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的智力难以理解各种现象发生的全部原因。然而寻找各种原因的需求却又深入人的内心。于是人的智力在还没有弄清产生各种现象的条件为数众多而又复杂、其中每一个单独拿来都可以看作是原因的情况下，抓住最先看到的、最容易理解的近似条件并且说：这就是原因。在历史事件中（那里研究的对象是人们的行动），最先被看作近似条件的是神的意志，然后才是那些居于最显要的历史地位的人的意志——历史英雄的意志。但是只要深入了解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实质，也就是参与事件的所有人的活动，那么就会相信，历史英雄的意志不仅仅不能支配群众的行动，而且其自身也常常是被支配的。似乎不管怎样理解历史事件的意义都一样。但是，在那些认为西方各国人民向东方进军是因为拿破仑想这样做的人与那些认为这种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必定要发生的人之间存在的那种差别，就如同那些断定地球稳固地纹丝不动地停在某处而行星绕着它转的人们与那些认为他们虽然不知道地球靠什么支撑、但是他们知道存在着操纵着它以及行星的运动的规律 [1] 的人们之间的差别。除了这个唯一的原因外，历史事件的原因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但是存在着一些支配事件的规律，其中一些是未知的，一些是被我们逐渐摸索到的。只有当我们完全摒弃在某一个人的意志中寻找原因的时候，才能够揭示这些规律，就像只有人们放弃地球固定不动的看法才能揭示行星的运动规律一样。

历史学家们认为，在波罗金诺会战、敌军占领莫斯科、莫斯科被烧毁以后，一八一二年战争中最重要的事件是俄军从梁赞大道向卡卢加大道和塔鲁季诺营地 [2] 运动，即所谓的朝红帕赫拉 [3] 方向的侧敌行军。历史学家们把想出这个绝妙招数的荣耀归到不同的人的名下并且争论它到底该属于谁 [4] 。甚至国外的历史学家，甚至法国的历史学家在谈到这一侧敌行军时也承认俄国统帅高明。可是为什么那些军事作家及其所有追随者都认为这次侧敌行军是某一个人深思熟虑的、挽救俄国而击溃拿破仑的创举——这实在令人费解。确实，难以理解这次侧进的深谋远虑和高明在于何处，因为要想猜想到一支军队的最佳位置（当它未受到攻击时）就是在粮草更多的地方——这无须太动脑筋。每一个人，甚至一个十三岁的笨孩子也不难想到，俄军在一八一二年放弃莫斯科以后最有利的位置就在卡卢加大道。因此，令人不解的是，第一，历史学家们用什么样的推理方法在这次行动中看到了深谋远虑的东西。第二，更难以理解的是，历史学家们何以看到这次行动对俄国人来说是拯救性的，而对法国人来说是毁灭性的；因为这次侧敌行军若在此前、同时和此后发生了其他情况，那么就可能对俄军来说是毁灭性的，而对法军来说是拯救性的。即便自从这次行军完成以后俄国军队的处境开始改善，那么无论如何从中也得不出结论说，这次行动是其中的原因。

这次侧敌行军如果不是与其他一些情况巧合，那么不但带不来任何好处，可能还会毁了俄国军队。要是莫斯科没有烧毁，要是缪拉没有失去俄军行踪的确切消息 [5] ，要是拿破仑不是按兵不动，要是按照贝尼格森和巴克莱的建议俄军在红帕赫拉附近打一仗，那会怎么样呢？如果法军在俄军渡过帕赫拉河以后发起进攻，会怎么样呢？如果拿破仑后来在行至塔鲁季诺的时候，哪怕用他在斯摩棱斯克进攻时的十分之一的兵力攻打俄国军队，那会怎么样呢？如果法国人进军彼得堡，会怎么样呢？……在所有这些假设成立的情况下，侧敌行军的拯救性就会变为毁灭性。

第三，也是最令人费解之处在于，研究历史的人们故意不愿意承认，这次侧敌行军不应该归功于任何个人，从未有人对它有所预见，这次行动就像在菲利 [6] 的撤退一样，事实上从未有人想象出它的全貌，而是一步一步地、一个事件接一个事件地、一个瞬间接一个瞬间地由无数各类条件促合而成的必然结果，只有当它已经完成并成为过去的时候才完完全全地呈现出来。

在菲利的军事会议上，俄军将领大多认为理当直接向后撤退，即沿着下城大路向后撤。对此以下事实可以为证，会议上大多数人都持这种想法，而最重要的则是会后总司令与主管军需食品的兰斯科依 [7] 之间的那场著名的谈话。兰斯科依向总司令报告说，军队给养主要集中在奥卡河沿岸的图拉省和卡卢加省，如果朝下城方向撤退，那么储备的军需品与部队之间将会被宽阔的奥卡河隔断，而初冬时要运送过河是不可能的。这是表明必须放弃原先认为的自然要直接朝下城撤退的想法的第一个征兆。于是军队就取道下城以南，沿着梁赞大道行进，这样就更接近军需储备。后来，不知俄军行踪的法军的按兵不动、对保护图拉兵工厂的考虑、更主要的是靠近自己的军需储备地的好处促使部队更向南面、向图拉大道偏移。在不顾一切地渡过帕赫拉河走上图拉大道以后，俄国军队的将领们想要在波多利斯克停下来 [8] ，没有想过要在塔鲁季诺构筑阵地；但是众多的情况、先前不知俄军踪迹的法国军队的再次出现、作战计划，而重要的还是卡卢加的军需品充足，促使我军进一步向南偏移，取军需品运送路线的中间道路，从图拉大道走上卡卢加大道，前往塔鲁季诺。就像无法回答何时放弃莫斯科这个问题一样，也无法回答何时何人决定转移到塔鲁季诺这个问题。直到部队在不同力量的作用下到达塔鲁季诺以后，那时人们才开始让自己相信他们本来就想这样做，并且早就预见到了。

[1] 托尔斯泰指的是在他生活的时代还存在着的两种不同观点，一种是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玫的地心说，另外一种是哥白尼的日心说。托尔斯泰在《尾声》当中写了上述两种观点之间的矛盾。

[2] 塔鲁季诺是卡卢加省茹科夫卡区的一个村镇，1812年卫国战争期间俄国军队在塔鲁季诺附近设有塔鲁季诺营地。在放弃莫斯科以后，9—10月俄国军队集结在这个营地准备进攻，10月中旬在塔鲁季诺以北俄国军队给拿破仑的先头部队以重创。——译者注

[3] 红帕赫拉位于莫斯科河的支流帕赫拉河河岸，属莫斯科省。——译者注

[4] 叶尔莫洛夫认为侧进的想法是贝尼格森提出来的，波戈丹诺维奇则认为可能是托尔提出的。苏联历史学家认为侧进的计划是库图佐夫亲自制订的。

[5] 库图佐夫离开莫斯科后，先沿梁赞大道退却，1812年9月5日转移到图拉大道，只留下两个哥萨克军团继续沿着梁赞大道撤退，这种给人以假象的机动未被缪拉察觉，拿破仑到了9月中旬才确切知道俄国军队的位置。缪拉（1767—1815），法国军事家，拿破仑一世的元帅（1804年起）。在1812年对俄国的远征中，缪拉指挥一个骑兵军进行前卫作战。拿破仑溃败之后，他负责指挥被拿破仑抛弃的法军残余部队。——译者注

[6] 菲利是当时莫斯科南面的一个小镇，1812年9月俄军在此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库图佐夫做出了放弃莫斯科的决定。当时召开军事会议的房舍于1868年被烧毁，1887年重新修建，从1962年起成为波罗金诺会战博物馆的分馆。——译者注

[7] 瓦·谢·兰斯科依（1754—1831），参政员，1812年战争中主管俄国军队的军需食品部门。

[8] 库图佐夫的部队曾于9月8—9日以波多利斯克为中心构筑防御阵地，最初打算在这里进行一场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