尼茨基和温岑格罗德之流进一步恶化了总司令之间的关系，结果就更难统一了。他们本打算在斯摩棱斯克向法国军队进攻。派了一名将军去视察阵地，这名将军痛恨巴克莱，他到自己当军长的一位朋友那里待了一天，回去见巴克莱时，把他根本没看到的未来战场说得一无是处。

正当我们为未来的战场争吵不休、钩心斗角时，正当我们寻找法国部队却弄错了他们的方位时，法国军队已与涅韦罗夫斯基师遭遇并到达了斯摩棱斯克城下。

为了保住自己的交通线，应该在斯摩棱斯克出其不意地打上一仗。仗倒是打了，但双方都有上千人的伤亡。

没能让皇上和全国人民如愿，斯摩棱斯克沦陷了。但居民受省长的蒙骗，亲手将城市烧毁，无家可归的居民一心想着自己的损失，燃烧着对敌人的仇恨，朝莫斯科退却，他们为其他俄国人做出了榜样。拿破仑不断前进，我们节节后退，最后促成了打败拿破仑的条件。

[1] 米哈伊尔·巴格达诺维奇·巴克莱·德·托利（1761—1818），俄国元帅（自1814年），祖籍为英格兰。1809年为俄军总司令，1812年在任命库图佐夫之前当了不长时间的总司令。在敌军多次占优势的情况下成功组织了撤退和两军会合。军队里军官和士兵把外国人都称作“德国人”。

[2] 柳巴米尔斯基、布拉尼茨基和弗洛茨基为亚历山大一世的侍从武官、侍从军官和侍从将官。

[3] 1810—1812年，巴克莱·德·托利为俄国军机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