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历史学家说，法国人之所以没能赢得波罗金诺会战，是因为拿破仑得了重伤风，假如他没得伤风的话，他在战前和战斗中发布的命令会更加英明，那么俄国就完蛋了，世界就会是另一个样子。这些历史学家认为，俄国是按照一个人的意志，即彼得大帝的意志建立的，而法国由共和国变成了帝国，法国军队进攻俄国也是按照一个人，即拿破仑的意志行事的，俄国仍然强大是因为二十六日拿破仑得了重伤风，得出这种结论对这些历史学家来说无疑是合乎逻辑的。

如果打不打波罗金诺会战取决于拿破仑的意志，下达某些命令也取决于他的意志，那么很显然，影响他意志表现的伤风就可能成为俄国得救的原因，因此二十四日忘记给拿破仑穿上防水靴的近侍也就成了俄国的救星。顺着这个思路下去该结论是毋庸置疑的，它正像伏尔泰开玩笑（自己也不知在开什么玩笑）地说巴多罗买之夜是因查理九世肠胃失调形成的一样荒诞不经 [1] 。但对于那些不承认俄国是按彼得大帝一个人的意志形成的，不承认法帝国，不承认与俄国的战争是按照拿破仑一个人的意志打起来的，那么这种论断不仅是错误的、不理智的，而且也是违背人的本性的。对于什么是历史事件的原因这一问题也就有了另一个答案，即世界上的事件进程是由更高一层的东西决定的，它取决于参加这些事件的所有人个人意志的巧合，而拿破仑对这些事件过程的影响也仅仅是表面的和虚假的。

有一种假设乍一看很奇特，那就是查理九世下令进行的巴多罗买之夜的屠杀并不是按照他的意志发生的，只不过他觉得这是他命令这样做的；八万人参加的波罗金诺大会战并不是以拿破仑的意志（尽管他下过战斗开始和继续的命令）而发生的，而只是他觉得这是按他命令打的，不管这个假设是多么奇怪，但人的尊严提醒我，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不能超过伟大的拿破仑，但也绝不比他逊色，人的尊严给出这样的答案，而且大量的历史研究也证实了这个假设。

在波罗金诺会战中，拿破仑没向一个人开过枪，没杀死过一个人。这些都是士兵们干的。那么，就等于说杀人的不是他了。

法国部队的士兵来波罗金诺战场屠杀俄国士兵，这不是拿破仑下的命令，而是他们的个人愿望。整个部队，包括法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和波兰人，他们因长途跋涉而饥肠辘辘、衣衫褴褛、疲惫不堪，一看到阻挡他们进入莫斯科的部队，他们就会觉得打开的酒，一定要喝。假如拿破仑现在不让他们与俄国人打仗，他们就会杀了他而去同俄国人干仗，因为他们必须这样做。

当他们听到拿破仑的命令，说子孙后代会因他们曾参加过莫斯科城下的战斗作为他们伤残和死亡的慰藉时，他们喊：“皇帝万岁！”就像他们看见小男孩在棒球游戏中用球杆捅地球的画像时高喊“皇帝万岁”一样，这也跟人家对他们说的任何废话他们都要喊“皇帝万岁”一样。他们除了喊“皇帝万岁”，并为了在莫斯科以胜利者的身份得到食物和住处而去打仗外无事可做。那么他们并不是按拿破仑的命令杀害自己的同类。

指挥战斗进程的也不是拿破仑，因为他的战斗命令一点也没执行，战斗过程中他也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那么这些人是怎样厮杀的就不是出自拿破仑的意志，而是与他无关，是按参加这个共同事件的几十万人的意志在行事。只是拿破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按他的意志发生的。因此，拿破仑得没得伤风对历史的影响并不比最无足轻重的辎重兵是否得了伤风更重大。

有些作家说，好像是由于拿破仑的伤风，战时他的部署和各项命令才不如以前的好，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更加说明，八月二十六日拿破仑的伤风毫无意义。

我们上面摘抄的作战部署并不比以前所有赢得胜利的命令逊色，而是更好。他在战斗中臆造出来的命令也不比平日的差，而是跟平常的一样。然而这些命令只是让人觉得比以前逊色，那是因为波罗金诺战役是拿破仑输掉的第一场战役。所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最完善的部署和命令，如果按照它打了败仗，那就让人觉得它是糟糕的，每一个军事学家都会一本正经地批评这个命令，而最糟糕的部署和命令，一旦按照它打了胜仗，都会是好命令，态度严肃的人们会写出许多书来论证这些坏命令的优点所在。

魏罗特尔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制定的命令是这类完美命令的典范，但照样有人批评它，批评它过于完美，过于详尽。

拿破仑在波罗金诺会战中很好地，也可以说比以往的战役更好地履行了他作为权力代表的职责。他没做任何对战役进展有害的事，他倾听更明智的意见，他没有自相矛盾，没有思维混乱，没害怕，更没临阵逃跑，而是以自己的战斗经验和行事分寸当之无愧地、平静地扮演了自己貌似统帅的角色。

[1] 1572年8月23日夜（圣巴多罗买节前夜）对胡格诺派教徒（新教徒）进行了残酷的大屠杀，史称“巴多罗买之夜”。伏尔泰在其哲理小说《切斯特菲尔德伯爵的耳朵和神父古德曼》中讲了这一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