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八一二年和一八一三年，人们公开指责库图佐夫犯了错误。皇上对他也很不满意。在不久前遵照最高旨意编写的史书中说，库图佐夫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宫廷骗子，他惧怕拿破仑的名字，他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津纳犯下的错误致使俄国军队失去了获得完全战胜法国人的荣誉 [1] 。

这样的命运不是伟大人物的命运，不是俄国有头脑的人们承认的那些伟人的命运，而是那些领悟了上帝的旨意并让个人的意志服从于上帝意志的少见的、总是孤独的人的命运。群众则用憎恨和蔑视来惩罚这些彻悟了最高法则的人。

对俄国历史学家而言——说来令人奇怪和可怕——拿破仑只不过是历史上的微不足道的工具，无论在何时、何地，甚至在流放期间他也没有表现出人格尊严，然而却成了赞扬和钦慕的对象，他们说他伟大。而库图佐夫这个在一八一二年的活动中从始至终、从波罗金诺到维尔诺一言一行从未改变初衷的人，是历史上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和洞察当前事件的深远意义的非凡的典范——在他们眼中却面目模糊而又微不足道，在谈到库图佐夫和一八一二年的时候，他们总觉得好像有点耻辱似的。

然而，很难想象有这样的历史人物，他的活动如此始终如一地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很难设想哪一个目标会比这个目标更可贵和更符合全体人民意愿。更难以在历史上找出另外一个例子，来说明某一历史人物给自己制定的目标能够像库图佐夫在一八一二年全力以赴去实现的那个目标那样完全得以实现。

库图佐夫从来不说四千年的历史从这些金字塔上看着你们之类的话，不谈他为祖国做出的牺牲，不谈他想要做或者已经做了的事：他根本不谈自己，不装腔作势，总是让人觉得他是一个最普通和最平凡的人，说的也都是最普通和最平凡的事。他给女儿们和斯塔尔夫人写信，读小说，喜欢和漂亮的女人交往，与将军、军官和士兵开玩笑，从来不反驳那些想要向他证明些什么的人。比如说，拉斯托普钦伯爵在雅乌兹桥上骑马来到库图佐夫跟前，责问是谁在莫斯科陷落中犯下了错误，他说：“您不是保证过不经战斗绝不放弃莫斯科的吗？”库图佐夫答道：“不经过战斗我是不会放弃莫斯科的。”虽然那时莫斯科已经被放弃。再比如，阿拉克切耶夫奉皇上之命前来，说应当任命叶尔莫洛夫为炮兵司令，库图佐夫就答道：“是的，我刚才也说过了这件事。”虽然他在此前的一分钟里讲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当时只有他一个人理解事件的全部巨大意义，他周围全是些头脑不清的人，因此拉斯托普钦伯爵把首都的灾难归咎于自己或者是归咎于他，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至于任命谁担任炮兵司令，就更不会让他感兴趣了。

他不仅在这些场合下这么说，这个老人的生活经验使他确信，思想以及表达思想的语言并不是人们行动的推动力，所以他总是说一些毫无意义的话，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然而，正是这个说话如此随便的人，在他的全部活动中没有说过一句不符合他在整个战争期间所要达到的那个唯一的目标的话。显然，他怀着深信不为人们所理解的沉重心情，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中不由自主地多次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从波罗金诺战役开始，他就与周围人有了分歧，只有他一个人说，波罗金诺战役是一个胜利，而且一直到临终前，他在口头上、在所有报告中、在所有战斗总结中都反复这样说。只有他一个人说，失去莫斯科不是失去俄国。他在答复洛里斯通的和谈建议时说，和谈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人民的意愿；只有他一个人在法国人撤退时说，我军的一切行动都没有必要，一切听其自然会比我们所期望的更好，要给敌人搭一座金桥，无论是塔鲁季诺、维亚济马还是克拉斯诺耶等地的战役都没有必要，应当在追到边境时还有点实力，他不会用十个法国人换一个俄国人。

只有他，这位宫廷大人物，这个被描绘成为取悦皇上而向阿拉克切耶夫撒谎的人，只有他，这位宫廷大人物在维尔诺不顾引起皇上的反感说，境外继续作战是有害无益的。

但是，仅凭言辞还不足以证明他在当时就理解了事件的意义。他的行动未曾有过丝毫的偏离，始终都是为了实现同一个既定的目标，这个目标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竭尽全力和法国人作战；第二，要战胜他们；第三，把他们赶出俄国，并尽可能减轻人民和军队的痛苦。

就是这个库图佐夫，这个以“忍耐和时间”为座右铭的做事慢条斯理、一向反对急躁行动的人，他在发动波罗金诺战役时以前所未有的严肃态度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也就是这个库图佐夫，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开始前就说肯定会失败，而在波罗金诺尽管将军们都认为那次战役失败了，尽管在历史上还未曾听说过军队打了胜仗后还要撤退的先例，但是只有他与所有人的意见相反，一直到死都坚持认为波罗金诺战役是一次胜利。只有他一个人在法军整个撤退期间都坚决主张不进行当时已经毫无益处的战斗，不发动新的战争，也不跨过俄国边界。

只要不把十几个人头脑中的目标说成是群众行动的目标，那么现在要理解事件的意义就很容易了，因为整个事件及其后果都已经摆在了我们面前。

但是当时这位老人怎么会与所有人的意见相反，能够判断出而且如此准确地判断出事件的人民性的意义，并因此在整个活动过程中一次都没有改变过这种看法呢？

这种彻悟所发生事件的意义的非凡能力，源自他心怀十分纯洁和强烈的人民感情。

正是承认他怀有这种感情，人民才会以如此奇特的方式违背沙皇的意愿，选择他这个不得宠的老头子作为人民战争的代表。也正是这种感情使他达到了最完美的人性的高度，因此他这位总司令的全部精力才不是用来屠杀和消灭人们，而是用来拯救和怜悯他们。

这个朴实、谦虚并因此而真正伟大的人物，无法纳入到史学构想出来的那种主观臆断地掌控着人民的欧洲式英雄的虚假模式中去。

对于奴才而言，不可能存在伟大的人物，因为奴才对伟大这个概念有自己的理解。

[1] 见波格丹内奇所著的1812年的历史中对库图佐夫的评述及关于克拉斯诺耶战役不能令人满意的论断——作者注波格丹内奇（1805—1882），俄国陆军少将，军事历史学家，曾编撰《1812年卫国战争史》一书，于1859—1860年出版。——译者注