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娜塔莎生病的消息后，病后尚未痊愈、身体虚弱的伯爵夫人便带着别佳和全家人来到了莫斯科。罗斯托夫一家从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家搬到了自己的房子里，在莫斯科彻底住了下来。

娜塔莎的病情十分严重，所幸的是这样一来关于她生病的原因、她的行为以及她与未婚夫解除婚约的事都退到第二位，这对她及亲人倒是件好事。她病得太重了：不吃不睡，明显地在消瘦，不停地咳嗽，医生多次暗示，说她有生命危险。这就叫人不能去想在所发生的这一切中有多少是她的错。应当考虑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帮助她。常有医生来看娜塔莎，又是单独检查又是联合会诊，他们用法语、德语和拉丁语讲了很多，互相指责，开了他们所知道的能治疗各种病症的药方，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想到那个简单的问题，那就是他们不可能知道娜塔莎患的到底是什么病，就像不可能知道一个活人得的任何一种疾病一样；因为每一个活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总是会得自己特有的、新的、复杂的，某种不为医学所知的疾病。不是医学上记载的肺病、肝病、皮肤病、心脏病、神经病等等，而是一种由这些器官的各种病症组成的无数的综合征之一。这个简单的问题医生是想不到的（就像魔法师不可能想到他的魔法会不灵），因为他们一生的事业就是治病，为此他们赚到了钱，为了这个事业他们付出了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不过最主要的是——医生们不可能想到这点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无疑是有用的，对于罗斯托夫一家来说他们确实有用。他们有用不是因为他们让病人吞下大都有害的药物（这种害处不容易察觉，因为有害药物的剂量很小），不过他们之所以有用、必需和不可或缺是因为他们满足了病人和关爱病人的亲人们的精神需求（这就是为什么总会有假郎中、算卦先生、用顺势疗法和对抗疗法看病的医生）。他们满足了人类希望减轻病痛的永恒需求，满足了人在生病痛苦时所需要的同情及行动。他们满足了人类那永远都需要有人在碰伤的地方揉一揉的需求，这点在小孩身上以最原始的形式明显地表现出来。小孩碰疼了，马上跑到母亲或奶妈怀里，为的是让大人亲一亲、揉一揉碰疼的地方，当有人把碰疼的地方亲一亲、揉一揉时，他就会好受些。小孩子不会认为比他有力、比他聪明的人会没有办法减轻他的疼痛。于是减轻疼痛的希望以及母亲在为他揉鼓包时表现出的同情便让他得到安慰。医生们对于娜塔莎的用处在于：他们亲吻并轻揉了她的痛处，让她相信只要马车夫去阿尔巴特街的药房花一卢布七十戈比买回装在漂亮盒子的药粉和药丸，并且不多不少正好每隔两小时用开水给病人冲服这些药粉，一切马上就会好的。

如果没有这些按时服用的药丸、喂给病人的温水、鸡肉饼以及医生吩咐的所有生活细节，索妮娅、伯爵和伯爵夫人除了看着虚弱的娜塔莎日渐憔悴外，他们又能做什么呢？遵守医嘱成了亲人的功课和安慰。这些要求越是严格复杂，对亲人的安慰便越大。如果伯爵不知道为了给娜塔莎治病他已花了好几千并且为了治好她不惜再花几千卢布；如果伯爵不知道要是娜塔莎还不见好，他就不惜再花几千带她去国外，在那里进行会诊；如果他没有机会给人讲述梅蒂埃和费列尔没弄懂病情，而弗里兹弄懂了，穆德罗夫的诊断最准确这些细节的话，那么他该如何承受爱女的病情？要是伯爵夫人不能偶尔因为娜塔莎不完全遵照医嘱而和生病的娜塔莎争吵两句，她还能做什么呢？

“这样你永远都好不了，”她说着，由于气恼而忘记了自己的痛苦，“如果你不听医生的话，不按时服药的话。这可开不得玩笑，你有可能转成肺炎。”伯爵夫人说道，在说出这个不止她一人不懂的病名时她找到了很大的安慰。而索妮娅又能做什么呢，如果她不能高兴地意识到为了能随时准确地遵守医嘱，头三天夜里她一直没有脱过衣服；为了不错过让病人服药（装在那个金色小盒里的害处不大的药丸）的时间，现在她夜里也不睡觉。就是娜塔莎自己，尽管她嘴上说什么药都治不好她，说这一切都是胡闹，她还是很高兴能看到大家为了她做出这么多的牺牲，她很高兴需要在特定的时间服药，她甚至为能用不遵医嘱来表明自己不相信治疗以及不拿生命当回事而感到高兴。

医生每天都来，给她号脉，查看舌苔，尽管她神色沮丧，仍和她开玩笑。可是当他出去进到另外一个房间，伯爵夫人急忙跟过来的时候，便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若有所思地摇摇头说，虽然还有危险，不过他仍把希望寄托于这最后一剂药的效果，应该再等等，观察观察，这病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不过……

伯爵夫人悄悄地把一枚金币塞到医生手里后（自己不去注意，也尽量不让医生去注意这个动作），总是带着宽慰的心情回到病人身边。

娜塔莎的症状表现为少食、少睡、咳嗽，总是毫无生气。医生都说这病不能不治，所以只好让她留在空气沉闷的城里。一八一二年夏天，罗斯托夫一家也就没回乡下去。

虽然娜塔莎吞服了大量的药丸、药水和药粉，爱好收藏的肖斯夫人收集了一大堆装药的盒盒罐罐，虽然缺少了惯有的乡村生活，但青春还是占据了上风：娜塔莎的痛苦开始被以往生活中的种种印象所遮掩，也不再让她总是痛苦地记挂在心头，她的痛苦正在成为过去，娜塔莎的体力也开始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