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军队的人数在按照数学的等差级数逐渐减少。渡过别列津纳河的战斗曾经被大肆渲染，事实上它只不过是消灭法国军队的诸多中间阶段的战役中的一次，根本不是整个战争中一次决定性的战役。如果说关于别列津纳河一战过去和现在都予以大量描绘，那么从法国人方面来说，是因为在别列津纳河的断桥上，法国军队此前连续遭遇到的各种灾难，突然集中在同一时刻一起发生了，并且形成了留在所有人的记忆中的悲惨景象。从俄国人方面来说，大肆议论和描写别列津纳河一战，只是因为在远离战场的地方，在彼得堡制订了（也是普弗尔 [1] 制订的）要在别列津纳河上让拿破仑落入战略陷阱的计划。大家确信，一切都将准确无误地按计划进行，因而坚持认为正是渡过别列津纳河的战斗摧毁了法国人。实际上，渡过别列津纳河的战斗的结果对损失了一些武器和人员的法国人造成的危害远远小于克拉斯诺耶战役，统计数字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渡过别列津纳河时的战斗的唯一意义在于，这一战显而易见而又毫无疑问地证明，所有切断敌军的计划都是错误的，而库图佐夫和所有部队（广大群众）所要求的唯一可能实现的行动方式——只跟踪敌人——是完全正确的。大群法国人不断加快速度逃跑，为了达到目的竭尽了全部力量。他们像受伤的野兽一样奔跑，无法在路上停下来。能证明这一点的，与其说是渡河的安排，还不如说是桥上发生的情形。当几座桥断裂 [2] 时，没有武器的士兵们、法军车队里的莫斯科居民和一些带小孩的妇女——所有人都受惯性的影响不投降，而是朝前跑到船上，跳进冰冷的河水中。
这种朝前跑的愿望是合情合理的。因为逃跑的人和追赶的人的境况都同样糟糕。和自己人在一起，每个人在遭难时还可以指望伙伴们的帮助，指望保持在自己人当中的一定地位。要是投降了俄国人，他还是会处于同样的困难境地，可是在分配生活用品时他必然会被排在最后。法国人不需要确切的情报就已经知道，他们有一半的俘虏已经冻死和饿死，尽管俄国人想拯救他们，但却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才好；他们觉得，事情只能是这样。最富有同情心的俄国长官和对法国人有好感的人，甚至在俄军中服役的法国人，也都无法为俘虏做点什么。毁了法国人的是俄国军队也正经受着的那种灾难。不可能从饥饿的、还有用的士兵手中夺走面包和衣服，送给那些不是有害的、不是可恨的、也不是有罪的、只不过是无用了的法国人。有些人是这样做了，但这仅仅是极少数的例外。
后面是死路一条，前面才有希望。已经没有退路了，除了一起逃跑以外没有别的活路，于是法国人的全部力量就用在了这种一起逃跑上。
法国人越往前跑，其残余部队的处境就越悲惨，在根据彼得堡的计划寄予厚望的别列津纳战役之后尤其如此，俄国军官们互相指责，尤其责怪库图佐夫的不满情绪也就更加强烈。他们认为彼得堡制订的别列津纳计划的失败必然要归咎于他，因而对他的不满、蔑视和嘲笑就表现得愈来愈激烈。蔑视和嘲笑自然是以恭恭敬敬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就使得库图佐夫无法质问责怪他什么和为什么责怪他。他们和他谈话时极不认真，在向他报告和请他批示时，做出履行令人沮丧的仪式的样子，在他背后则挤眉弄眼，时时处处都设法欺骗他。
所有这些人，正因为他们不能理解他，所以就认为和这个老人无话可说；认为他永远不会明白他们各项计划的深刻意义；也认为他只会用那些关于金桥和不能率领一群流浪汉打到国外去等等此类空话（他们认为这些都只是空话）来回答他们。所有这些话他们早都从他那里听到过了。他所说的一切，例如，需要等待给养，士兵们没有靴子，这一切都是如此简单，而他们建议的一切都是复杂而明智的，在他们看来显而易见的是，他已经又糊涂又老，而他们却是没有当权的天才统帅。
尤其是与杰出的海军上将和彼得堡的英雄维特根施泰因的军队会师 [3] 之后，这种情绪和司令部的流言蜚语都达到了顶点。库图佐夫看出了这一点，他只是叹着气，耸了耸肩膀。只有一次，就是在别列津纳战役后，他十分恼怒，给单独向皇上打报告的贝尼格森写了如下一封信 [4] ：
鉴于阁下病发，请阁下见此信后即刻前往卡卢加，听候皇帝陛下的旨意和任命。
但是打发走贝尼格森之后，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亲王来到了军队 [5] ，他在战争初期参过战，后来被库图佐夫调离军队。现在亲王来到军中告知库图佐夫，皇上对我军战绩不佳、行动迟缓不满，皇上本人近日打算亲自到部队来。
库图佐夫这位老者，在宫廷里的事情上像在军事上一样经验丰富，他在这年八月违背皇上的意愿被选为总司令，就是他把皇储和亲王调离部队，也是他运用自己的权力违背皇上的旨意下令放弃莫斯科，正是这个库图佐夫此时立刻明白了，他的时代结束了，他的角色演完了，他手中的这种虚假的权力已经不复存在。他不单单是依据宫廷的态度明白了这一点。一方面，他看到他在其中扮演着角色的军事活动已经结束，因而感到他的使命已经完成。另一方面，就在此刻，他感到自己那衰老的身体十分疲惫，需要休息。
十一月二十九日，库图佐夫进入了维尔诺——像他说的那样，到了亲爱的维尔诺。库图佐夫曾两次担任过维尔诺总督 [6] 。在富饶的免遭战火破坏的维尔诺，库图佐夫除了找到了他久已失去的舒适的生活条件以外，还找到了一些老朋友和对往事的回忆。于是他突然抛开所有的军事上和政务上的操心事，尽可能沉浸在平稳的、习以为常的生活中，尽量不受他周围激烈争吵的打扰，仿佛历史领域中正在发生的和已经发生的事情都与他毫无关系。
奇恰戈夫是最强烈地主张切断和拦截敌军的人之一，奇恰戈夫曾想要先到希腊，然后要到华沙去牵制敌人，却无论如何都不想去派他去的地方。奇恰戈夫以敢于向皇上进言而闻名，他认为库图佐夫曾受过他的恩惠，因为他在一八一一年被派去在没有库图佐夫参与的情况下与土耳其签订和约，当他确信和约已经签好后就在皇上面前说，缔结和约的功劳属于库图佐夫，就是这位奇恰戈夫第一个在库图佐夫将要进驻的维尔诺的城堡门前迎接了他。奇恰戈夫身着海军文官制服，佩着短剑，腋下夹着军帽，递给库图佐夫一份军事报告和城门的钥匙。那种年轻人对一个老糊涂的貌似恭敬实则轻蔑的态度在奇恰戈夫的整个言谈举止中充分地表现出来，因为他已经知道库图佐夫受到了责难。
库图佐夫在和奇恰戈夫谈话时顺便告诉他，他在博里索夫被抢走的那几车餐具完好无损，将要还给他。
“您是想对我说，我连吃饭用的用具都没有了。……恰恰相反，就是您要马上举行宴会，我也完全能够提供全部餐具。”奇恰戈夫突然面红耳赤地说，他的每一句话都在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因此推测库图佐夫也很在意这些话。库图佐夫露出了含蓄的、能洞察一切的微笑，他耸耸肩回答说：“我想说的只是我刚才说过的话。”
在维尔诺，库图佐夫违背皇上的意志，让大部分军队停了下来。据库图佐夫周围的人说，他此次在维尔诺逗留期间显得精神异常萎靡，体力十分衰弱。他不愿意过问军中事务，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手下的将军们去办，过着闲散的生活，等着皇上的到来。
皇上及其随行人员——托尔斯泰伯爵、沃尔孔斯基公爵、阿拉克切耶夫等人，于十二月七日离开彼得堡，十二月十一日抵达维尔诺，并乘坐旅行雪橇直接驶往城堡。尽管天气寒冷，但是仍有一百多位穿着礼服的将军和司令部军官以及谢苗诺夫团的仪仗队在城堡门前迎候。
一位信使乘坐由三匹浑身冒汗的马拉的马车在皇上之前来到城堡前，他高声喊道：“皇上驾到！”科诺夫尼岑跑进门廊，向在门房的小屋里等候的库图佐夫报告。
一分钟后，库图佐夫这位肥胖高大的老人身穿礼服，胸前挂满各种勋章，腰间束着武装带，摇晃着走下台阶。他戴上两侧有遮檐的帽子，手里拿着手套，侧着身子吃力地往台阶下面走，下了台阶后，他把准备呈给皇上的报告拿到手里。
人们跑来跑去，低声说话，又有一辆三驾马车飞奔着驶过去以后，接着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那辆渐渐驶近的雪橇上，已经看得见坐在上面的皇上和沃尔孔斯基的身影了。
根据五十年来的习惯，老将军看到所有这一切便感到不安；眼下他小心急促地摸摸自己身上，正了正帽子，就在皇帝下雪橇的那一刹那，他抬起眼睛，立刻打起精神，挺直身子，把报告递了上去，开始用他那从容不迫、奉承巴结的声音说起话来。
皇上迅速地把库图佐夫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了一番，皱了皱眉头，但是他立即克制住自己，走了过来，张开双臂拥抱了老将军。由于这一拥抱符合他多年的习以为常的印象和他的心意，于是它又像往常一样对库图佐夫起了作用：他抽泣了一声。
皇上向军官们和谢苗诺夫团的仪仗队问好，然后再一次握了握老人的手，和他一起朝城堡走去。
皇上等到和元帅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表达了对追击敌人行动缓慢、对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津纳所犯错误的不满，讲了自己未来的出国远征的设想。库图佐夫既不提出异议，也不发表意见。七年前在奥斯特利茨战场上听皇上的命令时的那种顺从和茫然的表情，现在又出现在他的脸上。
当库图佐夫走出书房，迈着沉重蹒跚的步子，低着头在大厅里走着的时候，有个声音叫住了他。
“殿下。”有人说道。
库图佐夫抬起头，久久地看着托尔斯泰伯爵的眼睛，伯爵正手托一个装着什么小东西的银盘站在他面前，库图佐夫好像不明白要他做什么。
突然他似乎想起来了：一丝勉勉强强能看得出来的笑容在他的胖脸上一闪而过，于是他恭恭敬敬地俯身拿起了银盘上的东西。这是一枚一级乔治勋章。
[1] 普弗尔（1757—1826），德国军人，后加入俄国军队，深得亚历山大一世的信赖，曾制订1812年俄国反对拿破仑战争的作战计划。——译者注
[2] 1812年11月17日早晨，在法军残部渡过别列津纳河以后，法国将军艾博莱下令将桥烧毁。
[3] 1812年11月15日，海军上将奇恰戈夫指挥的多瑙河军和维特根施泰因指挥的军队在鲍里索夫镇会师。
[4] 1812年11月15日在前往别列津纳追击敌军的路上库图佐夫给贝尼格森写了这封信。
[5] 库图佐夫被迫于1812年11月15日下令将近卫军、格拉纳达军以及两个胸甲骑兵师划归亲王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指挥。
[6] 库图佐夫于1799—1801年和1809—1811年担任立陶宛总督时驻在维尔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