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公爵刚目送普弗尔走出房间，贝尼格森伯爵便匆匆走了进来。他朝博尔孔斯基点了点头，边走边给副官做着什么指示，停也没停便进了书房。皇帝随后就到，因此贝尼格森赶在前面，以便能有所准备，好迎接皇帝。车尔尼雪夫和安德烈公爵来到门口台阶。皇帝下了马，一脸倦容。保鲁奇侯爵热切地给皇帝说着什么，皇帝侧首听着，表情很不满意。皇帝移步前行，看来是想结束谈话，可这位激动得面红耳赤的意大利人却忘了礼仪，跟在皇帝身后继续说着：“关于那个建议构筑德里萨营地的人……”此时皇帝已经上了台阶，看见安德烈公爵，便注视着这张陌生的面孔。

“陛下，关于那个建议在德里萨构筑营地的人，依我看，他只有两个地方可去：疯人院或者绞刑架。”没等他讲完，也好像是没有听见这个意大利人的话，皇帝认出了博尔孔斯基，亲切地对他说：“很高兴见到你，去他们那里等会儿我。”皇帝进了书房。跟他进去的有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康斯基公爵和施泰因男爵，他们进去后门关上了。有了皇帝的允许，安德烈公爵便和早在土耳其便认识的保鲁奇一起进了要开会的客厅。

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康斯基担任着相当于御前参谋长一职。沃尔康斯基从书房里出来，进了客厅，把带来的地图摊到桌上。他提了几个问题，想听听与会各位先生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事情是这样的：夜里得到消息说，法军在包抄德里萨营地（后来证实该消息是假的）。

第一个开口的是阿姆菲尔德将军，他出人意料地提出一个全新的、无法解释的（只能用他想以此来表明他也有自己的看法来解释）方案来摆脱目前的困境：在彼得堡大道与莫斯科大道方向构筑阵地，按照他的观点，部队应该在那里集结待敌。看来阿姆菲尔德的这个计划早就拟订好了，他现在提起它并不是为了回答沃尔康斯基的问题（这个计划并不针对他的问题），而只是要利用这个机会把它说出来。在不了解战争将具有什么性质的情况下，人们有充分理由做出千百万条这样或那样的建议，这条建议就是其中之一。一些人对他的意见提出异议，另一些人则表示支持。年轻的上校托利对这位瑞典将军的意见反驳得最为激烈，在争论的过程中他从侧兜中掏出一个写满字的本子，请求大家允许他读一读。托利在其详尽的笔记中提出一个与阿姆菲尔德和普弗尔完全不同的作战计划。保鲁奇反对托利，他提出向前推进的进攻方案，按他的话说，这是唯一能带我们走出目前的陷阱（他如此称呼德里萨营地）、摆脱情况不明的办法。在这些争论中普弗尔和他的翻译沃尔佐根（他在宫廷中的桥梁）一言未发。普弗尔几次轻蔑地哼着鼻子，转过头去，表明他绝不会降低身份去反驳这些废话。不过当主持讨论的沃尔康斯基公爵叫他阐述一下自己的看法时，他只说：“问我干什么？阿姆菲尔德将军提出了一个将后方完全暴露的出色建议。或者这位意大利先生提出的进攻策略，这很好哇！或者退守，也不错。那还问我干什么呢？”他说：“诸位可都比我更清楚。”不过当沃尔康斯基皱着眉说他是代表皇帝在问他的意见时，普弗尔站了起来，突然来了精神，“一切都搞砸了，都弄混了，都想比我高明，现在却又跑来找我该怎么纠正，没什么可纠正的。一切都应该照我阐述的原则一丝不差地去执行就是了，”他用瘦骨嶙峋的指头敲着桌子说道，“有什么困难？胡说，小孩子把戏嘛。”他走到地图跟前，用干巴巴的手指戳着地图飞快地说了起来，想证明任何偶然情况都不会改变德里萨营地的合理，一切都考虑到了，如果敌人真的迂回包抄，它必将灭亡。

保鲁奇不懂德语，就用法语问他。沃尔佐根走上前去帮助自己的上司（他的法语不好），给他翻译普弗尔的话，勉勉强强能跟得上他。普弗尔快速地证明说，一切——不仅是已发生的一切，包括有可能发生的一切，在他的计划中都预料到了，如果说现在出现了困难，那么所有过失都在于计划没能得到准确的执行。他不停地嘲笑，反复地证明，最后终于轻蔑地停止了自己的证明，就像数学家不再用各种方法去验证已被确证的题目一样。沃尔佐根继续用法语阐明他的思想，偶尔问普弗尔说：“是不是这样，阁下？”普弗尔就像一个在战斗中杀红了眼的人打起自己人来了，朝沃尔佐根生气地喊道：“好了，还有什么可解释的？”保鲁奇和米绍两人用法语向沃尔佐根发难。阿姆菲尔德用德语问普弗尔。托利用俄语为沃尔康斯基解释。安德烈公爵听着这些，默默地观察着。

在这些人中间最能引起安德烈公爵同情的是那个凶巴巴的、果断而又自信得不可理喻的普弗尔。显然，他是所有在场人中唯一不为自己谋求什么、不对任何人抱有恶意的人，他只希望一点：把按照他多年心血得出的理论制订的计划应用于实际。他是可笑的，他的嘲讽也令人不快，不过同时他对思想的无限忠诚又令人尊敬。此外，除了普弗尔，其他所有发言人的言论都有着一八○五年军事会议上所没有的共同特征，那就是对拿破仑天才的恐慌，虽然大家都在掩饰这种情绪，但它在每个人的发言中都流露出来了。在他们看来，对于拿破仑来讲一切都是可能的，他会从所有方向发起进攻，彼此用这个可怕的名字来推翻对方的假设。似乎只有普弗尔认为，拿破仑也像一切反对他的理论的人一样是野蛮人。不过除了尊敬之外，安德烈公爵还觉得普弗尔很可怜。从众朝臣对他讲话时的语气，从保鲁奇能在皇帝面前说出的话，主要还是从普弗尔本人脸上流露的某种绝望表情来看，显然大家都知道他离失势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他自己也感觉到了这点。虽然他很自信，有着德国人的那种喋喋不休的讽刺，但是他那梳理整齐的鬓角和脑后翘起的一绺绺头发的样子还是很可怜。看来，对于能在大规模实验中检验，并向全世界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的唯一机会从他身边溜走这件事，他感到很绝望，尽管他在用愤怒和轻蔑掩饰这一点。

讨论进行了很久。讨论得越久，争吵便越发激烈，达到了大喊大叫、人身攻击的程度，因而就越不可能从发言中达成任何共识。安德烈公爵听着这些不同语言的发言，这些假设、计划、反驳和叫喊，对大家说的话感到很惊讶。在他的军旅生涯中早就形成，而且经常出现在脑子里的想法——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军事科学，因而就没有所谓的军事天才——现在对于他来讲显然获得了完全的真理性。“在环境和条件尚不清楚也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在作战力量无从确定的情况下，还能有什么理论和科学呢？”谁也不能事先就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一天之后我军和敌军会处于什么样的状态，谁也不可能知道这支或那支队伍的力量。有时候，前面的人不是叫喊着“我们被切断了”然后去逃命的胆小鬼，而是一个快乐、勇敢的人喊着“乌拉”，那么五千人的队伍抵得上三万人，就像在申格拉本附近一样；而有时五万人却在八千人面前狼狈逃窜，就像奥斯特利茨那次。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什么科学？实际的情况是，任何事都无法确定，一切都取决于无数条件，这些条件的意义在特定的时刻才被确定下来，而对于这个时刻的到来谁都无法事先知道。阿姆菲尔德说我们的部队被切断了，而保鲁奇说我们令敌军腹背受敌；米绍说德里萨营地的不合理在于它背后是河流，而普弗尔说这正是它的威力所在。托利提出一个方案，阿姆菲尔德提出另一个；所有计划都好，又都不好，所有情况的好处只有在事情发生的那一刻才见分晓。那么为什么大家都谈论“军事天才”呢？难道天才就是那个按时命令运来粮草，叫这个往左，叫那个往右的人吗？只因为一些军事家有着权力和光环，一大群无耻之徒便趋炎附势，把他们本不具备的天才品质加在他们身上，便称他们为天才了。正好相反，我所知道的优秀将军们，都是一些傻里傻气或漫不经心的人。巴格拉季翁最为出色，拿破仑本人都承认这一点。还有波拿巴本人！我还记得在奥斯特利茨战场上他那副扬扬得意的傻相。一位好的统帅不仅不需要有天才和其他一些特殊的品质，而且正相反，他应当缺乏那些人类最美好的品质——爱，诗意，柔情，钻研哲理的怀疑态度。他应该头脑简单，坚信自己所做的都是非常重要的（不然他就会缺少耐心），只有这样他才能成为勇敢的统帅。上帝保佑，如果他是一个正常的人，那么他就会去爱什么人，会有怜悯之心，会去思考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当然，自古以来就为他们编造了天才的理论，因为他们有权力。军事活动中取得成绩的功劳并非取决于他们，而是取决于队伍中喊着“完了”或是“乌拉”的那个人。那么只有在这样的队伍中你才可以满怀自信地服役，相信你是有用的！

安德烈公爵一边听着讨论一边这样想，当保鲁奇叫他时他才缓过神来，这时大家已散开了。

第二天，在阅兵时皇帝问安德烈公爵希望在哪里服役，这次安德烈公爵永远失去了在宫廷内发展的机会，因为他没有请求留在皇帝身边，而是请求到部队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